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 王渝生 

 　【坛主小传】

　　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核心提示】

　　中华科技文明，从六七千年前的世界四分天下有其一，到两三千年前占世界半壁江山、一千多年前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三五百年前仍独领风骚，可以说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今天我们在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将中国古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传承、移植到当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中华科技文明曾“一枝独秀”

　　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形态是农业文明。在六七千年前，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当时的农业文明就有了一些科学知识的萌芽和原始技术的产生，因为农业文明需要对土壤、阳光、水分等自然条件有一定的认识，四大文明古国都产生于大江大河流域。如果说，六七千年前世界文明四分天下的话，中国有其一。

　　到了两三千年前，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相继衰亡，出现了中断现象，而古代中华文明还在持续发展，一直没有中断。这时在欧洲地中海沿岸，崛起了一个新的城邦奴隶制文明，那就是古希腊文明和其后的古罗马文明。可以说，在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华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交相辉映。那时的世界文明两分天下，中国有其一。

　　到了一千多年前，即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攻占了罗马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开始。从那时到14—16世纪文艺复兴之前，大约一千年左右，欧洲是政教合一的封建时代，宗教裁判所可以仅仅因为布鲁诺信奉哥白尼的日心说这样一个科学学说，而把他视为异端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因此，欧洲中世纪的科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受到了极大阻碍，史称“黑暗的中世纪”。

　　而在这一千年，中华文明在大踏步前进，独具特色的农学、中医药学、天文学和筹算数学这四大传统科学体系取得许多领先世界的光辉成就，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传统技术更为世人所称道。

　　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1900-1995年）在其7卷本34分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1901-1971），在为其《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所写的序中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上的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确信，中国过去对技术的这样伟大贡献，将为其将来的贡献所超过。”

　　因此，中华科技文明，从六七千年前的世界四分天下有其一，到两三千年前占世界半壁江山，到一千多年前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在近三五百年前仍是独领风骚，可以说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传统文化闪耀着“科学精神”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从何得来？上述李约瑟、贝尔纳等人对中国科技的评价岂不成了虚妄之辞？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儒学的开门祖师孔子，是开创“私学”的大教育家，他以“有教无类”和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为方针和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书、数、御、射“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

　　儒家的“六艺”教育付诸教材，即古代经典中，如《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诗经》包含有大量虫鱼、鸟兽、草木，以及天文、地理、农业生产等知识；《礼记》中有农业与季节相关的知识，《考工记》则是有关手工业技术的专门著作。

　　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为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亲笔书写了十字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现在中山大学的校歌中还有“博学审问，慎思不罔，明辨笃行，为国栋梁”的歌词。这十个字源自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

　　作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的《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本来是古代知识分子人尽皆知的话，可惜后人多引后半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忽略了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前半段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后半段是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论语》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说，孔子在讨论问题时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惟我独尊。“当仁不让于师”，即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科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经世致用”深刻影响古代科技

　　儒家崇尚务实，“经世致用”一直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强烈的实用性，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其特征。

　　中国古代强调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实施儒家的“王道”政治，农业这一行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宦，所谓“士农工商”，农排在第二位。因此，大官研习农学者大有人在，如明末重臣徐光启，不仅有《治蝗疏》、《蕃薯疏》等专业奏文进上，甚至还在上海、天津等地建立试验园地，躬耕农桑，所以才有《农政全书》这样带有总结性的农学著作问世。至于“不仕则农”，亲自钻研农业生产技术，认真记录和总结农民生产经验的知识分子历代都有。这是中国农学取得高度成就的一个基本条件。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以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甚至有“十儒九医”之说。仅以宋代儒林为例，政治家王安石、文学家苏东坡、科学家沈括、理学大师朱熹等，皆通晓医学。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自汉以来，历代王朝政府机构中都设有大规模的皇家天文机构进行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即使在大战乱的时代也没有中断过。所以，中国古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备臻精确。

