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堪称百年风云人物。一生在民国教育界、政界、外交界、学术界身居高位要职，历任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要不是自己坚辞不就，还会当上“行政院”院长。但他一生都在回归，回归一个法学家的担当，回归一个独裁党里的自由派，回归一个教育家的情怀，回归一个崇阳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宿命？仅仅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叫回头岭的地方吗？

       “崇阳有个回头岭，出门就把屋里想”。回头岭之名是王世杰高祖父恭元公所取，这里有一个曲折幽长的传说，这个传说充满了虚幻迷离的色彩。但是，1891年3月10日傍晚，王世杰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却真实地和回头岭早春的雷声一同响起。他只在回头岭生活了12年，在此后漫长的80年人生岁月里，尤其是服务社会以后，仅回故乡小住两次。离开故乡之日，正是他回归之旅的开端。

      1932年9月6日，听过王世杰的第一堂讲学后，蒋介石感慨道：“先生是当今之人才，愿与先生共成不朽之事业！”王世杰不属于任何派系，却能在政治生态险恶的民国政坛独步前行，长期身居高位要职，多年处于党国核心决策圈内。他常常和最高领袖蒋介石形成一种“搭档”的关系。抗战时期，蒋介石每周必邀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全体参事餐叙一次，这个参事室的主任就是王世杰，举凡军事、外交、财经、工业、国共关系和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蒋总裁都要问计于王世杰。抗战时期还有个中央党政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总教官是王世杰，这一搭档就是5年，培训中高级抗战人才26000人之多。到台湾后，蒋介石本人及方方面面都认为王世杰是“行政院”院长的最佳人选，蒋介石先是派蒋经国游说，后是亲自出马劝说，王世杰均不愿出任院长职务。最后，蒋介石还是要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成为自己须臾不离的左膀右臂。杭立武先生著文称，王世杰是“今日之贤人”，是蔡元培以来“学人从政之第一人”。

      王世杰身居要津，主要赖于他的博学，而博学中最重要的知识结构是法学。他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他当北大法学教授时，与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成为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之作。1927年4月，国民政府奠都南京，王世杰即被任命为首任立法委员和法制局长。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只争朝夕地制订了一批法律法规，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特权法、债权法、亲属继承法，快速构建起民国的民法体系。王世杰对国民参政会一直情有独钟。他参政的目的就是想根据民主的原则，一点一点地进行国民政治制度的改革，国民参政会提供了一个的代议制的雏形，也为他提供了一块施展夙愿的试验田。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主席这两个兼职的岗位上呕心沥血了10年整，让国民参政会有了“战时国会”之誉。国共重庆谈判时，周恩来说，谈判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王世杰从民主与法制的角度考虑，认为应当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团体的意愿，提出在“政治会议”中间加“协商”两个字。周恩来认为很好，双方均接受了这个建议，以后大家都叫“政治协商会议”了。这就是今天“政协”这个名称的由来。

      王世杰弃学从政时，西方媒体普遍看好。《曼彻斯特导报》盛赞王世杰是“具有大才干而思想开明的自由派”。王世杰的从政生涯是“浸透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努力”。他于1923年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就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的办刊宗旨，因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常被当局没收或查封。尽管与本人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现代评论》仍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后，这位法学家写下了题为《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时评，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成为蒋介石的高参后，他一直不主张武力消灭共产党，而力倡政治解决“异党”问题。王世杰发表的所有文章，从未用过当时语境下的“共匪”字样。言谈间，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敬称“先生”。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不阿附”的王世杰请一位参事代笔，因文中多有攻击共产党的语句，王世杰把参事写的文章丢进了垃圾桶，自己提笔写了“君子不念旧恶”6个字交给了蒋介石。

     王世杰早年学的理工科，出国留学改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学，他认为中国应以法立国、依法治国。从政后，一点一滴的政治改革，其实正是他一步一步回归一个法学家的历程。

     王世杰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在3年的校长任上，武汉大学平地起高楼，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在中国大学里绝无仅有，并且能与世界各国最好的学府相媲美。当时一个由欧美人士组成的国联满洲事变调查团，在参观了武汉大学后，认为日本人所言的“中国乃长期落后之劣等民族”是不实之辞。胡适曾对来访的美国访华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武汉大学这个赢得广泛国际声誉的标本，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人创造的奇迹。身悬孤岛之后，东湖的柔波一直荡漾在他心头，珞珈山的樱花长期开放在他梦里。为寄相思，他刻了一方“东湖长”图章，一一印在他收藏的名贵字画上。他表示，身后这些名贵字画全部捐给武汉大学。他还要家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那么多的其他显赫头衔一个都不要。

