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说了外交家陈介的家谱，想起手上还有一个外交学家的家族的家谱。这个外交学家不是别人，就是人称“日本通”的王大桢，字培棫，号芃生，后多以号行。湖南醴陵人，家谱全称是《醴陵南城王氏四修族谱》，卷首十一部世系十二卷齿录五十六卷末一卷，有一原装谱箱，共四十二册。
       得这部家谱之前，曾有湖南书商电告，说有民国八年醴陵王氏谱一箱四十二册，品相极佳。一查自己的《思绥草堂藏谱目录》，并无入藏，即答应购下。但后来那人却没了下文，只好作罢。没想只过十数日，就在雅昌网上看到了这部民国二十六年的三植堂木活字本，也是四十二册，也是有一谱箱，也姓王，谱籍也在湖南醴陵，仅年份不同，故即疑为同一部，猜想定是湖南书商把修谱年份搞错了。当即与雅昌网友联系，谈价汇款，两天后谱即了手上。
       醴陵王氏始迁祖安仲，字培厚，号植斋，原居江西吉安府安福县金田，以教授生徒，初馆于江西萍乡县，继馆于湖南长沙府醴陵县。公馆醴时，览芳洲名胜，漉水瑞徵，每心仪不置，遂于明洪武五年携家属由金田卜居醴邑南城二圣桥而立业焉，丁粮坐十八都四甲，后析为上坪分、西林分、双滂分、湖下分。据二十二代孙震所撰《序》云：“湖下分始第三代斯取公，双滂分始第九代兴堂双堂公；上枰、西林两分始十一代廷辉、廷檄公。”此即四分所合修。
      家族自清道光辛巳年创修家谱，后自咸丰庚申二修，光绪己亥三修，至此民国二十六年已为四修（1995年曾五修）。此次修谱，首发创意者即为王大桢等人。据家谱首册中的《特别捐目》载：“我此次四修谱牒，虽筹定经费，乃有热心赞助者，特别捐款，爰录芳名于左。”其中捐款最多者，即为王大桢，共“捐银伍佰圆”。第二名是“少将参事兼特派驻洪江特税监察委员”的王大乾（号郁生），“捐银贰佰圆”。余下的均在百元以下，数十元数元不等。
       关于王大桢这位人物，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万发真在《悲哀的结局——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归宿》一文里这样写道：“对于王芃生其人，曾有人这样评价他，说他专办对日的交涉问题，建树了卓异而伟大的成绩，是一位外交家；说他专门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抗战时期敌情分析和关于时局发展趋向的文章，是一位政论家；说他对于日本史特别是日本古史，有独到的研究，是一位历史学家；说他在文学上有较深的根底，欣赏批评的眼光极高，是一位文学家。这一切都可能是事实，但是我想他最值得人们敬佩的、最让世人关注的是他卓越的胆识和他领导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抗战时期，他和他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真正做到了料事如神的程度，对于抗战中日寇的一举一动，都能洞烛机先，了如指掌。对于日本何时发动七七事变、何时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何时投降等等，他均能事前将其预测密呈蒋介石，无不灵验。这些成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王大桢一生著述较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出版《时局论丛》，收入文章32篇。著有《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土耳其论文集》、《匈奴史之新研究》、《小梅溪堂诗存》等书。还在《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等大量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宣传抗日必胜的文章。
       “卅载艰贞，千般困阻，孤忠耿耿忘家。南北东西，舟车远及天涯。存韩救赵劳心计，任世人毁誉交加。矢精诚，尽瘁宗邦，暗损年华。元戎睿智勤宵旰，问苍生夜半，沐雨风斜。献替绸缪，誓屠封豕长蛇。而今酬得澄清愿。久自甘，淡饭粗茶。最堪怜，赠策无人，借箸兴嗟。”这是王大桢在抗战末期听到日本投降后所作。凡是坚决抗日的，都是让人敬重的。
        在这部由王大桢亲任“创修”的《醴陵南城王氏四修族谱》，有几处让我感到新奇、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看看王大桢世系中配偶的记载：
