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史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家谱的要旨和核心就是在于止恶扬善，慎终追远。古代的家谱纂修，出于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起见，在追溯先祖时，为了攀附到一个名人，往往绞尽脑汁，哪怕是冒认攀附在所不惜。   
     李世民为了附会自己是老子的后人，把道教立为唐代国教；出身草莽的朱元璋为了与朱熹结下亲缘关系，抬高了理学的地位。后来出现了凡是姓范的必是范仲淹的后代，姓王的都是王羲之后代的现象。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流传至今的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有些是民国时修纂的，多不完善。这给后代修谱寻找上源世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明清时期，针对唐宋后宗谱缺失的现状，社会上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或称“谱师”，他们利用事先准备好的、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谱师”就草草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这样出来的家谱几乎千人一面。所以很多家谱出现了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写的的题跋或序言，光宗耀祖。其实，这些都是“谱师”的杰作。
     旧时修谱者有一本必备的书叫《尚友录》（通用的有明万历四十五年廖用贤编），该书以韵为纲，以姓为目，记载各姓的来历、郡望以及自上古至宋代出过的名人及其籍贯和主要事迹，修谱时随便挑选一个做祖先，然后设法将本家族与他联系起来。还有不少追溯先祖，无不是将某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作为自己一宗一族的始祖，甚至远溯到三皇五帝，但只要仔细考察所记的世系，就可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极其荒唐而不可信的。     
    如宋以后竟有人冒称是林和靖的后人，当时便被传为笑柄。其实，林和靖隐居杭州孤山，一生不娶，“梅妻鹤子”，哪里来的子孙？       
     没有一家秦氏的家谱自称是南宋秦桧之后，只不过是因为秦桧在历史上的名声太不好，其子孙耻于明言而已。   
    上海大亨杜月笙发迹后，嫌自己出身卑贱，便请名士杨度为自己修家谱。开始杨度选择了唐朝宰相杜如晦为其先祖，杜月笙认为名字晦气，于是杨度又换成杜甫，杜月笙认为合适，又变成了杜甫的后裔了。        
       在唐五代门阀制度森严时期，有一些特殊的家族群体，并不是以真正的血缘关系维系的。而是通过人为的方法和程序，而制造出模拟的血亲关系。这种拟制血亲关系相当普遍，成为一时的风尚。   
      袁世凯称帝后，广东省东莞县有个无耻文人张伯桢，巧施媚袁之术，先伪造了所谓“明刻版本”的《袁氏世系》，列出袁氏祖先袁安至袁崇焕的家史；继而又编造出“袁崇焕遇祸以后，子孙某支由东莞迁到河南省项城（袁世凯的老家）”始末。书中讲道：“项城（指袁世凯）今日，正位燕京，食旧德也。”此书由广东省三水县名流梁士诒代呈。   
      袁世凯得到这本伪造的族谱，喜出望外，得意忘形，因为这使他获得了一个显赫的封建家族血统关系的“证明”。袁氏王朝的“各部”官吏就联名上书，奏请尊祀明未名将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立“原庙”。袁世凯又特派“专使”赴广东东莞县致祭。谁知“君臣一枕梦黄粱”，好景不长，袁世凯称帝百日就被各地人民声讨，群起而攻之，不得不宣布退位下台，郁郁而死。    
      对于这一场伪造族谱的丑闻，时人作《新华打油诗》以讥嘲之。诗云：华胄遥遥为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  诗中“督师威望溯辽东”，是指明朝末代名将袁崇焕守卫山海关，威镇东北的事。“沧海”为无耻文人张伯桢的字。
      在旧社会，家谱的文化现象被少数“文化人”玩弄、扭曲到何等的地步！家谱内容的编纂是何等随意！ 在文化水平低下的社会，他们骗了很多人。不明真相的人还将其视为祖传之宝。在当今信息、交通、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社会，一些先辈受骗的后裔，还不去认真地思考、研究、寻根，改变自己上源世系的历史，仍然抱着过去错误的“经典”不放，是可悲，孰不可悲 ？  
     家谱文化，实质上是一种高尚和深邃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文明、进步的社会，珍视家谱文化，就应该认真地去审视历史，思考家谱曾经的悲痛，寻找历史的精华，追寻历史的根源，编写出我们真实、灿烂、辉煌的家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