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3日，复旦(微博)大学经济学系建系90周年庆典暨中国经济学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新浪财经图文报道本次会议。图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奎教授演讲。

　　王新奎：首先声明，我算不上什么大师，现在大师名声不好，我也很少称自己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的名声也比大师好不了多少，最怕人家叫我专家，那就完了。我在1982年从复旦毕业以后一直在从事对外贸易，特别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主要是在多边贸易谈判、双边贸易磋商以及区域贸易谈判这个过程中做技术性的支撑工作和理论研究。对于城市化的问题其实很少有这方面的感觉，也没有深入研究过。主办方打电话让我谈一谈这个问题，我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化的问题。可能有些观点会引起大家的争论，好在我们自己有两个城市化的亲身经历，一个是1992年浦东开放之后，当时我既负责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以及整个长江三角洲相关政策的设计，现在什么场地滚动、土地融资，发源地都是当年的浦东弄出来的，所以有些亲身体会，另一个就是我在6年前担任全国工商联主席，这个职位没什么事情，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招商会。我就想把这些感受向大家汇报一下。

　　要谈我们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有两个要把握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刚才吴老已经讲过了，分为两个阶段。在2007年以前，我们基本上还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也就是先有项目再建设城市。在2007年4万亿掉下去以后，现在我觉得是“城市化推动工业化”，也就是先把城造好然后再去招商。我就讲讲后面这个过程。这两个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描述一下，刚才吴老师已经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我再从我的视角描述一下。

　　所谓的城市化，是支撑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7%还是11%的重大因素。它有些什么特征呢？我总结为三条：一是高速工业化阶段的政府政绩观，政绩这个东西要能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就不是政绩。上海当时造南浦大桥三次专家认证都是说应该造隧道，因为隧道的投资只有桥的六分之一，结果一次通不过换专家，两次通不过还换专家，后来朱镕基同志讲了一句话“我这个桥造了是要给小平同志看的”，所以专家就同意了。政绩这个东西一定是要表观的，看着新楼一座一座地起来，政令下来之后立马竣工。实际上你们要理解政府官员，他们现在也很苦的，心情宽松的时候也很少的。二是中央和地方特定的财权制度安排下的地方政府城市化速度，吴老师刚才已经讲了，我这里不重复。我举个例子，最近老是有人来找我，是谁呢？舟山，舟山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海岛，现在搞了一个舟山新区，变成舟山新区以后就想变成一个副省级单位，接下去就要大规模造城。这个地方怎么造城？就是一个岛啊，那就填海，现在城市化是我们财权制度确定的。三是赶超型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炫耀心理，这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包括在座的都有这个心理。楼越高越好，有一次我在巴黎碰到一个我们的代表团，这些代表团说巴黎有什么？这个楼还没俺县里高，这就是炫耀心理。现在在全国每个省会城市都造了这种建筑，地级市造一座50层以上的大楼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还有就是快速提升的土地价格，土地收益造成了极大的利润空间，因为土地是国家所有，土地基本上是没有成本的，对于农民的补偿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基本上一点成本都没有。我们到喀什地区，他们在沙漠地圈了180平方公里，没有一点成本。但是也要有胆量在沙漠里造城，这是我们中国的特色。我看到现在很长的高速公路已经造好了，一点成本都没有。另外就是垄断的土地工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巨大的土地价格上升空间，但是许多土地的价格是竞争的，这个价格怎么会提上去呢？还有就是人为造成土地内部自我循环，推动土地持续价格上升。现在上升的条件是什么？就是长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拉动型的增长、垄断的上升土地价格、以权力为担保的政府融资性平台，还有就是非常原始的银行通知体系造成货币不断向政府融资性平台流转。现在为银行拿钱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土地抵押，这是非常原始的风险控制机制。你圈两次货币去搞一个旅游度假村，一个人都没有你照样可以日子过得非常舒坦，因为这些钱都抵押在银行，我们民营企业当中这样的企业就非常多。但是一旦土地价格跌下来，整个社会的资产负债表都要重组，重新设计，这个代价太大，所以土地价格就不下来。

