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良：左原王氏上源与家谱世系的若干问题
左原王氏上源与家谱世系的若干问题
王大良
一、左原王氏较为可信的上源仅七世二百年，前三世名讳并不见于早期记载
左原王氏因发源于乐清左原（今浙江乐清市淡溪镇四都社区梅溪村）而得名，以王十朋为代表人物，在王十朋之后瓜瓞延绵，世系清晰，人数也达七十多万。但在王十朋之前，由于《宋史•王十朋传》仅称“王十朋，字龟龄，温州乐清人”，并未提及他的家世；时人汪应辰为他所作的《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也仅说“其先自钱塘徙”，“曾祖信，祖格，父辅”，让人知道了他家族的迁出地和之前的三代祖先，这些也都是最基本的资料。除此之外，在王十朋自己的著作《梅溪集》和传为他编辑整理的《家政集》中也收录了一些零星资料，可供进一步了解他的上源。如他在《左原诗序》中称，“乐清之东三十有五里，群山环绕，地名左原，以其居邑之左也。中有左岭、左湖、左口，皆以左名之。予七世祖自杭徙温，家于是原。”意思是说，他在七世祖时由杭州迁到温州乐清左原，其中的“七世祖”是汪应辰墓志铭中所没有提到的，而“杭”应是杭州，是该墓志铭中所说“钱塘”的上一级行政单位。
王十朋在《大井记》中说，“予始祖五代末自钱塘徙于温州乐清之左原，迤今无虑二十房。虽吾庐世得先祖始卜之地，阅二百年矣。”这是说，王十朋七世祖迁居左原的时间是五代末年，距离王十朋已有二百年。对此，王十朋在《寒食祭始祖文》中说“昔我始祖，西来自杭。避地择所，山林遯光。今二百年，子孙寝昌”，在《祭始祖母文》中说“昔我始祖，来居左原，夫人向之，以有子孙。历载二百，坟墓尚存”，都反复提到了“二百年”“二百”，说明迁居左原的确切时间是二百年前。
综合上述不同资料，可以为王十朋家世理出一个大致线索，即王十朋一家是在七世祖时由杭州钱塘迁居乐清左原的，迁居时间是五代末年，距他生活的南宋初年约二百年，后来以地为名而称左原王氏。另外，上述资料还提到王十朋和曾祖王信、祖王格、父王辅共四世的名讳，而对王信的父亲、祖父、曾祖的名讳只字未提，说明七世中仅有四世的名讳为人所知。至于有家谱说王信父亲王文闲、祖父王聪、曾祖王庆嗣，其说法的出处至少晚于王十朋和为他写墓志的汪应辰，可信度如何应当研究。
对于王十朋仅提及“七世”和曾祖以来名讳的原因，似乎还有迹可循，主要应是当时社会风气使然。早在他佚名的七世祖等人所生活的唐末五代时，由于战乱频繁，许多家族因为“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宋代立国后的当朝新贵大多出身行武，或者通过科举考试一夜成名，原来的门第并不高，并不知道自己数代以前的祖先是谁。直到宋代中叶以后，在社会需要和朝廷鼓励下逐渐形成了民间修谱风气，名人志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朱熹、文天祥等人都主持编修了自己的家谱，欧阳修所编《欧阳氏谱图》、苏洵所编《苏氏族谱》还在当时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为“欧苏谱法”或“欧苏体”。这种谱法以详近略远、详亲略疏、不妄攀附为原则，只记载自己知道的高祖以来五世，或以五世祖为始祖，对远祖世系宁可空缺也不胡编乱造，因此也深受后人推重。清代学者章学诚说他们“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是“最得《春秋》谨严之首，可谓善矣”。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也说，“源流历然者，尚有不可纪之世次”，但宋代以来的家谱“不问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下，一概牵合，某世以至某世，绳联珠贯，至使祖孙倒置，蛇首人身”，远不如“欧苏谱法”值得称道。上述的意思都是说，欧苏二人所编修的家谱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对待世系问题，仅仅记载自己知道或亲身经历的近几世，其做法值得高度肯定。王十朋生在北宋长在南宋，所处时代去欧苏不远，加上又有那么高的道德学问，仅提到“七世”和曾祖以来四世名讳的做法实际上也是“断自可知之代”，与欧苏二人一致，其做法同样值得称颂。
二、左原王氏近源接宁溪王氏，于情于理都有可议之处
由于左原王氏上源存在上述所说的情况，王十朋后人自明清以来出于木本水源之情，也像王姓其他支派或其他姓氏一样，为其寻找更早源头，甚至与唐代大理寺少卿王从德所在的宁溪王氏或王姓更早的著名支派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三槐王氏等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上源问题变得相当复杂，所引起的争论也至今不休。事实上，如果认真研究这些后来追溯的上源，无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如出自宁溪王氏的说法，最让人疑惑的是，宁溪王氏始祖王从德的生活时代距离王十朋所说的“七世祖”不远，身为状元又学问过人的王十朋为何不加攀附？为何在传世的诗文中只字不提？