　　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汉书·律历志》）。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历法算学家祖冲之“不虚推古人”，“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同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廷辩中，有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窍理实”；“浮词虚贬，窃非所惧”，体现了大无畏的科学精神。他利用极限方法计算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以逼近圆面积，得出了准确到小数点后7位的圆周率值π＝3.1415926……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年！

　　“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面貌

　　同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相比，中世纪的欧洲真是乏善可陈。只是到了14—16世纪，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三大近代化运动，出现了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才把依旧在封建轨道上运行的中华帝国远远抛在了后面。但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对西方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是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

　　英国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在其名著《新工具》（1620年）中写道：“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会充分看得到的，这从古人所不知且来源不明的俨然是较近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因为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名人对人类事务方面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更有力量和影响。”请注意，这是在17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并不知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针这些发明（当然还有造纸术）来自中国的情况下所说的话，应该是非常客观的。

　　19世纪中期，马克思（1818-1883年）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3年）中进一步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和西传，又岂止是“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26项：“（a）龙骨车，（b）石碾并用水力驱动，（c）水力冶炼鼓风机，（d）旋转风扇和扬谷机，（e）活塞风箱，（f）提花机，（g）缫丝机，（h）独轮手推车，（i）帆车，（j）磨车，（k）胸带和颈圈挽具，（l）弩，（m）风筝，（n）竹蜻蜓和走马灯，（o）钻井术，（p）铸铁，（q）‘卡丹’挂环，（r）拱桥，（s）铁索吊桥，（t）运河闸门，（u）船舶和航运，（v）船尾舵，（w）火药和相关技术，（x）运河闸门，（y）纸和印刷书（雕版和活字），（z）瓷器。”

　　他写道：“26个字母用完了，我该停下来了。但是还有很多例子，甚至重要的例子，如有必要，也列得出来。”后来，他的助手和学生坦普尔列出了100项，出版了《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

　　而在列举公元3-18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发明时，李约瑟只找到了4项：“（a）螺丝钉，（b）水泵，（c）曲轴，（d）发条装置。”因此，我们在列举人类的技术发明时，切不可只盯住西方而忘掉了自己的祖先啊。

　　中国科技“古代辉煌”可以给今日科技创新增添信心和力量

　　李约瑟说：“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科学理论大约处于同等水平。仅仅在那段时间后，欧洲思想才开始迅速向前发展。”

　　同科学思想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思想也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1980年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曾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被推举为十大思想家之首。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列举了孔子的7句格言，慨叹道：“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

　　进化论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1859年）中，大量引用了“中国百科全书”（达尔文如是称之）中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据查他引用的记载出自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到明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作为在生物学领域有重大建树的李约瑟，在1937年37岁时通过赴英留学的鲁桂珍等中国人了解了一些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立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种信仰上的“皈依”，从而中止了他对科学前沿的研究，从学习汉字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直至1995年去世，穷半个多世纪时间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摒弃欧洲中心论，“还中国以公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这样评价过李约瑟研究工作的意义：“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一筹的对中国的承认。”

　　李约瑟生前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道著名的思考题：中国在古代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引起了世界科技界、史学界乃至经济界、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等各方面人士的关注，中国学界常常将这道难题理解为对“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历史现象的探究与思考，无疑是很值得关注的。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不展开。

　　此时此刻，我想引用一位伟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换句话说，我主张“向前看”——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今天我们在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近代科技、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将中国古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传承、移植到当今时代科技探索前沿中，古为今用，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事实上，中国古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优秀基因值得继承，比如，近代科学建立起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近代科学也有不足：重分析，轻综合；长于线性研究，短于非线性研究；习惯于封闭系统研究，不善于开放系统研究等。而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方式，在当代和今后科技整体化中必然会越来越显示其生命力。正如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利高津所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正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

　　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又如，在近现代科技发展中，特别是工业文明后期，人对大自然着重征服、索取，而不注意保护，结果受到严厉报复：能源枯竭、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繁等。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传统科技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如荀子所言：“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诸如此类的优秀基因，不胜枚举。一句话，今天我们谈科技创新，切不可割断历史，数典忘祖！

　　（本报记者蒋廷玉根据王渝生教授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演讲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配图：新华社　本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