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本名银，号心斋。艮名及汝止字，均为其师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其结庐会稽山阳明洞侧，故以“阳明”为号）给他改的，取《易·艮卦》“道止于至善”之意。明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市安丰镇）人。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岁。
      王艮的先世，原居苏州。朱元璋为对国初群雄中与他争斗最激烈、也是争斗到最后的张士诚的报复，把苏州大批居民迁来淮南海滨劳动。王艮的先祖也在迁徙之列，落户地点为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成为世代相传的“灶户”（当时海滨居民分为“灶户”和“民户”）。在封建的法制下，灶户的社会地位低下，类似囚徒。据明《会典》载：“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依照年份煎盐，抵办逃亡灶丁课额”，因而他们受着赋税和劳役的双重剥削。落户海滨的王氏，始祖名王伯寿，伯寿生国祥、国瑞、国祯。国祥、国祯分别被编入北盛、南盛团（灶）籍。（“团”和“灶”，均为淮南海滨烧盐的群体，至今那里仍有以南团、西团、新团和头灶、二灶、三灶为地名的）。老大国祥、老三国祯均为灶户；老二国瑞分居姜堰为民户（灶户改为民户，须经政府特殊批准）。国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贵，文贵生公美，公美生纪芳（排行老三）。纪芳是王王工的字（王工，读洪，玉器），亦号守庵，其第二子即一代鸿儒王艮。王艮的先世中，有担任“百夫长”的（选老军担任，督理煎盐，催办课税）。有亦盐亦商的，多为专业烧盐的苦力——灶丁。王艮从小就是一个灶丁（或称“亭子”）。分居姜堰的一支，衍生至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是王艮的族弟，曾主持过泰州“安定（宋·胡瑗，号安定，泰州人）书院”（今省泰中院内、经武桥西侧），是泰州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上半叶。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包括“灶丁”在内）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阶级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置身于这个黑暗社会生活底层的王艮，为谋生存、求发展，不得不顽强地争斗和迂前进。他，终于使一个海滨的穷灶丁，锻就为“名垂史册”、受人仰慕的学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综观王艮的人生轨迹，他的生活特点是：
      一．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忍饥挨饿，踏实地劳动，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自立有为的强者。
      二．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虽有所成就，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他及时调整、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把事业的座标无悔无二地定在“做学问”的事业上。
     三．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陆路三次（19岁、23岁、25岁）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由于他善经营、懂管理、会理财，“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
      四．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在19岁以后开始读《大学》、《论语》、《孝经》。在文化基础极差、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这样的苦心孤诣，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张地说，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学成才”者。
      五．王艮不仅刻苦自学，而且虚心尊师求教。开始时他置书怀中，以途人为师，“逢人质义”。但他并不故步自封，满足于一己之得和“道听途说”。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他的学术观点，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在从学王门期间，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疑即问、即辩。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还“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往会稽会葬”，并照料其后人。这样的矢志不渝、尊师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六．王艮在讲学传道时，别出心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法门”：如或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执笏板、乘蒲轮车,“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或在门前张贴“招生广告”，谓，“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却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
      七．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北京）”外，还先后在南京、广德、孝丰、会稽、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安丰场）构筑“东淘精舍”授徒。传授的对象：“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灶丁、佣工、农夫、商贩、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八．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终身不仕，采取了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始终保持了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和一致性。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岁）和十六年（1537年，王艮55岁）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谢绝。“郡守召”亦“辞以疾”。王艮对当时的统治者表白说：“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他不仅终身不仕，而且还教五个儿子（长子王衣，次子王襞，三子王衤是，四子王衤甫，五子王衤容）“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王艮与下层人民保持一致，背弃正统文化教养的“异端”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