　　那么它的用处是什么？这里有几个很标准的做法。应该搞一个开发性规划，建立政府融资性平台，刚才吴老师谈到学界的责任，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学界要负重大责任，现在有一批学界到处给地方政府做规划，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心，随随便便在地图上用圆规画个圈就是中心城市，像太原、郑州，这是中原经济区中心，这个中原还是春秋战国时的概念，结果把湖北都划进去了，结果现在中心界定它是中原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河南。莫名其妙，工业也给批了，所以规划很重要，因为规划一批等于是在国家发改委进入项目库，它就可以批项目了。中央一旦宽松的时候凭着这个东西就可以到银行拿钱了。现在每个省都有一个供应链文件，都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过去上海拿到一个文件兴奋得不得了，到外面一看每个省都有这样一个文件，都是国务院批给它的，都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先把规划搞好，接下来就由银行信贷注入搞基础设施建设。当年我们浦东搞的滚动式开发第一期是6平方公里，现在第一期是20平方公里，边上8公里以外就有一个20多万平方公里的城市，我建议他们造个轻轨，那边只要搞1个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就可以了，他们就要搞20平方公里，现在还在大兴土木地搞，1年的贸易不足5000万。后来我去上海外高桥(7.52,0.00,0.00%)保税区10平方公里，1天200亿美元的进口份额，加上1.4万亿人民币的交易额才支撑了这样一个1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

　　银行信贷资金注入，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接下来就是招商引资，你只要招到商，土地财政收入就来了。现在招商产业到了什么程度？我去看了，每一个招商会，只要是省级的，甚至有的是省委的，一次签约都在8000亿人民币以上，但是其实我一分钱都没签过。这是一个规范做法，本来我对这个城市化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是满怀信心的，我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即便是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甚至包括刚才吴老师提到的城市两元结构的问题，包括城市化过程中社会阵痛，我认为城市化本身可能会提供一个很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最近5年我有点动摇了。

　　这个问题要从什么角度去看呢？要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去看。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实际上是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出口外需市场，这个外需市场是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一块是内需市场，主要是投资大陆，效率相对比较低，我也没说它是没有效率。第一轮城市化的时候主要是依靠广东、上海、长江三角洲一直到浙江，其实都是这个模式。搞一平方公里，大量外商等在那个地方，出口加工企业等在那个地方，再搞一平方公里。我们东部沿海长江三角开发区后来都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工厂没有生活设施、没有娱乐设施，就是这么来的，不像现在到中西部去看，大剧院早就造好了，包括大剧院、体育场早就造好了，那个时候像苏州和上海浦东，这些文化设施，这些医院住宅都是后来才配套上去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先有项目，项目等在门口没办法，所以有的城市在讲大量的出口形成外汇大量占款，货币都是通过引进外资和出口形成的国际收支顺差放下去的，由此引起通货膨胀我是不同意的，而且对此需要减少出口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这一部分的货币投下去是完全用市场来调控的，它是有效率的。这次我去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时候去浙江调研，他说我内需做不来，我的出口上3%的话3%就是我赚的，我上1%的话这1%也是我赚的，你在国内贷款没有政府给你支持你就做不到现金利润，因为都是应收款，当然，也有一部分企业是好的，但是很多企业都是处于这样的状况。现在至少是在滨海新区以前，整个沿海的城市化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外需增长的空间没有了，所以这一块的推动力就没有了。另外就是靠大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做，其实掌握货币投向就是这样，就是重化工、钢铁、水泥这一系列的产业，包括工程机械，像我们松江商业重工，每次我都看到那个挖掘机越来越多，现在已经看不到边了。这和当初出口导向引起的造城运动在本质上已经有差别了，这个能持续吗？我看是难以持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这么几条：现在经济全球化正在面临着一个重大转折，我们国家如果不尽快摆脱，或者还是深陷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中，那么我们可能会赶不上现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今天不是我讲的主题，我的研究主要是在这一块。现在城市化总是代表着国家的兴旺发达，但是现在政府已经不是去扩大城市规模，不断地造高速公路和地铁，而且反过来对城市的管理、治理，对城市的产业结构，甚至对于城市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管理问题，这是真正开始造成的。如果再转过来，我认为就是刚才吴老师讲的，效率就出来了。如果我造了一条高速公路上面一个车都没有，等你出效率的时候这个高速公路早就坏了。这次我在黑龙江省五大连池看的时候车子一路开，近250公里，还到伊春去看那个边贸，一辆车都没有，就我一辆。我问司机怎么会没车？他说这条公路刚刚造好，他们叫做“4万亿公路”。这个是会有效益，我承认，但是早着呢。现在城市化要出效益已经造成地方要转过来，现在上海下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在考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治理这个城市、管理这个城市、调整这个城市的结构。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任重而道远的，我觉得不同的阶段，比如刚才我讲的第一个阶段是出口导向引起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它有它的特点，第二阶段是通过不断强化基础设施投资造成第二波中西部地区，还有现在的第三阶段，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国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巨大风险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处于成本和效率赛跑，如果你的效率能跑得过成本那就可持续，如果效率跑不过成本，那我就不愿意讲是什么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