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是研究谱牒的产生、发展、作用、辨订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关系宗法、史学、纂例、簿籍等方面的知识。所谓“谱”，即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如家谱、年谱；所谓“牒”，系指古代的书板，如玉牒、金牒，特指谱籍。谱牒学中的“谱牒”，即家谱与玉牒之总称。家谱俗称族谱或宗谱，又称家乘、支谱、世谱。皇族的家谱称作“玉牒”。谱牒是一个家庭或宗族的世系表谱。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与正史、方志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
　　我国的谱牒历史悠久，早在商代已有谱牒档案，如现存甲骨档案中，“库”1506，详细地记述了“兜”的家谱，计有11世之多。从周代以后，历代的谱牒都有一定的发展和新的变化，明清之际，修谱之风更为盛行。同时，历代有不少名儒学者亲撰谱牒，兴趣十足，谱学家代有人才。如宋欧阳修、苏洵、曾巩，元有陶宗仪，明有张云汉，清有魏禧、钱大昕、黄宗义，民国有罗振玉、王迪诹等。谱序的作者大多为当朝当代名人，或以官显，或以文重。像较早的范文正、朱熹、文天祥、王守仁、方孝孺，乃至曾国藩、李鸿章、徐世昌、孙中山、蔡元培、冯玉祥、章炳麟、张謇等人，都曾为族谱写过序文。
　　我国的老祖宗，当初为什么要制作谱牒，他们的目的何在？本文根据有关资料，略述谱牒的作用和价值，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仅供研究参考。
　　谱牒的作用和价值，在古代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可以使族人确认，凡是谱上有名的，便是出自同一始祖，因此谱内详列有关祖先的祭礼，以及坟墓的墓记、墓图、祠祀、祠规、祭仪、祭法等等，使其后代代子孙都能饮水思源，可以藉此认识和崇拜自己的始祖及历代的列祖列宗。如朱熹为陈氏族谱写的序中所言：“谱存而宗可考，是故君子重之。”
　　第二，可以加强族人间的血缘观念，让大家都知道，同登一族的人，相互间是以相同的血缘连结在一起。所以所有的族谱内，都是按血缘系统之前后秩序安排世系、世表、宗派，以及迁居情形和昭穆排行等。“昭穆”由来已久，早在3000年前的周朝初期，就已为老祖宗奉行不违。周朝实行宗法分封制，宗族分为大宗与小宗，确立了嫡长子的权位继承制。为了“定世系，辨昭穆”周代的谱牒有了相当的发展。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均有官员掌管谱系，以防宗族昭穆的错乱，确保宗法分封制的实行。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还能见到周朝的谱牒，并据此编成《三代世表》。如朱熹在同一序文中所说：“然昭穆既明，本源自辨，后有作者，果能追念前由，无忘厥祖，披图按籍，孝思勃生，则勉旃不怠，庶光前业已。”
　　第三，基于祖先关爱后世子孙的心意，可以把后族人互相帮助的办法，像义田、义庄、义学、义冢的设置等明载在族谱之中而垂万世。如孙中山为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中，赞扬“合肥一族，于元季迁自江南。五百年来，丁户逾千。男女皆悉力耕织，老幼咸秉其礼教。其秀者修文讲武，不甘庸以自限。近又自办学校，议立族规，纂续谱牒，储集公产，自治精神卓然为一乡楷模”。
　　第四，透过族谱中有关祖先的荣誉、功业、德行、节烈、耆寿、学问、文艺等的记述，像诰束力像赞、墓志铭、家传、先德传、宦官记、忠孝记、节烈纪、耆寿纪、旌表纪、儒学纪、生员纪、艺文志等等，可以使子孙以提高家庭的声望为己任，不使祖先的声誉受到任何的玷辱。另方面，有的族谱中还有“出族”的纂例。出族即从家谱中除名，这是对家族中出现的坏人严厉惩罚。家谱每世一修，在修新谱时，要对族中不贤不孝之人“讳其事，阴其名”。违其事，即不载其事迹；阴其名，即在谱系中只书某某，某某之后书其子名，示不绝之意。这种除名亦由来已久，如《汉书·景帝本纪》载：吴王濞等为逆，除其籍，毋令污宗室。梁武帝的独生子萧综，在前线投敌，梁武帝忍无可忍，只好从萧氏家谱中将独生子除籍。近代浙江吴兴人陆联奎少年时以犯族规被除名出族，流亡上海，后成为上海富豪，于家乡重建宗祠时准许其复名入族，抗战时陆沦为汉奸，又被除出族名。1916年，前驻日公使陆宗舆与曹汝霖、章宗祥一起出卖国家主权，激起全国公愤，导致爆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陆宗舆的家乡浙江海宁举行宗族大会，将其除名出族。
