中共“九大” 軼事

　　【內容提要】

　　不正常的代表“推選”

　　報告兩易其稿

　　極為嚴格的保密工作

　　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與毛澤東一樣得全票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1521名代表出席會議，代表了全國2200多萬黨員。此時，距離上次代表大會──中共八大的召開已經有將近13個春秋了。而按照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顯然，九大的召開拖延得太久了。

　　為什麼不按照黨章的規定盡早召開黨的九大？這主要是由當時黨和國家的政治局勢決定的。1956年秋召開的中共八大，對三大改造完成后的我國主要矛盾做了科學判斷，黨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然而，這一正確的判斷和方針政策卻沒有堅持和貫徹下去。相反，黨的指導思想卻逐漸“左”傾。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左”的錯誤蔓延開來，后經過“四清”運動，加上當時國際國內因素的影響，“左”的思潮達到了一個巔峰，終於引發了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樣一場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運動的沖擊下，各級黨委先后被推翻，許多黨員干部被審查，基層的黨組織停止了活動，絕大多數黨員也被剝奪了參加組織生活的權利，在這樣一個極不正常的氛圍下，當然無法召開黨的代表大會。

　　另外，在此期間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盤。在一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時，江青揭開了其中奧秘：開會的時機要有利於“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什麼這麼說呢？原來，按照江青等人的邏輯，以劉少奇為首的所謂“叛徒”、“內奸”、“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都是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而這些人一般資格很老，都是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如果不經過“文化大革命”而直接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他們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將進入下一屆的中央委員會，甚至還會留在黨的核心領導機構。而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一個個老干部都被斗倒批臭，就不會參加九大了。清除了江青之流的眼中釘、肉中刺，再召開九大，進入中央的自然都是所謂“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了。這是江青對遲遲不召開九大的辯解之辭，自然不值一駁，但他們的險惡用心，卻可見一斑。

　　經過幾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滌蕩”，到了1968年，全國各省（除台灣）、市、自治區已經相繼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文化大革命”已經深入下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先后被打倒，反反復復的社會大動亂有了平靜下來的趨勢，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的條件似乎也已經具備，毛澤東和黨中央開始為會議做了一系列的准備工作。所以，直到1969年的4月，遲到的九大才極不正常地拉開了帷幕。

　
　不正常的代表“推選”

　　按照黨章規定，黨的代表大會的代表應該由基層黨組織選舉產生。而九大則不然。由於當時各級黨委被打倒，都沒有恢復或建立，黨員也無法參加組織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選舉產生。當時採取的辦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會的核心小組協商推薦代表，實際上幾乎完全是由幾個核心小組成員說了算，點了誰誰就是黨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黨員的人也會 “突擊入黨”，成為黨的代表。九大召開之前，張春橋有一句“名言”：“ 要讓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革命派’入黨，成為黨的新鮮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黨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說：“首先是要吸收一批優秀的造反派入黨，這就是說，頭一個條件必須是造反派……第二個條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選優秀的。”在這樣的標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總司”司令、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經過選舉，便被認定為九大代表。更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造反派頭頭陳阿大甚至在還不是黨員的情況下，就被“內定”為九大代表。為了讓陳阿大盡快入黨，張春橋和姚文元親自到良工閥門廠，召開整黨建黨座談會，動員陳阿大入黨。從寫入黨申請書，到被發展入黨，還不到10天時間。陳阿大入黨不到兩個月，便由張春橋在“上海市中共九大代表名單”上填上了名字，這也創下了一個紀錄。從陳阿大入黨到當上九大代表的速度太快了，以至於他們連讓陳阿大填寫入黨志願書這件事都忘記了，直到他當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別人代筆補填了入黨志願書。更為可笑的是，不知是由於“工作”太忙還是自己疏忽，陳阿大的入黨志願書竟然沒有交給黨組織，直到他鋃鐺入獄，才被公安人員從他的抽屜裡發現。