“娶张氏，号琴啸，日本东京大妻女子（确如此，没错）技艺学校毕业，同邑西城大学生张铭惕女，第四路总指挥部经理处长张开甲胞姊。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巳时生，民国元年结婚后因身体病废，难于生育，民国十九年冬劝另娶妻。
        “锺氏，号贤英，长沙籍，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得文科学士位，留学美国纽约大学，得硕士位，历任辽宁同泽女子中学英文教授。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亥时生，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结婚。”
        这里有“劝另娶妻”及精确到年月日的结婚日期，其它家谱中怕是从没出现过，当然也许有我以前没有肯意留意过的缘故。
       另外在卷四十五“大材、大栋”世系，这兄弟俩是王昌邦的儿子。大材：“字朝杞，号深根，清光绪六年庚辰八月初十日申时生，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六月十三日辰时没”；大栋：“字朝梓，号蒂茂，清光绪六年庚辰八月初十日申时生，与兄同生，民国元年壬子七月二十九日巳时没。”家谱中发现娈生子的，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看来以后得多注意，想来其它家谱也应该有这样的记载。要是有一天从家谱世系中找到三胞胎，甚至是四胞胎的记载，肯定会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王大材、王大栋娈生兄弟的父亲叫做王昌邦，此君籍籍无名。但家族中还有一个同名同姓的王昌邦，为西林分二十一世，长王大桢两辈（王大桢为上坪分二十三世），是铁路勘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国家建设部授予），从事铁路勘测设计工作五十多年，为中国的西南铁路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世系载曰：“荣吾次子昌邦，字承绪，号哲先，湖南大学毕业，清宣统元年己酉十一月十三日巳时生。娶张氏。”
        家谱中，关于王大桢及他父亲王昌治的资料很多，如卷首第九部有《十九代祖妣宋孺人墓志铭》，为郭维藩撰，房侄昌治书丹；有《二十代祖益斋公墓志铭》为王昌治撰；有“清岁贡生署江西南安府经历王荣柯撰文”的《二十二代味斋公墓志铭》；有“邑北七里山人味斋王昌治撰并书男大桢、大榦敬立”的《二十二代汤孺人墓志铭》；有“棘人王大桢大榦泣血谨述、姻愚弟张汝乾填讳”的《二十二代味斋公哀启》，多达二十叶。
        其中尤详者，当数 “乙丑季七里山人王昌治呵冻搁笔”的《二十二代味斋公六旬自述》。他在《自述》中说：“先是先王父槐阁公构书楼三楹，为子孙读书计……楼外红梅一枝，为曾王父驭轩公手植，萍乡萧庚生大史，叔岳也，颜楼曰‘占魁’，并为之序……（昌治）后肄业于渌江及城南岳麓各书院，颇负虚声，深自愧省知，师湘潭罗顺循先生与郭筠仙、王壬秋两前辈，倡船山学，来长渌江书院，以经史诸子督诸生，屡课辄冠，深荷奖掖。吾邑素僻陋，私楹以外藏书绝少，先伯父商于李攸，初文雪吟诸前辈于兴贤堂构藏书，值数千金，邑人士皆得假读，予之涉猎稍广，亦赖于此耳……典籍以外，窃喜读时务新书，当时极难购致，虽论未必当，然新颖可喜，一卷借读，恐先争后，自是见闻广益，不甘自囿……三修族乘，命掌纂修，考订谱牒，选述文艺无寸暇，而于收族继绝三致意焉。时长男大桢既从予读年余，颇锐进，书中误字，辄能以己意更正，虽不尽当，可见悟心。予知其能学也……时长男由邑高小考入磁业学堂，既竟业，日获工资若干金，人以为得所营生。予以时势多艰，外侮日亟，乃令弃所业而习武，得考入湖南陆军小学。时革命运动方炽，颇致力于军警界，长男时挟禁书归，所为文多伤时语，族之谨愿者方以大祸为诫，予窃许之，但嘱慎密而已。辛亥应孝廉方正之举，而室人已卧病年余。及秋，武昌举义，长沙继起，予知长男必预其谋，诸生亦风起云从，勇往不反顾。予公私交战，忧喜交迸。嗣由前线归者，报长者长沙响应后，复从军于湘西，为常德镇兵所戕。予伤其有志未成，心胆为碎，又虑室人之忧戚，故示镇静，私念修短有数，亦得死所。未几长男忽翩然来归，告以发难时适赴火星池新军联络，得免。并告已奉都督谭命，与黄石垓、唐拓庄、周岐、唐吉簴等十七人以津京一带调查部名义炸袁世凯，出发在即，特以母病归省……”共达一十八页，记王大桢之事极详。
         后来，我曾在网络上查得有民国十四年铅印本《先严味斋府君六旬自述文稿》出版，应该就是这一篇长文，但未见原书，还不敢十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