      王世杰最漫长的回归路，还是对一个崇阳人的回归。

     王世杰在国民党高官中，是公认的廉洁者。他一生不烟不酒，粗茶淡饭，也很少看戏娱乐，很少坐专车，无任何世俗嗜好。并且，对家人要求极严。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在中央大学听课。一天，王世杰的学生、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将其创作的中篇小说《风亭渡》拿给王世杰修改时，主动提出把纪武转为中大的正式学员。王世杰坚决不同意：“不能因我而破坏了校规”。于是，“前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儿子是中央大学旁听生”的新闻广布于媒体和坊间。重庆时期，堂侄王德冕家中人口多入不敷出，于是在街上租了一间房子开一熟食店以贴家用。王世杰知道后，严肃地对他说：“公职人员不得经商，这是一条法律规定。你要做生意，就得辞职。”迫于生计，王德冕只得辞职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清官”，为了崇阳乡亲却经常破费，甚至“破规”。

       1925年，还是在他当北大教授时，崇阳境内3个月未下一场透雨，田地龟裂，稼禾无收。王世杰向一位老同学借了一笔巨款，托父亲从江北买回两船大米、三船黄豆，计3万余斤，在白霓桥、回头岭等地赈灾济困，救人于死亡线上。这一笔巨债让王世杰十几年后才还清。在日寇严密封锁的1940年，崇阳人民买不到盐吃。当王世杰听说故乡人有的刮下粪池沿的芒硝熬硝盐吃，有的用辣椒粉代替食盐，心如刀绞，于是冒着多重风险，从各种渠道购得20万斤食盐，设法运回崇阳，交由县政府盐务局平价发售。这样的事太多了。1934年，他东借西挪购得一批大米，请父亲在花凉亭和白霓桥两处，向众多灾民施粥。1937年，他从南京买回一大箱奎宁，发放给遭遇疟疾的乡民。1938年，30集团军司令王陵基令崇阳县额外缴纳20万斤军粮，王世杰向陈诚求情，免除了这20万斤额外军粮。1945年，王世杰请求国民政府为饱受战争摧残的崇阳县人民免除本年度的公粮。

      长期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王世杰，特别爱吃崇阳风味的腊鱼腊肉。夫人肖德华结婚不久就学会做这种颇需功夫的腊鱼腊肉了，每年过年时一定要为王世杰做一批这样的腊鱼腊肉。这是他唯一能够长期享用的故乡风味。

     晚年的王世杰，常在自家的后花园轻吟苏东坡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王世杰“北望”的是故乡回头岭，是回头岭形若奔马的俊美地形，是回头岭上林茂水丰的好生态，是回头岭上醇和厚朴的好民风，是回头岭上长眠着先人的家山祖坟。有一次，当他读到《定风波》的末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双泪长流，沉默如石。一个“归”字就让老人情动于内，百感交集。崇阳方言中，“归”就是回家。

      1981年春节，前来拜年的门生故旧，见老人沉疴在身，都劝他去美国疗养。王世杰说：“台湾虽是海上孤岛，但总还是中华国土的一部分，我不能血沃中原，也要把骨灰留在这里。将来有一天，也许有海风海潮把它送到崇阳故乡去，那我就含笑九泉了。”当年4月21日，王世杰逝世。

       生命停止了，回归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1985年，遵照王世杰的遗愿，侄儿王德芳寄回款项，在故乡回头岭修建一口水井，井边竖立石碑，上刻“敦睦饮水井”5个大字。

      1987年，女儿雪华和秋华，遵照父亲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做点好事的遗愿，携家人所捐400余万元，在崇阳大道捐建“雪艇图书馆”。图书馆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作为著名建筑家的王秋华亲自设计。

