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中|颛顼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本文内容是作者在2023年濮阳上古文化论坛上的专题报告。
一、颛顼“绝地天通”与神职阶层的产生
颛顼时期的文明已属于国家文明。颛顼时期的文明社会较之前变化最大的特征是颛顼对宗教的变革。《国语· 楚语下》观射父对周昭王说的一段话就讲到了这个问题。
《国语》说：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 …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
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对于《国语》中观射父这段话，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杨向奎以及美籍华人张光直教授都认为是上古社会的一场宗教变革。变革的结果就是把普通人与天神的沟通给断绝了，这就叫做“绝地天通”。
颛顼的办法是：颛顼任命重掌管天上的神灵，任命黎担任火正掌管地下民众农业生产的时令节气，也就是说，南正重和火正黎是颛顼时设立的祭司兼管理人员，分管天上与地上的事情，只有他们才能够沟通神灵与天地，从而把原始宗教祭祀变成了只限于少数神职人员的事情，改变了以前家家有巫、人人都能与神灵交往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绝地天通”，一般人与天不能相通了。
这里的“南正重”和“火正黎”就成为人与神、天与地之间的中介，这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巫师阶层，周代的文献把他们称之为“宗祝卜史”，是一些神职人员，只是这些神职人员所从事的不仅仅是有关占卜和神的事情，还包括天文历法、历史记载、祭祀祖宗等事情。总之，出现了以南正和火正为首的上层巫祝和掌握天文历法的专职人员，出现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级分化，这是文明时代的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
我们说社会复杂化是文明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贵族阶层的出现社会复杂化的重要特征。贵族的产生有三个途径：一是父权家族；二是通过战争和军事掠夺；三是包括掌握天文历法和文字记录的神职人员。所以，颛顼搞得这个“绝地天通”，产生一批巫觋等贵族。这也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说的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统治”阶层。而进入国家的文明社会有两大特征：阶级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所以，颛顼的宗教变革加强了社会的神职人员阶层，加剧了社会的复杂化和阶层的分化。
二、“颛顼—祝融”集团的天文学成就
在历史上，颛顼和祝融实属一个集团。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颛顼族与祝融族乃一个集团。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 犁即黎，《左传》庄公五年“郳犁来朝”，《公羊传》写作“倪黎来”，《谷梁传》写作“倪黎来”，说明犁与黎通用。颛顼的这个儿子就是火正黎，就是祝融。
此外，《世本》、《山海经•大荒西京》、《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楚世家》都列有：颛顼—老童（或作卷章）—祝融（或作重黎）这样一个世系。这些都是说祝融族出自颛顼。笔者认为，祝融有八姓，虽然并非全部来自颛顼族，但其中重要部分来自颛顼族。
祝融族居地中心区域在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 祝融八姓后来散居于各地，大致上，己姓的昆吾先在濮阳，后迁徙至许昌；苏、温在河南温县；顾在河南范县；董姓的豢龙、鬷在河南唐河县；彭姓的彭祖在江苏徐州市；豕韦在河南滑县；秃姓的舟人在河南新郑一带；妘姓的邬在河南偃师；郐在河南密县；偪阳在山东峄县；曹姓的邹（邾）在山东邹县；莒在山东莒县（与己姓莒国有别）；芈姓的夔在湖北秭归县；楚原在丹阳，后迁至郢。
祝融八姓的这些居地，以豫中地区分布较为密集，有密县的桧，新郑一带的舟人，偃师的邬，温县的苏、温，濮阳和许昌的昆吾。
我曾论证分布在豫中地区，西至洛阳，东至濮阳，以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三、四期为代表的大河村文化就是“颛顼—祝融”集团说创造的文化。在大河村文化中，天文学的成就是突出的。例如郑州大河村第三期遗存出土的彩陶天文图像，一种是复原后有12个太阳。这个有太阳纹的彩陶片（图一：3、4），是绕陶钵肩部一周而绘。发现者“根据口沿的弧度和每个太阳的夹角（30°），计算出的口径为30厘米，在钵的肩部一周原来应绘十二个太阳纹”（图一：1、2）。
1984年到郑州博物馆参观，谢遂莲同志给笔者看了在郑州市北郊后庄王的大河村类型遗址一个断崖上采集的五片大河村类型文化的彩陶片，其中一件是带有口沿的陶钵肩部残片，用白衣衬底，以黑红相间的彩绘绘出太阳图案（图一：9），经笔者计算陶钵肩部口沿一周也是由十二个太阳组成。在大河村遗址也发现有星座图案的残片，该残片出土于第四期，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圆点，以直线、曲线连接组成（图一：7）。据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北斗星尾部形象写照”。此外，在大河村遗址还发现了几片绘有日晕的彩陶片，中间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左右两侧各绘有内弧图案，在弧背上也绘有向外发出的光芒。