　　第五，可以经由世代相传的家规、宗约等，确立宗族的体制。还可藉族谱中所收录的遗训、家范、宗范等，规范子孙的行为，贯彻族人的教化。这样，可以起到“或亦佐治道、厚风俗之助焉”(引自陈树潘《湘陕陈氏族谱序》)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谱牒的作用和价值也在发展，古今不同，这是十分明显的。谱牒在当代有什么作用和价值，当代谱牒学应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当代的专家学者一致公认的是谱牒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我们今天主要是利用谱牒的史料价值，以使古为今用。据作者有限的见闻，谱牒已经在以下几方面发挥明显的作用。
　　首先，谱牒独特的寻根问祖功能，这是任何其他文献所不能代替的。它对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台湾同胞和华裔、华侨，往往通过家谱来寻找其血缘关系，他们把家谱视作命根，因为这是他们寻根追祖最科学、最可靠、最长久的依据。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和报道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谱牒可以为编纂地方志提供丰富的地情资料。编纂地方志，首先要广泛地收集当地的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而在各种文字资料中，族谱有着不可代替的特点和长处。它有不少是别的资料书中所没有的独有资料，它具有地域性、广泛性、准确性和连续性四个方面的特点和长处。所以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说：“家牒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文史通义》)
　　第三，通过谱牒，可以查考历史名人事迹。内容丰富的谱牒资料，可详正史之略。从中撷取资料，把正史中的人物写得更翔实、更丰满。例有1980年，云南安宁县禄腾公社中村生产队农民岳万才、岳万云向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献出《岳氏宗谱》。这部家谱刊印于清道光十九年，以岳飞的父亲岳和为第一代，到岳万才的孙子，已历34代，800多年。有意义的是，《岳氏宗谱》载岳云是岳飞的“长子”，与新版《辞海》所说“养子”不同，这给研究岳飞家族与宋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修订版《辞海》遂修订为“岳飞养子(一说长子)”。
　　第四，由于谱牒中所记载的有关姓族世系、迁徙流源、人口消长、艺文著作等都均详于其它史书，故后人可以利用谱牒来为研究人口变迁、风土人情、著作佚文、文物考古等服务。如盛唐诗人王徵(王季友)，《全唐诗》只录了他的6首诗，而近人王迪诹所编的《王氏家乘·艺文编》却搜集了他8首诗，这为唐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在本省南安象运梁氏祠宇的古族谱中，收录有朱熹为梁克家写的一篇挽文。朱熹是宋代的大学者，是和梁克家同一时代人物，又曾同朝为官，由于皆为方正之士，两个人的私交也很好，梁克家的年龄大概要比朱熹大，他去世之后，朱熹曾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八月间写了这篇挽文，文情并茂，对于梁克家一生的事迹，有极为翔实的记述，是研究梁克家生平事迹十分珍贵的文献。
　　第五，新修族谱的作用和价值也值得研究。修新族谱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现象。现在编修的某些族谱与传统族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有的将家谱编成一部姓氏文化史，对族姓源流详加考订；有的加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如将族中捐款供“希望工程”、义务赡养孤老、为村民无偿服务等“善举”悉数纪录下来，以晓喻后代；有的在“家规”中提倡爱国主义，维护邻里团结；有的添进许多现代化的图像资料，成为记载新风貌的有效载体。但也不应回避新修族谱中的问题，而应加以正确引导，要扬弃封建迷信糟粕，发扬中华民族爱家爱国的优良传统。
　　以上说明，谱牒学的研究在当代乃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我们应该把谱牒学的研究搞得更快更好，为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