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三任团部军委一级书记时旧照

1.　　王达三的自述中，描述自己被俘的一页

2.王达三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后，所立的自裁状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被俘高官（二）

 王达三，1916年生，吉县人，初为本县政府科员，后转为军队文职军官，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十一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1946年，人民解放军解放朔县，王达三受伤被俘，被释放回后写了他守城及被俘的经历给阎锡山。

虽担任军职但未经历战争

 王达三，在省档案局保存的一份文献里，清楚地记载着他的履历：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五日生，民国二十年（1931年）毕业于本县县立附设师范班，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王达三18岁的时候，成为吉县县政府第二科的一名二等科员。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大概每个热血的青年都会有投笔从戎的理想，于是，1936年5月，王达三进入了晋绥军军官教导团第二期步科，1939年7月，还去了军官集训团学习，如此，最晚至1944年，他已经是晋绥军四十三军四十九师第三团军委的一级书记了。

 不过，即使身在军中，王达三也没有经历过太多战火的洗礼。四十三军，抗日战争前，晋绥军内并无此番号，是阎锡山在1937年7月左右增编的，然而建构虽全，却没有兵，长期被人讥讽为“空军”，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打什么仗，作为文职的王达三，就更没机会见识炮火了。

 况且，从王达三本身的特质来看，也不符合我们一般对军人的判断。在《民国三十六年度四十三军考绩表》中可以得知，那时同僚对王达三的印象是“性情温”和“气度宽大”，他所在团的团长梁鸿喜对他的评价也是“忠实可靠”“细心热情”。

这样一个人，作为政务工作人员恐怕是更合适的。所以，当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派楚溪春带领这个“空军”接收大同政权时，曾有地方工作经验，本身又具备上述特点的王达三，就被任命为国民党雁北专员公署专员、大同县政府县长兼保安司令。后来雁北公署分为山西第十、十一行政区，王达三又被任命为十一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扎在朔县（今朔州。编者注）。

朔县解放，专员王达三被俘

 这个任命，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从大历史的走势来看，也许还可以说是他新生的诱因。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实在祸福难知，甚至可以说，等待他的，必将是一场噩梦，因为他是为阎锡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来，本身就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且身处一个即将崩塌的阵营，怎么会有好的结果？

 但当时的王达三，还是“忠实可靠”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1946年4月20日到任，“视事之初，即召开军政民联席会议，研讨开展政权及构筑防御工事等工作”，并“亲率所部乘机出击，屡有斩获”。然而，当时间走到6月16日，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之流水了。

6月16日晚，我晋绥军区发起晋北战役，5分区派两个团及一些地方部队进攻朔县，王达三这样说：

 匪（内战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诽谤性称呼——编者注）用黄色炸药将北门炸毁，同时四面云梯爬城，势甚凶猛。职急率警保大队奋不顾身向北门街冲锋，一面速连络指挥官张文龙。当时找寻不见。职亲率一营由东门上城抵死歼匪数十人。直战至晚十二时始知张文龙在南城墙上。当（时）与张文龙约定，伊率爱乡团在城上击匪，职负巷战之责。屡次冲锋，前仆后继，至十七日上午十一时许，共匪愈打愈众。职此时已拿定决心与城共存亡。振臂指挥，身先士卒，勇猛扑匪，竟被匪机枪将职小腿击断，立时倒地，仍喝令官兵杀贼，奈因出血过多，不能起立，求死不得，终被匪俘。

 此役中，王达三虽然断了一条腿，但仍然可说幸运，因为就在那一晚，前两天他召集来开会的左云、平鲁、应县、灵丘的县长以及专署的秘书都死在炮火中了。

不愿意为中共做事，说自己“精神错乱”

过了一天，6月19日，我方的医护人员为王达三做了截肢手术，并送往左云疗养，也许因晋北战役还在进行中，左云亦在战区，所以过了一晚又送往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

 这一路上，手术后的疼痛加上被俘虏后的恐惧，王达三屡有轻生念头：“沿路共计十二天，屡欲自尽，奈匪监视甚严，无机可乘。”

我们对待俘虏一向是秉承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到了兴县后，也以疗伤为主，并没有人来审问他。他在距兴县五十里之外的碧村住了三个月，还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前后共计五个多月，才算全愈。11月29日出院,被送往兴县千城村晋绥边区招待处。