大河村的几件彩陶钵和后庄王的彩陶钵上都出土绘有十二个太阳围绕陶钵肩部一周而排列，其含义是什么？对此，我们既不能用《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生十日”等有关东海少皞的十日神话来解读，亦不能用《大荒西经》“常羲生月十有二”来解释。许顺湛先生另辟蹊径，他认为：《左传》昭公七年说“日月之会是谓辰”，日月交会的时间都是阴历每月初一，一年交会十二次，所以画十二个太阳。《山海经·海内经》说“噎鸣生岁十有二”，噎鸣是岁星，《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它“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可知古代曾以岁星纪年。《左传》襄公九年说“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
依据这些，许先生说：陶钵上十二个太阳，或许与岁星纪年有一点缘由（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第359页。）。许先生说得很对。
由大河村遗址出土的星座图案和日晕图案也可证明大河村人对天文星体是有自己的观察和认识的。还有一个有说服力的是，关于“生岁十有二”的噎鸣，《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生噎鸣，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这就把十二个太阳与颛顼、祝融和重黎联系在了一起。可见，大河村类型出土的天文星象等图案可证明大河村类型这样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就是由颛顼—祝融集团在仰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
在濮阳西水坡发现的左龙右虎墓，也与天文有关。
这是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六千年前的蚌壳塑龙，在墓主人身旁呈现出左龙右虎的形态。
对于左龙右虎的造型，李学勤、冯时等先生先后都指出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象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两项。所以，濮阳西水坡左龙右虎的蚌壳塑像，是颛顼集团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天文学反映。
上面说濮阳西水坡左龙右虎墓和大河村文化都是仰韶时代的文化类型；而颛顼属于五帝时代中期，原本上应该与龙山时代相联系，那么把郑州大河村和濮阳西水坡这两处重要仰韶时代遗址归属为“颛顼—祝融”集团，在时间是否有矛盾？对此，我做出解释。
关于古史传说诸人物的时代区分，笔者认为，所谓炎黄时代或颛顼时代或其他什么时代，是指炎帝族、黄帝族、颛顼族或其他什么族称雄时期。因为作为古老的氏族部落或部族，其存续的时间是相当长久的，而它留在先民们的记忆中的年代每每是其称雄阶段，在其称雄之前或衰落之后，该族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只是它不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已。在“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谱系中，颛顼—祝融集团称雄时期较晚，属于五帝时代的中期，在考古学上已属于龙山时代中期，但它和其他部族一样，都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濮阳西水坡遗址和大河村类型遗址都属于其称雄之前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即西水坡和大河村类型是颛顼—祝融集团在仰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
判断西水坡和大河村类型文化属于颛顼—祝融集团所创造的文化，其理由有三：
（一）在地望上，颛顼—祝融集团的中心所在地及其主要分支的居地，与西水坡以及大河村类型文化的分布相一致，在地望上是重合的。（二）大河村类型文化是由中原的仰韶文化与海岱的大汶口文化相融合而形成。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为史前东夷文化，颛顼与东夷有很深的关系，颛顼族是中原的族群与东夷相融合而形成的。（三）在西水坡出土的“左龙右虎”以及大河村遗址出土有彩陶天文图像和太阳崇拜纹样等，可与颛顼和祝融的特性联系在一起，而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这种文化特征所显示的族属特性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文献上，颛顼—祝融集团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考古学上，濮阳西水坡45号墓所反映的“左青龙、右白虎”和大河村类型遗址的天象纹样，都说明“颛顼—祝融”集团在天文历法方面历史贡献，这些都有助于说明颛顼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崇高地位。
三、颛顼混合型文化与早期华夏民族的融合
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徐旭生先生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已指出：颛顼“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受东夷集团的影响很大”，他的文化“是一种混合而较高的文化”。
颛顼属于华夏集团是清楚的。例如，《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韩流……生帝颛顼。” 这是说颛顼与黄帝为一系。
