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堡真人寺，纯粹本源庙堂文化的实例
2021年11月12日，小店区刘家堡入选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的2021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刘家堡以王琼故里和非遗文化小镇作为切入点开展乡村旅游。
与老伴来到了这个村庄。“王琼故里、非遗文化街”占地约五十亩，建筑面积约两万平方米。入住的非遗项目已有二十余个。
剪纸、汉服、漆器、针灸、千层底布鞋、瓷器、舞狮、锣鼓、木雕、老膏药、传统酿酒等等分布在几条街道。观赏的同时也可以动手参与。真切的感受传统文化与非遗传承。
刘家堡村。俗称堡儿上。相传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曾住柳林庄、监军庄，并在此筑堡屯兵。到明朝中后期，刘知远筑堡屯兵处逐渐成为一个自然村，始称刘家堡村。
明代重臣王琼于明天顺三年(1459年)出生于刘家堡村。王琼曾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在明代历史上，王琼和保卫北京的于谦以及推行改革的张居正，并称为明代三大重臣。
刘家堡村王氏，是世居太原的王氏后裔聚居地，故称刘家堡村是世居太原王氏大本营。
村内汇集明、清时期的寺、庙、堂、阁及名臣故居，还保存有居民老宅多处。现遗存一座始建于清康熙年代里的古刹三官庙。
三官庙庙门紧锁。询问村民，方知晓三官庙在重修时，与旁边的真人寺扩建，现称为真如寺。
翻阅地方志，没有三官庙的记载，意外的发现了真人寺在雍正、道光年间的《太原县志》中均有文字。《雍正·太原县志》载：“真人寺，在县南二十里，时因真人坐化遂名焉”
《雍正·太原县志·卷之十二·人物》中有“韩真人讳训，素业木匠，性好道，遇方外友必求益焉，凡建寺庙助工不取其值，栖一小庵，忽夜，端坐，四面皆火，两手垂拱如塑佛像，额已成灰，风吹不动，时年二十有四。青山居士赋诗五首，载艺文卷中”。看来，真人寺是因韩真人而建。
《道光·太原县志》记载：“真人寺在县南二十里刘家堡。”“韩真人名训，刘家堡人，素业公输，技性好道，遇方外友求益焉，凡建寺庙助工不取直。栖一小庵，忽夜，端坐，四面皆火，两手垂拱如塑佛像，额已成灰，风吹不动，时年二十有四。”
三官庙建于清康熙年间。故在清代地方志中没有记载。真人寺的建造历史在明代地方志中没有明确。按雍正太原县志载，应是为韩真人而建。
感谢小店区图书馆馆长冀爱斌，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明末山西太原人李中馥的著作《原李耳载》。李中馥，字凤石，天启甲子举人，虽然中举，但一生不入仕途。他把自己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山西太原及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习俗以及李自成起义、姜襄事变等撰写成《原李耳载》。
其中“火化成佛”记述：“原邑柳林庄（即刘家堡）木工韩姓，素向善，好与方士交，常助修寺观，不受工值。居恒于屋上构小屋宿焉，一日二鼓，邻人忽见火从小屋起，急救之，屋半毁，韩端坐火中，传呼称佛。时万历某年三月上旬也，余亲往观之，众已舁坐桌上，状端严，两手不拱，离胸远近相称，左右一抑一俯，皮肉亦不焦腐。首裹一帕，虽成灰，尚裹额颅，观者无不称异，邑宰关中泾阳张公往验，长揖。观察魏公拜之，复作偈赞之，远近腾播，布施委积，构庙塑像事之。……”
李中馥是天启举人，按其记叙，韩真人是万历年间之事。真人寺亦应明末建造。明代地方志没有记载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一直是多元化的。民间的各种“真善美”都可以进入底层百姓的精神世界。身边的“忠孝节义”突出的大都被百姓顶礼膜拜。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庙是供奉祖先的房屋或供历史上有名人物的地方。堂指正房。通常是建筑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上的高大的房子。旧时也指某一家、某一房或某一家族。
朴实的先民们，将自己尊敬的场所赋予了自己的文化，称之为“庙堂文化”。
这种最早的庙堂文化，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草根文化、大众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
原本的庙堂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其宗教信仰大都是由人民自己创造的，民间普遍信奉的，又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直接联系着的。
群众性造成了参与性。民众自发的参与超出了纯粹的宗教信仰，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成为一种地域的欢乐节日。
