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2月19日16:13 来源：企业观察家

　　投身实业，深得袁氏父子赏识而于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王锡彤于政治时局亦洞若观火。

　　汪先腾专栏

　　颇负盛名的中州理学家王锡彤在1905年前后终于迈向了实业领域。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罢官，寄寓汲县（卫辉）。袁氏父子与王锡彤相识，并引以为实业助手。

　　自此，王锡彤借北洋资本集团的平台，一跃成为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实业家。他给自己的评价是：

　　鄙人幼尝读书，薄负乡曲之誉。遭逢乱世，间与当代大人先生游，摇唇鼓舌，颇预时议。老而习贾，幸不颠坠。

　　结识袁氏

　　王锡彤（字小汀，1866～1938，汲县）在禹县经营三峰煤矿，颇为得法。在反对福公司的运动中，被推选为地方领袖。1906年，王锡彤号召地方精英在开封商议成立矿务研究会，与福公司交涉豫北矿权案。1909年矿案交涉移至北京，王锡彤被推选为四名代表之一，赴京参与谈判。在1908年有关王安澜（字静波）的行述中，王锡彤有一段记录表明，他已经在这一时期结识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又以中国贫弱，由于实业不兴，交通不便，既与王君青选、靳君法蕙创办凭心公司以兴煤业；复与在省同志设立铁路研究会，筹画河南全省路政，挽救利权。百计经营，卒举刘右丞果为总理，袁参议克定、王观察祖同为协理。开会集股，拮据万端。人方以为河南振兴，先生实与有力。

　　王锡彤也是在铁路研究会成立后，辞去三峰煤矿的职位的，并参与到修建洛潼铁路的劝股集资活动中，任洛潼铁路公司的驻汴总协理。而袁克定也是该公司的协理，二人自当相识。

　　王锡彤结识袁世凯则因后者1908年年底的罢官。起初，袁世凯在王锡彤的家乡汲县西关买了宅子，罢官后即寓居于此。王锡彤的一位好友王肖庭写信告诉他与李敏修当前往谒见，并要求他们联合汲县士绅共同维护袁世凯，以免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前往打扰。此时袁世凯在河南士绅中的印象如何呢？

　　袁宫太保者，吾辈平日所认为收拾中国最适宜之人也。当其在位时，轰轰烈烈，吾辈不便趋谒，致蹈攀附之嫌。今垂翅而归，忧谗畏讥，又适在里门，即论乡邻之谊亦当致地主之敬，况平日崇敬之人乎？

　　为此，王锡彤访到何兰芬，托他作介绍人。这何兰芬也是汲县人，为袁世凯的旧属，曾为新建陆军粮饷委员，并为袁世凯在汲县马市街购得这处寓所。王锡彤与李敏修谒见袁世凯是在宣统元年正月初四。双方相约不谈国事，然谈及实业时，王锡彤介绍了三峰煤矿的情况，颇得袁世凯的嘉许。加上是春节，交谈的氛围很温暖。

　　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惟两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不久，王肖庭（王祖同1889-1920，鹿邑人，进士）外放江西饶州府知府，到汲县谒袁世凯。袁氏言，“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并问及王肖庭同乡中何人有知识才具能力办实业。王肖庭推荐了王锡彤。袁世凯说：“余知之槃槃大才也，第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

　　于是王肖庭赶到开封欲与王锡彤相见，谁知后者已到京城参与豫北矿案交涉，只得以书信相劝。王锡彤这时也颇为矛盾：

　　余思矿务、铁路皆实业事，年来跳身其中，已不作师儒身分矣。唯袁公所创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皆采用新法，规模宏大，余之经验不胡足副之。因之踌躇，商之同行诸友，惟葛德三赞成余往，杜友梅则疑之，胡石青不加可否。

　　看得出来，王锡彤此时对投身实业已做心理认同，但对袁世凯的实业，只恐自己难以应对。于是，他又回家问母亲，未料母亲比他要坚定得多：

　　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倾佩者。今既见招，奈何不往？且京津虽远，较禹州近也，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思我何时可归，我若思儿亦可电召，何惮也！