　　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標准之下，九大選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並不是由各級黨組織選舉產生，而是在所謂“民主協商”和“聽取群眾意見”之后推選出來的。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機把他們幫派體系內的許多人塞進九大代表名單中，造成了九大在組織上的嚴重不純。

　　報告兩易其稿

歷次黨代會最重要的內容莫過於政治報告的發布了，它往往代表了中央對形勢的判斷和對未來的規劃，所以，起草政治報告被作為歷次代表大會最重要的准備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視，九大也不例外。陳伯達是黨內的大筆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文採極好，歷史上也寫了不少重量級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來，他在推行“左”傾理論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就是出自他的手筆。陳伯達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器重，起草過許多重要的文件，這次起草九大報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張春橋和姚文元自從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視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索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來，也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一路走紅，作為黨內筆杆子的“新秀”，實力也不容小覷。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就落到了這3個人的頭上。

　　由於預定由林彪在黨的九大上做政治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所住的毛家灣談起草報告的問題。林彪一向比較欣賞陳伯達，決定報告內容由陳伯達考慮，先動筆起草。陳伯達作為一個所謂的“大理論家”，自恃資格老，水平高，從心底裡就看不起張春橋、姚文元這幫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輩，所以他不願意同張、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單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決定撇開張春橋、姚文元自己寫。陳伯達回辦公室后，很快就拿出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下列了幾個小標題。他帶著這個提綱和林彪商量了一陣子，之后做了一些改動。定稿后，他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圈閱退回，表示同意。就這樣，陳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九大報告的起草工作。他這樣的做法弄慌了同是起草人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兩個幾次三番地來電話詢問報告的起草情況，而陳伯達要麼不理，要麼找個事由搪塞過去，張、姚一連來過幾次電話，以后，再也不來電話了，看來兩人明顯是被惹惱了，准備採取措施報復一下這個所謂的“大理論家”。陳伯達急於邀功表現，寫這個報告很艱苦，每字每句都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推敲。時間在不斷地向前推移，離大會召開的日子也一天天臨近，而陳伯達的起草工作卻進展得十分緩慢，先前報送毛澤東的一部分稿子也始終沒有回音。到底中央同不同意呢？陳伯達心裡沒有底，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細斟酌，越是這樣越寫得慢。當他的稿子寫到隻剩下最后一點時，毛澤東忍不住了，召集了一個會議討論報告起草工作的進展。毛澤東第一句話就問：“九大政治報告寫得怎麼樣了？”周恩來說：“看來恐怕不行吧！”毛澤東對陳伯達不能按期交出報告稿而耽誤九大的召開非常不滿，便接著說：“不行就重新搞嘛！請康生主持重搞。”就這樣，陳伯達辛苦了近一個月的報告稿，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就被否決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張春橋、姚文元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而陳伯達也抓緊進度趕寫出了政治報告的全稿。兩個稿子排成清樣，送給了毛澤東和林彪審看。毛澤東看了之后，覺得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可以用，但要做大的修改，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而陳伯達的稿子就被直接擱置一邊了。直到九大召開以后，陳伯達收到毛澤東處退回來的文件，才發現之前他送去的報告稿的第一部分，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拆封，更不用說看了。陳伯達對此很是失望，這也許正預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勢。

　　因為政治報告遲遲沒有拿出來，九大又推遲了一個星期才開會。當時由於代表都已經陸續來到了北京，隻好先組織他們參觀。作為報告人的林彪隻和陳伯達商量過起草報告的問題，他對九大的政治報告改用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滿，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現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況。

　　極為嚴格的保密工作

與八大自信開放的風格完全不同，九大從籌備到開幕都採取了史無前例的保密措施。為什麼採取這樣一種方式呢？這就不得不提到那個年代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系出現裂痕，到1969年，兩國兩黨之間關系的公開惡化，已經持續了10年。這年春天，戰爭的陰雲越來越濃，蘇聯邊防軍幾次出動坦克、裝甲車和直升機，入侵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的珍寶島，造成了流血事件，我邊防軍被迫奮起反擊，逐出入侵者。這使得事態更為激化，上升為邊境武裝沖突。蘇聯隨后調集軍隊，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毛澤東和中央由此判斷：國際形勢嚴峻，戰爭難以避免。馬上要召開的九大，備戰也成為重要的議題。為了防止蘇聯的突然襲擊，也為了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九大採取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

