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浅谈谱牒文献作为研究史料的意义与局限性

         〔摘　要〕介绍谱牒文献的源流、特点及其在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论述谱牒文献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认为应秉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治学态度,充分挖掘谱牒文献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谱牒　研究　价值　局限性
　　 谱牒文献,是家谱、家牒、世谱、宗谱、家乘、支谱等等文献的总称,泛指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的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在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其同与正史、方志并称为中国宗法社会研究史料文献的三大支柱。
     1　谱牒文献资源概述
     谱牒文献产生于先古之世,其作用在于尊世袭,辩昭穆,继世传统。《史记》第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有云:“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谱牒”一词的最早出处。司马迁在书中说明三代(夏、商、周)就有编修谱牒之举,而且以它作为编修史记的材料依据。而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谱牒的开山之作则成书于周朝的《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士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谱系进行结合综述的全国性总谱。而谱牒的源头可溯其端绪到先秦时期。先秦以前最早的谱牒学家也就是史学家,最早的谱牒,也就是最早的史学。
    谱牒是一种收藏宏富、记述细微、有独特体例的历史文献,这一点从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中都可以得到证实,自《隋书·经籍志》始,史部有谱牒这一门类,成为“谱牒系”,在《宋史》称“谱牒”。一般来说是由专人主持修订,以后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或折射出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目前存世的中国家谱因其流传方式的特殊性,存量已非历代遗留的全部,根据《中国家谱综录》估计,去掉复本,现存族谱约为一万八千余种,又以上海图书馆等单位的收藏为重。其它如安徽省图书馆即藏近700余种家谱,而且质量较高,其收藏具有地域性强、版本好、编纂质量优等特点,一大批安徽籍名人如包拯、程敏政、吴汝纶、李鸿章等的家谱都有收藏,尤以徽州地区家谱为特色,如:《新安名族志》(二卷) 、《新安大族志》(二卷) 、《汪氏世范录》等31种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受到多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依据。
    2　谱牒文献研究的意义
    谱牒文献的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及风土人情等。因其数量之多、历时之久、在民间流传之广的特点,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域,乃至于各个民族、部族和家族的历史,具有其它文献无法取代的价值。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家谱,是一个巨大而又十分难得的文化史料资源宝库,它不仅仅提供我们问宗谒族,求根寻源的文字佐证,更深层面地为我们诸多的学科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资源。
    谱牒文献的研究应用始于西汉,《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著名的史官司马迁已经把谱牒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来的史学家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如班固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及陈寿编撰的《三国志》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谱牒资料的研究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在近代,谱牒文献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才学、民族学、方志学、经济学、教育学、人口学、遗传学、伦理学、移民史等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清末著名史学家学者梁启超曾撰文:“此实重要史料之一: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 ⋯⋯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2〕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发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的慨叹,并倡议:“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
如今,谱牒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珍贵之处则更为突出。文化部在2001年发出的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中,明确肯定了家谱“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安徽省徽州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地的山区,其所统辖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一府(州)六县行政格局,自宋以来即已完全形成,并一直延续至近代。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在对徽州地区谱牒研究中,为“徽学”、“徽商”研究找到了大量珍贵史料。他们在查阅家谱时,发现北宋年间皖南歙县有一户程氏家族,曾经沿江置地十余万亩,绵延28个村庄,号称“程十万”,年交公粮占全县的一半,充分证明了“北宋土地高度集中”一说,为历史上北宋神宗年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实为难得。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人之有祖,亦犹是焉。”一家一族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族历史的研究亦即社会史研究之基础,家谱无疑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家谱的资料,如经济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集体田产数量、分布、收益以及该家族经济上的盛衰,有时还有具体的数字和契约文书;文化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家庭教育、科举、人才、技艺以及有关的著作、诗文;制度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组织系统、族规、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其具体、详细的程度是其它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史、区域史、家族史研究,充分发掘了有关家族中的资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谱牒文献以其特有的细腻笔触,向我们描绘了古人家族生活的一幅幅生动画卷。