这种广泛的群众性和参与性，使得庙堂文化除了对神祇的敬奉这些宗教的仪式外，还包含了很多物资交流、乡土文化展示等综合性内容。
中国文字的多样性，在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后，庙堂被赋予了更高的含义，专指庙宇或朝廷。
这些专有名词的出现，将起源于民间的庙堂文化背离了原名称的初衷，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被赋予了庙堂文化的名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庙堂情怀。忧其君者先而忧其民者后，所以造成了忧其君者多而忧其民者少的现象。
当“庙堂文化”逐渐成为儒家文化的代名词之后，纯粹的“庙堂文化”逐渐成为地域文化，已经不再具有“庙堂”的本意。
扎根于民间的草根文化、大众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等，仍然按原来的本意，以底层百姓自己的方式，以纯粹的本源的“庙堂文化”在自己的生活范围中运行。
这样，儒家文化流行早、传播广的地域，人民自己创造的，民间普遍信奉的，又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直接联系着的神祇普遍减少。
这种现象对于底层的百姓从信仰的层面上减少了一种道德约束力。同时对于“官本位”的“庙堂文化”也构成了一种冲击。
反之，在南方沿海地区，大量的堂号仍然存在，民间信仰的多元化依然维持在几百年前的水平，方言中依然把庙堂称为乡野的庙宇和家族祠堂。这样的地区，家族感强烈，“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相比近代丝毫不逊色。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聪明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维护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同时，对于草根文化、大众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大都有限制的开放与有节制的提倡。但绝不会脱离最早的庙堂文化本源。
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以六部理天下政务，内阁拥有“票拟”之权。对下面上的奏折有票拟权（对事情处置提出处理意见），并有对天子旨意的封驳权（即可以对天子下达的旨意不予支持，而且可以不予实行）。这就使它对天子权利的限定，超越了过去的宰相。
皇帝本人在面对这种朝臣的压力之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宦官成为皇帝想夺回权力的工具，宦官专权加剧了朝政的混乱和腐败。
明末，这种现象越来越厉害。精英团体与皇帝的利益越来越难协调一致。政治权力的争执反应在文化中，就是在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许可范围内，对底层百姓的庙堂文化本源给予大力扶持。以此来争取底层的支持，用人民自己创造的神祇从信仰上加大对底层的道德约束力。
朝政的混乱和腐败，加上天灾的发生，底层百姓民不聊生，被迫反抗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陕西、河南起义军遍地开花。啸聚山林的土匪也趁机频繁出动。紧邻陕西、河南的山西亦风声鹤唳。地方政府与乡绅开始采取各种措施自保。晋东南地区沁河流域的众多古堡就在这种形势下建造扩大。太原地区亦不例外。
韩真人的出现正好实现了两种因素的结合。
韩真人的事迹是一种最好的教育，是对传统思想文化最好的补充。同时也符合原本的庙堂文化群众性、参与性、综合性的特点。
佛教在中国广泛的传播，也成为原本庙堂文化的补充与发展。韩真人的“向善”“火化成佛”在教育“因果报应”的同时，“向善”是当时统治者迫切需要底层百姓身体力行，并由此对自己任何反抗的念头进行自我约束的最大欲望。
真人寺由此而建设，并迅速成为一处香火旺盛的祭拜之地。在地方志中，没有真人寺建造者的记载。惯例是有政府出面或大家族主持。
个人出面主持的大都有明确的记录。如真人寺旁边的三官庙，就是王琼八世孙、富户王讷所建。
一处建造历史不长的寺庙，在其后的地方志中多次提及。韩真人的事迹也有详细记叙。惜墨如金的地方志中，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足以说明真人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重要影响，也说明真人寺在当地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处村民称为小庙的真人寺，其供奉的主神是当时村民耳熟能详的邻居、村里的手艺人，这种信仰是纯粹的“庙”“堂”文化，是纯粹本源的“庙”“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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