再如，《国语·鲁语上》在叙述华夏族列祖列宗之所以受到崇拜和祭祀时说：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
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也；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共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契、稷、汤、文王、武王为华夏系统中最有代表性的列祖列宗。（2）在华夏这一系统中，颛顼上承黄帝，下续有虞氏和夏后氏。然而，颛顼这位华夏族的圣君，却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是中原华夏集团与海岱东夷融合的结果。
我们说颛顼族是中原的族群与东夷相融合而形成的，有四个方面的证据。其一，颛顼与少皞有很深的关系。《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句中“少昊孺颛顼于此”，徐旭生说：“孺与乳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昊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谬。”（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75页）。
其二，颛顼也称为高阳氏，表现出对太阳的崇拜。太皞、少皞也以崇拜太阳而著称。其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 这个“重”，《国语•楚语下》说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文中的“南正重”之“重”即少暤氏四叔之一，这也牵扯到少皞与颛顼的关系。其四，《左传》昭公八年说：“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 上引《国语•鲁语上》也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这是说东夷的有虞氏与颛顼也有族源上关系。
颛顼与东夷的关系还可以由赢姓的秦王族得以佐证。《史记·秦本纪》说：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我们知道，赢姓属于少暤（少昊）集团，其大本营在海岱地区。赢秦后来从海岱迁徙到了甘陕一带，《秦本纪》说在商代时秦的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再到秦的先祖非子时，“非子居犬丘”，为周孝王养马。这样，商周时期的秦国人就由两部分组成：其王族和上层贵族来自东夷赢姓，其中下层贵族和平民等属于西部土著。因而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秦人墓葬的葬俗也分为两种：王族和上层贵族的葬俗是仰身直肢葬，中下层土著民众则是屈肢葬。秦人的屈肢葬是西部土著的一种葬俗，不属于等级或阶级的缘故。
《秦本纪》说赢秦乃颛顼之后裔，这可由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宫一号大墓出土的石磬等残铭的缀合文字得到证实。20世纪80年代，在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石磬（85凤南M1:300）残铭与1982年出土的另一块残铭缀合后，有9句37字，其中后4句记有：“天子匽喜,龚(共) (桓)是嗣。高阳又（有）灵，四方以鼏（宓）平。”该秦公大墓磬铭自言自己继承秦共公、桓公，可知作器人是秦景公。春秋时期的秦景公说“高阳有灵，四方以鼏（宓）平”，这是把颛顼高阳氏当作自己的高祖，并作为自己的护佑神灵，认为得到高阳神灵的佑助，便可以平定四方。这与《史记•秦本纪》《世本》等古文献的说法是一致的。
赢秦之赢以颛顼为先祖，这有力证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言“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颛顼于此”的说法，是可信的。反过来讲，当颛顼由海岱地区来到中原濮阳之后，由颛顼所代表的颛顼族就属于东夷与华夏交融而形成的新型部族。
楚国上层——王族的族源也可以追溯到颛顼。
楚和夔都是祝融八姓中的芈姓，分布在湖北境内，其中一支成为楚王族。所以，《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讓之。” 可知楚人以祝融为自己的祖先。屈原《离骚》第一句话“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即颛顼。屈原是楚王族之人，屈原以颛顼高阳氏为自己远祖。《左传》和《离骚》这两条史料共同指向祝融与颛顼有族源关系。这种关系，用《山海经•大荒西经》来表达，就是“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
《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所以楚人由两部分组成，其最高层统治者即王族来源于“颛顼—祝融”，其中下层乃当地土著居民。这种情形与嬴秦由海岱前往“西垂”相同，其王室王族来自东夷少皞族，其中下层民众乃土著居民。
总之，颛顼—祝融集团形成时其文化融合了中原华夏与海岱东夷；在华夏集团形成之后，颛顼—祝融乃华夏集团极重要成员，她还成为秦国和楚国王族的渊源。颛顼—祝融集团是在华夏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的。
以上，我们通过颛顼“绝地天通” 与神职阶层的产生、“颛顼-祝融”集团的天文学成就、颛顼混合型文化与早期华夏民族的融合这三个方面，阐述了颛顼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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