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3日，复旦(微博)大学经济学系建系90周年庆典暨中国经济学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新浪财经图文报道本次会议。图为中国人民银行纪委书记王华庆演讲。

　　王华庆：尊敬的杨校长，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上午好。很高兴参加复旦大学经济系建系90周年庆典暨中国经济学发展创新论坛。这次危机给充分认识经济学理论创造了机会，也更凸显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立和健全的重要性。

　　一、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归纳起来，人们认为危机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对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风险管理模式存在缺陷，金融产品创新过度，大量结构性产品太复杂，难以准确估值、风险不透明。微观金融监管主要关注个体机构的稳健与合规，但个体稳健不等于整体稳定，由“羊群效应”导致的集体失误也有可能成为系统性波动的推手。同时金融监管的或缺和不到位，中介机构不够尽职，财务审计和信用评级有偏差，金融机构借力过度容易刺激管理者冒险着力，按市值计价会计原则的顺周期性等等。在宏观政治方面，美联储长期推行低利率扩张货币的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领域之间问题传染即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监控管理薄弱，危机前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政治目标紧盯价格稳定，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政治手段比较单一，同时兼顾价格稳定和金融市场稳定存在难度。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虽然就危机成因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但是在金融机构行为、金融体系顺周期性以及缺乏对于系统性风险的防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上，各方均已达成共识。在金融监管方面，20世纪末美国不断放松对于金融业的管制，比如通过制度变革推导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业，使得混业经营成为全球潮流，调低一些产品的保证金要求，在这样一些措施下，金融竞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白热化时期，甚至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任何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必须伴随着相应的制度变革，但是此次危机的事实证明，金融监管并没有为混业经营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出现了重大的制度缺失，忽略了作为金融风险本源竞争的必要监管，忽略了对于本应保持平衡的金融竞争力量的必要归置，更忽略了对本应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必要保护和投资者预期的合理指引。尽管危机之后美国颁布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这是一部堪称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法案，但是华尔街利益集团也加大了院外游说，使得美国众议院于9月19日通过了法案中对于金融机构对市政等投融资主体提供咨询时必须恩承担连带信用责任这款可以扩名的法案修正案。几乎两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包括法案的制定者多德。弗兰克。这不仅大大消除了该法案的严肃性和严厉性，也是一个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之间博弈的危险信号。

　　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学理论需要不断创新，金融危机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结论不完全符合事实，具体表现在：个体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即使个体理性也不意味着集体理性。市场机理不一定能够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既大又混业的问题机构很难通过市场促进方式解决，很难通过市场自身解决。金融创新不一定创造价值。金融消费中可能存在欺诈和非理性行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监管理念有必要修正。行为金融学解释了个体行为的非理性和市场的非有效性，理念和结论被监管改革所采纳。比如加强金融创新监管、薪酬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但对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些核心问题，行为金融学没能提供合适的分析工具，主流分析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比如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监管要求的宏观影响，逆周期调控措施的有效性，如何管理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如何降低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程度等。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创新基于全球一体化金融市场和中国现实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更需要加强微观有效审慎监管和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管理框架的实践。总结本次金融危机，克服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需要通过宏观审慎政策予以应对。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已成为危机后国际金融宏观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对我国而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银行信贷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比较高，信贷波动与经济周期变化以及系统风险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更应该重视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作为G20的重要成员，我国正在着力加强与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刚刚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已将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列入“十二五”重要的金融工作。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一些简要做法，我国正是从宏观审慎的视角做好金融宏观调控，中央银行既突出重视利率等价格型指标变化，也高度重视对于信贷的调控和引导。总量层面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加强风险机制，阐释宏观政策动向，数量型和价格型调节相结合，价格调控的作用不断增强。从直接控制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化的间接调控。行业和结构层面通过引导贷款投向，实现有保有控，实现了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的有机结合。金融机构层面的调控，银行体系仍是政治传导的关键环节，通过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引导信贷合理增长，提升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能力。我国建立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的做法，考虑到我国银行信贷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比比较高，信贷波动与经济周期变化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关系较大，在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过程中既重视利率对价格型指标变化，也重视货币信贷增长的状况。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加强风险机制，并运用信贷政策差别准备金调整按揭乘数和计提协调实施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等手段，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信贷平稳增长。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监管工具的作用。2012年6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中国商业银行实施新监管标准以及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于新资本协议和巴塞尔III在中国的实施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对于银行的资本数量、流动性、杠杆率拨备做了重要规定，对于系统银行提出了更加严重的监管标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的做法。人民银行于2004年开始采用差别准备金手段，对于提升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流动性管理，调节货币信贷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差别准备金制度既是流动性管理的手段，也是体现逆周期调节要求的宏观审慎性工具。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考虑因素一是社会融资总量，二是银行信贷投放与社会经济主要发展目标的偏离程度，三是具体金融机构对于银行信贷投放予以社会经济主要发展目标整个偏离的影响，四是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五是各机构的稳健状况，六是各机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情况等。

　　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具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信贷投放快速上调，二是对于系统性机构更加严格。目前看来，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实践在优化货币信贷总量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2010年指出，中国对于信贷等采取的审慎管理措施，对于其它经济体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具有借鉴意义。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