　　為了保密，事先並沒有公布九大召開的日期，開會前3個月，代表們先是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集中起來進行全封閉的學習，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系。除了少數軍政高級領導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隨時准備進京出席九大。由於九大代表不是選舉出來，而是各革委會根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協商推薦”的，有些代表文化素質很低，鬧出了不少的笑話。廣東韶關地區的一位瑤族代表眼看年關將近，還遲遲沒有進京的消息，就不干了，提上自己的小包要回家，結果被哨兵給攔住了。哨兵問他：“你不想去北京見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了？”這位代表滿臉委屈地說：“眼看快過年了，我家就我一個男人，我不回去過年，豬誰來殺？”

　　日復一日，好不容易盼來了進京通知。代表們被以參加學習班的名義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后，他們分別被安排住在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代表入住的賓館如臨大敵，戒備森嚴，大門緊閉，代表們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內電話也被全部撤銷，靠街的窗戶不得打開，晚上須拉上窗帘，不能讓“階級敵人”覺察絲毫痕跡。不久，代表們得到通知說，4月1日下午舉行大會，會場在人民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處於天安門廣場附近，游人很多。1500多名九大代表要在這裡集會，想不為人知，絕非易事，為了保密，大會的組織者真可謂煞費苦心。據當年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回憶：住各賓館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車，每車45人，定車定人，各代表團按順序登車。登車前，各代表團在賓館樓下大廳集中，列隊候車，大交通車每次開來兩輛，車門面向賓館，剛好擋住大門，外面的行人看不見。車剛停穩，門衛便打開緊閉的大門，代表們迅速登車。此后每隔三四分鐘，就有兩輛大交通車開來。這樣每個賓館隻需六七次，約半小時即可將全部代表接走。行車路線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說住在北京飯店的代表，從他們的住處乘車直到人民大會堂，距離不到一公裡，行車時間也隻需兩三分鐘。但為了不引起外界的懷疑，代表們的車子卻背道而駛，向東開到東單，轉而向南到崇文門，沿前門東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轉北新華街，兜了個大圈子，最后開進人民大會堂側門院內停車，代表們這才神不知鬼不覺地由便門進入會場。會場內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門窗遮蓋得嚴嚴實實的，從外面看不到任何燈光人影。保密工作做到這個程度，可以說是滴水不露，加上對外嚴密封鎖消息，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共九大召開的時間和地點，甚至不知道有這回事。所以，當4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以高亢洪亮的聲音播出九大開幕的消息時，國內外才知道中共九大已經召開。這件事情引起強烈反響，一些外國媒體迅速報道了大會召開的消息，同時都很驚訝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人看了之后也像是打了一場大勝仗一樣，非常高興。

　　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小人物

　　4月24日，九大進行了選舉，共選出中央委員170人，候補中央委員109人，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隻有53人繼續當選，不到總人數的五分之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勢力卻大大增長，林彪手下的“四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青集團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一躍進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黨的組織上的嚴重混亂。

　　在這次選舉中，隻有兩個人得了全票，一個自然是毛澤東，另一個則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頗具有傳奇色彩。他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區，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解放后先后在太原鋼廠和齊齊哈爾北滿鋼廠當工人。1969年九大召開以前，上級把一名參加九大的名額分配到北鋼，條件是：必須是有７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那時，廠革委會中意的人選要麼不是黨員，要麼是黨齡不到７年，陰差陽錯的，王白旦就成了九大的代表。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不但當了代表，還一下子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原來，當時王白旦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全國沒有名氣，誰也不會想到他會被選上中央委員，也都沒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劃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謙虛，選了自己，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員中，得票唯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當大會宣布王白旦以全票當選時，全場頓時議論紛紛，因為作為副統帥的林彪比他還差兩票呢。（郭玉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