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南，人才辈出，仅王氏一姓，便涌现出衡阳王船山、宁乡王九溪、湘潭王闿运、长沙王先谦四大家。其中，尤以王闿运最具特色。他不仅满腹经纶，且狂傲不羁，堪称晚清士人中之一“异类”。王闿运平生之宏愿，便是能成为帝王师，传帝王术，助帝王业，于是他不放过任何一次与理想碰面的机会，用来兜售其所谓的绝学。然而命运却总同他开玩笑，机会每次都是貌似近在眼前，唾手可得，但又擦身而过，失之交臂。

　　王闿运的第一次选择还算靠谱。咸丰癸未那年秋天，王闿运参加科考，一举夺魁，迅即名满天下，因之被肃顺延请家中，做了西席。肃顺时任御前大臣，是个很具远见卓识且手腕强硬的政治家，其魄力才干在当时的满汉大臣中，可谓绝无仅有。在这样的大户做家教兼当幕僚，可谓是当官的终南捷径。比如有一天，王闿运“为草封事”，替肃顺起草了一个材料，肃顺带到皇宫，给咸丰阅读，“文宗阅之叹赏，问属稿者何人”，肃顺对曰“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纳闷，这人为甚不当官，只当门客？“上问何不仕”，肃顺答道“此人非衣貂不肯仕”。皇上想都没想，现场解决问题：“赏貂!”所谓衣貂者，非衣饰，乃翰林也。

　　可惜咸丰死后，肃顺当政没几天，便被慈禧搞了个宫廷政变，身家性命不保。王闿运自然丢了饭碗。

　　初战失利，王闿运非但没有好好反思教训，收敛锐气，反而愈加张狂。王闿运之“狂”，其一在于他恃才傲物，睥睨群伦。同治三年，湘军拿下金陵，重开江南乡试，一时间江南学子们纷至沓来。战后之六朝古都，一片萧索残破，加之湘军军纪不佳，招致不少士人物议，他们甚至迁怒于湖湘子弟，笑他们粗俗无才。此话传至王闿运耳中，令他颇感不平，遂写下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濂溪指湖南理学先贤周敦颐，王尊其为儒学正统，自然将那一班江南士子归为“湘学”余支。该联写得诙谐、大气，王闿运那股子“狂劲”可见一斑。

　　王闿运之“狂”，其二在于他自诩霸才，语出惊人。同治元年，湘军统帅曾国藩已手握苏、皖、赣三省军政大权，成为清廷倚重之“红人”。王闿运风尘仆仆，来到湘军帐下，欲图向曾兜售其帝王学。

　　初次见面，王暗示曾道：“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忠武、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此中深意，明眼人一望便知。在王看来，曾国藩之道德文章，若想超越“文宗”韩愈而直追西汉诸贤，难上加难，尚需数十年沉潜修炼；但要是效仿蜀之孔明，魏之曹操，独揽大权，翻云覆雨，改朝易代，则仅用三五载即可。而曾国藩却故作木讷，毫无反应。

　　之后，王又与曾长谈达十三次之多。一日，王将话挑明：“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话音刚落，曾将脸色一沉，借故出去。于是王走到曾书案前，发现其在所批公文上写满“妄”、“谬”二字。至此，王顿觉帝王之术已作泡影，无可挽回，徒叹“贤豪尽无命，天意悲难凭”。

　　其实，曾国藩对王之游说并非无动于衷。他曾在日记中记道：“傍夕与王壬秋（王闿运字壬秋）久谈，夜不成寐。”想必王之狂言也令曾一度大脑充血、心潮澎湃。要不，他何至于通宵失眠呢？

　　王闿运之“狂”，其三在于他不屑世故，直言不讳。太平天国被镇压后，那些以千万人鲜血染红顶戴的湘军高级将领，尽数得到高官厚禄，从此尽情地享受富贵荣华。为了让自家的“盖世功勋”流芳千古，大伙儿决定找人来修撰湘军的军史。论文采与史识，试问当时何人能与王闿运媲美？

　　自古撰史最难。王闿运确也不敢怠慢，花了整整六载，耐得寒冬，熬过酷暑，白天抄来夜里写，终于大著《湘军志》杀青，他也深有感慨：“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毕竟史官之笔仿佛阎罗殿上的判官之笔，轻重缓急之际，既可以使人一举超生，也可以使人万劫不复。既然有此烛照幽微的智慧，若换了势利之徒，念头一闪，笔头一转，满纸化为歌功颂德之词汇，就能结欢于衮衮诸公，今后好处还不源源不断？可王闿运耿硬又狂傲的性情再次决定了他要按自己的原则出牌，即仗义执言。在他义不容情的快笔下，清廷官吏多数昏庸无能，绿营兵和湘勇则贪残成性，湘军将领的形象又能好到哪儿去？王闿运这样大胆爆料，湘军大佬们自然恼羞成怒，指斥《湘军志》虚诬不实，纯属谤书，绝非良史。因《湘军志》一书，王闿运名满天下谤亦随，他不胜其烦，终于作出妥协，将《湘军志》的雕版全部交给湘军大佬，任其毁弃。然而他的弟子却不畏强权，硬是把这部书刻印出来，使它流播广远，存公道于人间。

　　民国肇造，袁世凯想借重王闿运之名望，于是一再催逼其出山为官。有则趣闻曾流传一时。王初抵京城，袁世凯即施以高规格的恩宠，大集百官，设宴为这位文坛耆宿洗尘。吃饱了，喝足了，侃晕了，袁可谓礼仪周至，状极谦卑。返回客栈的路上，马车经过新华门，他抬头喟叹道：“我人老了，眼睛也昏花了，那门额上题的不是"新莽门"吗？”西汉末年，王莽发动宫廷政变，改国号为“新”，过了一把皇帝瘾。可他惨淡经营十五年，王朝旋即土崩瓦解，本人亦死于非命。王闿运话中藏话，暗示袁世凯若蓄意称帝，其下场很难好过王莽。后来他甚至于国史馆门上手书对联一副：

　　民尤是也，国尤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旁观者清”。嬉笑怒骂，皆寓于联中，实乃近代对联经典之作。

　　晚年之王闿运一直对其帝王之术无处施展之事耿耿于怀，他在自撰挽联中写道：

　　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好一个“空”字，诉出了多少无奈与沮丧？然而，时至封建末世，帝王之术已是明日黄花，沦为背时之学。在中国走向共和之际，像王闿运这样的末代士人便也只能一肚子“郁闷”无处诉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