　　神交袁氏

　　1909年的6月，王锡彤赴安阳再谒袁世凯，此时后者已移居于此。袁世凯再次强调“罢官归田，无它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王锡彤知其中大义，投身袁氏之志遂坚。

　　袁氏的实业原本由周学熙（1866～1947，安徽人，为周馥第四子。周馥与袁世凯友谊深厚，同为李鸿章一手栽培起来的晚清重臣，其女嫁于袁氏八子袁克珍）在丁忧期间经营，但由于周氏已官居臬司，丁忧期满，即将重新上任，袁氏实际上面临着寻找实业助手问题。考虑到王锡彤没什么官方身份，袁世凯迅速为他办理捐纳候补郎中，并推荐他到已经开始运作的京师自来水公司任协理，参与高层决策。随后又指派王锡彤到天津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自此，王锡彤成为袁氏实业集团中仅次于周学熙的核心人物，往来于京津唐地区。这一年年底，王锡彤因袁世凯嫁女再次来到安阳。袁氏劝王锡彤可先回汲县看望母亲，毕竟在外工作大半年了，当年他在朝鲜时也曾归心似箭：

　　昔日余自朝鲜归，母夫人在堂，他皆不顾，惟匆匆归省。李文忠公骂余曰：忘八肚中一根枪，归心似箭。余一切不顾，惟急于见母耳。

　　袁氏呼左右备了珍贵食品送与王锡彤母亲。这一刻，王锡彤打心眼里感激这位仍处于落寞中的大人物。

　　公体贴人心至此，宜乎收揽英雄，人人乐为效死。

　　王锡彤与袁克定的友谊也在这一期间发展起来。1910年3月，袁克定病，王锡彤昼夜视之。袁克定每与王锡彤交流时，称其为“先生”，而见于纸墨则称“吾师”，王锡彤似乎觉得这样不妥，于是约为兄弟，两人往来日益密切。这年3月20日，王锡彤谒袁世凯及其夫人，袁克定命其子女均出来相见，足示以诚。随后王锡彤为母亲拜寿，袁克定与二弟袁克文均由安阳专程赶来祝贺。

　　不久，王母逝世。袁世凯托何兰芬来问如何办理丧事，表示要进行资助，尽管王锡彤告之不劳亲友，但袁世凯仍送银百两。这期间王锡彤出于丁忧打算辞去京师自来水公司协理一职。袁氏复函一封。

　　小汀仁兄大人礼右：

　　客腊闻太夫人之丧，不胜駴愕。曾致薄奠，乃蒙谢，只增颜汗。

　　承示已致函缉之，拟辞自来水公司协理一职，鄙意似可不必。执事百 日期内，尽可经营丧事，公事事尚无多，百日后再行到差，当无妨碍。

　　定儿明日旋京，已令其径造缉之，毋庸另举协理矣。

　　手此奉复，顺承

　　孝履。

　　愚弟袁大功世凯顿首 正月初三日

　　高参袁氏

　　王锡彤在日记中写道，辛亥年的8月18日，他再往安阳，两天后为袁世凯生日。21日闻武昌有乱事，人心惶惶，但都预料袁氏必将再获重用。果不其然，庆王派阮斗瞻来劝驾，而袁则上谢恩折。王锡彤与袁克定都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乱事一平则有性命之忧。九月初八，袁世凯决定督师赴鄂，并派王锡彤随办营务。

　　初九日，袁公南行，送至车上，袁公招余问有何嘱，余曰：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颔之。

　　不久，武汉之事稍平，袁世凯回京任内阁总理，而齐耀琳取代宝棻巡抚河南，而河南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时河南乱机四伏，留学日本归来之学生，殆无一不主张革命者。张钟端者，与攽儿同班肄业日本大学，归河南谋独立，齐巡抚捕得诛之。敷儿亦预其谋，届时得免。攽儿在上海偕同盟会谋北伐。余以清运已终，颇主张恢复汉族主权，云台与余同志。革命军中有曾可楼者，亦攽儿日本同学，为北军所获，可楼乃告以余实召之，北军遂送以来。

　　张钟端，前文已述为辛亥革命十一烈士之一。曾可楼，即曾昭文，光山人，1904年由北京练兵处考送日本留学，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孙中山为总理，曾为书记。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昭文为军需总监。此处可见，王锡彤不光两个儿子为革命党，而且自己对革命也颇为支持，这也得到了袁克定的支持。