    3　谱牒文献研究的局限性
    谱牒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献史料,已经受到有关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在充分研究利用谱牒文献资料的同时,应该考虑到作为研究依据,其文献本身普遍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首先要小心求证谱牒始祖或始迁祖的真实性。必须看到,谱牒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特点,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修务训》中著述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卫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3〕他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阐述了谱牒所载伪妄之实产生的诸多虚荣心态。因为所谓“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匆忙登上王侯宝座的统治者尚有编造家谱、乱认祖宗的癖好,一般的家谱则更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达官显贵。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族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来。著名学者顾颉刚据此评论道:“这描写当时的情形何等活现! 为了要动听,所以托之神农黄帝。为了来路远,所以看得重。为了盲目的信仰,所以留神地听,用心地念。伪史就这样地流传下去了。”
   〔4〕由此可见一斑,在对谱牒中所记载的始祖、始迁祖的史实考证中,应该尤其警惕。
    其次在客观上,由于修谱编纂者本身的知识修养认识层次所限,所载资料往往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记录,这就要求在利用引证时务必逐条分析、考核,多方论证,切忌照抄硬搬,学术上以讹传讹。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而谱牒的修纂远不如其他二者的严谨正规,不少族谱是由本族内的所谓秀才执笔,其实这些执笔者往往是些冬烘先生而已,他们对谱牒学的知识所知甚微,学识有限,视野欠开阔,而又自命不凡,喜欢卖弄,常把自己的一些所谓诗文充塞进去。对一些不甚了了的人物事迹又不愿作认真考证,修谱时好想当然,至于错字别字,更是不在话下。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再加上版本不一,有手抄,有木刻,有石印,也有现代印刷,造成诸多印刷和传抄上的错误。还有的名曰重抄重印旧谱,却又塞进新内容而不加说明,造成混乱。故有人说族谱不可不信,不可轻信,实在是经验之谈。这就需要我们在查阅时认真甄别。特别是涉及到与志书有出入的人名、地名更应该小心考证校核。
    谱牒文献在其他方面的谬误也务须明辨,比如谱牒中关于人物仕途职衔的记述,水分最多,不能盲信;捐买、没有实职的衔,在谱中往往没有注明,有的甚至由虚变实,所以要特别留心辨别真伪;任意抬高族中人物的身份、地位,也是常见的,受光祖耀宗思想影响,有意给祖先乱加顶戴。但凡谱中记述的诸如“青光禄大夫”、“银光禄大夫”、“朝奉大夫”等,却没有记述实职和功名,就需小心求证,不可轻信。一般说来,谱中关于科举功名的记述就较可信,所谓“把戏无真,秀才无假”,因为冒假朝廷是要追究的。
    关于谱牒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很多家谱都有名人所作序跋,但仔细分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假托伪造的,有的完全是从其他家谱中抄来的,只是将主语改变了一下。”
    4　谱牒文献研究时应执的态度笔者认为以谱牒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局限性,在研究中多加考据,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切忌推波助澜,又不可因噎废食。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严佐之教授在《家谱修纂例则琐议》一文中,建议可采纳宋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例则,提供给研究者一个客观实用的治学态度,有助于保持谱牒世系真伪信疑的客观性,既不信盲从而遭无实。
    注释:
    1.《史记》二十,第65页/〔西汉〕司马迁著,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
    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15页/梁启超著,上海民志书店,民国18年(1929年)
    3.《淮南子》卷十九,第148页/〔西汉〕刘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4.《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第40页,《古史辨》
    第七册上编,上海开明书局, 1947. 6.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主编. 解冻家谱文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2. 葛剑雄著. 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 历史教学问题(沪) , 1998. 3
    3. 姚丽琴著. 姓氏谱牒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 2003(10)
    4. 仓修良著. 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历史研究,1997 (5)
    5. 顾颉刚等编辑. 古史辨. 上海开明书局, 1947. 6
    6. 武新立著. 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 历史研究,1998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