 到这时，王达三已经知道自己性命无虞，对遭遇最不满的竟然是“惟书报必令阅读”，他找借口说自己病后视力不好。招待处处长张幹城就让同房的人读给他听。

 当然，作为一个俘虏，每隔两三天，还会被单独传见，考查他的思想状况，询问一些阎锡山组织、政治、军事的情况，他就装“精神错乱言语颠倒拒之”，并且以肢体残疾为由常常请求释放。

 又过了一个月，贺龙请他和在隰县被俘的省政府总参赞杨澄源、隰县专员孙海丞以及另一个姓胡的参谋长四人吃饭。席上，对断了一条腿的王达三，贺龙很是同情，“颇为安慰”，并说给他配一条橡皮的假肢。

 然而在王达三的自述中，他还是发挥着“忠诚可靠”的特点，当张幹城连续几次谈话，都邀请他留下来工作，他还是用老办法“精神错乱、肢体残废，毫无做事情绪”推托。最后，也许是“家属不知下落……欲回家探望”理由得到认可，在写了一份主要内容为自己经历的“反省书”后，来年2月3日，被批准返回，7日，到达太原，22日，写下了如今省档案局所存的这份自述。

劝降于镇河,助推大同解放

 尽管在自述中，王达山一再剖露自己的心志，颇有“求死”“自尽”“生死置之度外”等言语，以示自己没有变节，但实际上，在晋绥边区几个月的经历，不能不使王达三有所触动。他以所见到的共产党干部比照阎锡山手下的大小官佐，内心深知他们大势已去，朝夕之间，或许就会山河变色。由此，王达三也心灰意冷，虽未投共，但去阎之心已生——理由是现成的，即使在呈送给阎锡山的自述中，王达三还要说自己“神精错乱，言不尽意”，为离开阎阵营埋下伏笔。

 一直到1949年1月北平（北京旧称。编者注）解放前，王达三都在太原赋闲。北平解放后，国民党的政权愈加摇摇欲坠，想来阎锡山对这些被俘虏过的人也没有精力多加留意监视，王达三就搬到了北平。两三年间，再见不到关于王达三的行迹，而他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幕前，要到大同解放前夕了。

 早在1948年年底，大同已经被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部队四面包围，要打当然能打得下来，但我们的方针还是力求避免城市破坏、人员伤亡，还是想和平解放大同的。而大同和平解放的关键，就在当时的太原绥靖公署大同指挥部总指挥于镇河、大同行署主任孟祥祉、275师师长田尚志等人身上。1949年2月，王达三主动找到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与上周《史泽波武夫变大夫》一文中的晋冀鲁豫边区副主席戎伍胜是同一人），说自己愿意去劝劝于镇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的“忠实可靠”，不再是对阎锡山，而是站到人民这边了，他的“热情”，也体现在了为人民、为解放事业做事了。

3月，在征得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同意后，王达三以及于镇河的儿子于润仓、孟祥祉的弟弟孟祥祚一行七人带着戎子和的亲笔信，从北平出发转道张家口到了大同，面见了于镇河。王达三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将解放区的情况、中共干部的作风讲给了于镇河听，促使于镇河认清形势，别再与人民为敌。于镇河后来回忆说，“我对这次派来的人和带来的信以及他们所说的话，有了信多于疑的看法，比以前顾虑小了，我即下定决心，投靠共产党，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希望将来得到宽大待遇，保全生命财产。”4月29日，太原解放5天后，大同即宣告和平解放。

 需要说明的是，于镇河愿意放下武器，使大同和平解放，并非仅仅是王达三劝说之功，时势使然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而且，去大同劝降的，有原属于阎锡山阵营的许多人，如曾和他一起受到贺龙招待的隰县专员孙海丞，在2月间也去劝降了。王达三一行七人可以说是为于镇河下定决心投诚，放下了最后一颗砝码。

 当然，立功只有早晚，先或后去劝降并不说明功劳大小，本文的意旨也并非为谁叙功，只是为严谨历史计，完整陈述这段史实，并以之为据告诉读者。王达三的选择，代表着当时阎锡山手下军官、干部的普遍想法，国民党不仅民心尽丧，即使在其内部，也知道投身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才是正确和明智的选择。另一位和他同桌吃饭的省政府总参赞、国民党上将杨澄源在太原解放前，还去劝降阎锡山呢。可惜阎锡山不听，被阎锡山以叛国罪押往南京，在南京解放后才获释。

 解放后，王达三脱离政界，以开酒店为生，文革中受到冲击，1967年逝世。

本报记者　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