　　实则当时河南士绅群体中，反清廷者众，反袁者无几。而能洞悉袁氏内心的，当属王锡彤。尤其是袁氏制止北洋军队渡江打击武昌义军一事上，王锡彤洞若观火。

　　余曰：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况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盖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奇功，结果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岳武穆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风利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杀臣则臣弑君，将何以处袁公乎？闻者咋舌，益呼余为革命党，不置。

　　这期间先后有14个省宣布独立，陕西方面派张钫统秦晋陇豫东征大军出潼关，进攻河南，与清廷军队激战于豫西。袁氏则与南方革命党人谈判议和。河南方面除张钟端一派已失败外，精英群体大多支持独立，尤以省谘议局为甚，多次向内阁发出强硬声明：

　　人民希望共和已达极点…倘和议稍有更动，河南人民誓与朝廷断绝关系，宁死不纳租税。

　　此一过程中，王锡彤亦日夜与好友们讨论河南局势，王本身即为河南独立主张者，李敏修亦表示赞成。王肖庭从江西归来，感受则大不相同。当时开封人冯汝骙巡抚江西（亦多得袁世凯提携），被俘，革命党拟举冯为都督，冯不就，被礼送出境，路过九江时被杀。王肖庭说：

　　独立险事也，余方自江西来，知之甚悉。盖既独立必须与中央断绝关系，各处土匪纷起，假借革命者，不能不认为同志。地方官逃者逃，换者换，民居必扰，秩序难保，非桑梓福也。

　　为此，大家议论数日不决，最后思得一条妙计，即请愿共和而不独立，并在河南士绅中慢慢推广。年底的一天，王锡彤欲与李敏修回乡家祭，袁世凯阻之，盖因朝廷局面一时难决，并嘱王锡彤等按计划在河南行事。不料，王锡彤说他们的宗旨已变。

　　河南，公桑梓邦也，决不能独立，独立则损公威望。况河南既独立，山东独立虽取消亦是独立，直隶亦要独立。果省省独立，纵京城能保而号令不出都门，公之声名将一败涂地。故决决不敢独立。

　　袁氏对王之言论极为赞赏，并委托后者速回河南办理请愿“共和不独立”之事，“河南即归阁下办去可矣”。 王锡彤认为，“彤未尝做过一日官，安能即任河南封疆”，于是推荐王肖庭往河南任布政使，并与巡抚刘耀琳相见。在开封的好友都纷纷赶来相商，意见达成一致，此后再无类似张钟端之类的极端之举。

　　1912年，南北议和已成。南方派代表蔡元培等来邀袁世凯赴南京就任大总统之职。北京兵变不止，王锡彤知袁世凯不愿去南京。时曾昭文亦随蔡元培来京，并以王泽攽同学的名义来见王锡彤。

　　王锡彤对曾昭文说，南方的要求虽然很正当，但目前北方民心不安，兵祸难止，亟待收拾，“且建国之始，外交为重。今各国公使麇集北京，使馆建筑华丽，费各不赀。京都迁则使亦当迁，恐非外人所乐许。南方何苦争此虚名，受许多实祸耶”。

　　曾昭文表示回去后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代表们。几日后，南方代表们同意袁世凯在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

　　国体既定，王锡彤又将精力投于实业，往来于华北诸地。然袁氏谋帝制，组筹安会，被袁氏知遇者人人奔走，王锡彤却敬而远之。不久帝制已成，反袁声浪四起。袁氏被迫取消帝制，于病重之际召王锡彤来见。

　　因询病状，云食偶不慎而已，并无大苦。案头置一单，所有存钱、股票等共约二百万元。因指谓余曰：余之家产尽在于斯。请告以君所管公司状况……呜呼，敦知此一谒见，遂为终身之别耶……然此老一生宦囊，连股票统计实只二百万元之谱，余皆知者。或自知病情不佳，故呼余嘱托以为子女计耶。

　　此段文字实也证明袁氏家财无几，其子女合计三十余人，这区区200万元财产实不够今后开销。袁氏临终之托，王锡彤深感责任重大，此处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