       王世杰只在崇阳生活了12年，但是，他对崇阳的影响要比一个生活在崇阳120年的人都要大得多，或者说，这是个根本无法类比的事情。

       有一位学者型的官员在他的不惑之年里来到崇阳，担任崇阳县长、县委书记8年，对王世杰的回归进行了有价值的回应。

       他就是学者从政或曰边从政边治学的程群林。程群林到任后第一次下乡到的就是的白霓镇，自然也去了回头岭。在王世杰故居里，程群林仿佛听到了102年前王世杰出生时第一声啼哭，又仿佛感受到了王世杰漫长的回归脚步，一种神奇的文化密码在他心里对接成功了。这位崇拜孔子和孟子，对儒学深有研究的的学者型干部，忽然有一种创造历史的豪情。他想历史是人创造的，精彩的历史不妨再创造一遍，精彩的历史不妨创造得更精彩一些。于是，两年后，崇阳县就有一个叫做教育城的项目在县城北郊动工。经6年精心打造，总占地面积1500亩，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有3所高中，2所初中，1所小学，1所幼儿园进驻教育城。教育城6所学校，囊括了全县60%的生源。往教育城搬进一批农村中学，往撤走的农村中学搬进一批农村小学，往撤走的农村小学搬进一批幼儿园，层层提升了全县办学硬件水准，解决城区学校员额爆满与农村生源萎缩的矛盾，促进县域教育均衡、优质、和谐发展。进城读书的农村学生一律全部免费，生活有补助，交通有补贴，安全有保障，住校如住家。与教育城毗邻的还有一个与之配套的凯鸿·国际华城，占地200亩，建筑面积达50万平方米。崇阳人有陪读的传统，王世杰12岁到武昌读书时，就由他的叔叔陪读。这个国际华城就是座陪读城，按程群林的思路，进城陪读的学生家长，无疑会有一批进城就业，在进城就业的家长中势必有一批由农民变成了市民，这就是教育直接促进的城乡一体化。

      尤其是教育城最后一个落成的项目崇阳一中，从校舍布局到建筑风格都在模仿武汉大学，并且，也置梅园、桂园、樱花园。被人称为“小武大” 。有一次，我听程群林向人介绍新的崇阳一中，他说：“我们克隆了武大老校门牌坊。崇阳有这个资格，武大的创始人是崇阳人嘛。”他的外貌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说这话时象个顽皮的孩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就是程群林的这一缕得意的笑容，撩拨了我的崇阳之旅。我的崇阳之旅走了3站，第1站是回头岭，第2站是雪艇图书馆，第3站是崇阳教育城，我以为这个路线也是一种宿命的组合与联结。

       民初的中国大学，大师云集，大楼稀缺。王世杰创办武大时，认为一流大学有5个条件，首要条件就是“巨大的校舍”。教育城里也是“巨大的校舍”。我在教育城里徜徉，校园里的学子，不管是锻炼，还是漫步，他们的脸上分明写着自豪与自信。我当时就有感慨，在这样的校园里学习和生活的山里孩子，不管是到大城市里的大学去深造，还是到繁华的地区去就业，他们一去就会适应新环境的，因为他们在巨大的崇阳教育城里熏陶了几年，其他就不在话下了。

       一些人类的精英人物，常有思接古今的情怀，常有见贤思齐的美德。有美国“开国三杰”和“民主之魂”称誉的第三任总统杰弗逊，退休还乡后，创办了本州弗吉尼亚大学。去世前，他预先为自己写下碑文：“这里埋葬的，是汤姆斯·杰弗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立者”。王世杰认为他与杰弗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都是法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于是，他为自己拟了一个与杰弗逊何其相似的碑铭。王世杰认为武大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作，程群林也认为，崇阳教育城是他在崇阳8年的最得意之作。

        我的崇阳之旅时在春天，王世杰是在这个季节里诞生，也是在这个季节里逝世，这是个与王世杰多有联系的季节。我在“小武大”欣赏了开得正烂漫的樱花，我还在那个克隆的牌坊前照了像。武汉大学早期的建筑，因其丰厚的历史价值、珍贵的科学价值和精美的艺术价值，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2012年4月，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富人区的中学校长露西尔女士在教育城里访问了6天，如鱼得水，流连忘返。露西尔女士说，美国学校的硬件远没有这里优越，他们多数是几个老师合用一套设备。教育城里的第一所学校崇阳职校，现在已成为全国重点中职学校了。崇阳教育城创造了中国县域教育事业的奇迹，它具有日久弥新的价值。

        崇阳是个盛产民歌的文化之邦。如今，有一首叫作《崇阳有个回头岭》的民歌唱道“回头再望回头岭，思念牵挂扎了根”。“离别虽苦苦一阵，重逢甘甜甜透心。聚散离合如五味，风来雨往是人生。”

        风来雨往是人生，人生难得是精彩。

                    作者李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