后世编修的家谱和民间至今盛传的左原王氏出自宁溪王氏说，大意是说，宁溪王氏始祖王从德原是钱塘施水人，因唐末不愿担任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官职而迁居黄岩宁溪。他“高祖讳稷，曾祖讳业，祖讳架，父讳彦”，有子惟勤、惟善、惟能、惟贤。其中“长子惟勤复迁杭州施水，后迁乐清左原”。此后，惟勤生可大，可大生文诰，文诰生允瑚，允瑚生庆嗣，而庆嗣即前述某些家谱中所说的左原王氏始祖。但这一说法中说王从德长子惟勤迁左原，前述家谱中说王庆嗣是迁左原的王十朋始祖，可见两种说法并不一致。
说左原王氏出自宁溪王氏，还存在其他经不起推敲的硬伤。特别是当与王十朋的前述说法联系在一起时，便会发现，王十朋作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的人，若按每三十年传一世的传统说法计算，由他前推二百年，正是唐末五代时，当时王从德还生活在世（847-926）。由此不难看出，王十朋那位佚名的七世祖，与王从德生活时代相距并不太远，而上述说法中说他们之间相隔惟勤、可大、文诰、允瑚四世，其说法很难不让人生疑。反观王十朋所说的“七世祖”以来，经唐末五代北宋到南宋约二百年，每世的传承也大约三十年，两相对照也不难看出问题。有研究者说“乐清左原王氏并非出自宁溪王从德后代”，由上可见并非没有道理。
明清以来的家谱之所以把左原王氏与宁溪王氏世系相接，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大约是二者都有共同的祖居地“钱塘”。但前述王十朋自己的说法或汪应辰墓志铭仅提到祖居“杭”或“钱塘”，并未提到王从德祖居的钱塘施水。由此也不难发现，左原王氏与宁溪王氏仅是祖居地“钱塘”相同，二者之间的关系大约也只是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县的王姓人而已。
三、左原王氏更早上源，连接太原王氏问题较多
在后世编修的与左原王氏相关的家谱中，还可见出自太原王氏的说法，甚至更进一步说出自太原王氏的晋阳王氏或祁县王氏、河汾龙门王氏。这些说法大都是首先把左原王氏与宁溪王氏联系在一起，认定左原王氏出自宁溪王氏，然后再由王从德高祖王稷上接太原晋阳王氏或祁县王氏、河汾龙门王氏世系。事实上，由于这些说法同样都是 在王十朋很久以后的追溯，不可信和存在问题之处同样很多。
首先，现在仍被左原王氏认可的一种上源，说左原王氏出自太原王氏的晋阳王泽房支，属于晋阳王氏，其后又有王泽六世孙坦之，坦之次子愉，愉第五子殷，殷次子秀、秀子蝌、蝌次子超、超子隐、隐子潭、潭次子罕、罕子祥、祥长子简、简子音、音长子杰、杰长子仲华。仲华由晋阳迁居钱塘，前述王从德高祖王稷便是仲华之子。而在王从德之后，经惟勤、可大、文诰、允瑚，又至前述家谱所说的左原王氏始祖庆嗣，再往后七世即王十朋。另在我作序的《状元•良臣王十朋》附录四“王十朋家族源流世系分布”中，根据乐清《左原王氏大宗谱》《盐盆王氏大宗谱》《盐盆百朋后裔王氏大宗谱》，以及黄岩《宁溪王氏宗谱》、青田《高岗王氏宗谱》等，还把王十朋的远祖追溯到周灵王太子晋，把太子晋列为第1世，把王泽列为33世，其他还有晋阳王氏著名祖先中的王威19世、王霸27世、王昶34世、王坦之38世，以及王仲华51世、王从德56世、王庆嗣61世、王十朋67世，包括他们在内的各代世系是：1晋，2宗敬，3风，4覃，5渠，6丰，7芝，8亿，9错，10贲，11谕，12息，13恢，14元，15颐，16剪，17戊，18离，19威，20志，21珣，22言，23峙，24嵚，25彝，26勗，27霸，28咸，29甲，30甫，31稷，32憬，33泽，34昶，35湛，36承，37述，38坦之，39愉，40殷，41秀，42蚪，43超，44隐，45潭，46罕，47祥，48槚，49音，50傑，51仲华（仲），52稷，53业，54架，55彦，56从德，57惟勤，58可大，59文诘，60允珏，61庆嗣，62貌，63文闲，64信，65格，66辅，67十朋。另在2006年编印的《温台绍宁溪王氏总谱》中，上述世系缺了50世傑，王从德成为55世。
其次，2015年出版的《太原王氏总谱》，利用清光绪王庸敬《太原王氏通谱》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宁溪王氏总谱》《状元•良臣王十朋》等资料，认为左原王氏出自太原王氏的祁县王氏，其中在25世王彝以前与上述世系相同，王彝以下接祁县王氏世系，直到王仲华又接上述世系。由于其间所接世系不同，所属世代也不一致，其中从26世开始的世系即：26彞，27勗，28励，29霸，30殷，31亥，32岱，33卓，34述，35懋，36宏，37并，38扬，39寓，40牢，41秀，42玄则，43焕，44蜚，45章，46竟，47仲华，48稷，49业，50允珏，51彦，52从德，53惟勤，54可大，55文诺，56允珏，57庆嗣，58貌，59文闲，60信，61格，62辅，63十朋。这一世系中值得关注的是42世王玄则，被记载为南朝宋车骑大将军王玄谟之弟，王玄谟则在《宋书》《南史》中有传，都说他是“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东太守、绵竹侯，以从叔司徒允之难，弃官北居新兴，仍为新兴、雁门太守，其自叙云尔”，但都未提到他有王玄则这位弟弟。另外，对于王玄则生子王焕和王焕之后的传承，不同家谱也有不同记载，其中一种说法是王焕生王虬，王虬生王彦，王彦生王傑，王傑生仲华，可见并不一致。
至于说左原王氏出自太原王氏的河汾龙门王氏，主要见于《温台绍宁溪王氏总谱》等，其中在第44世王隐以前的世系与晋阳王氏相同，至王隐时因迁居绛州河汾龙门，从而成为河汾龙门王氏，直到王仲华由河汾龙门再迁钱塘为止。
由上述可见，把左原王氏与太原王氏联系在一起的说法相当多，所列世系也各不相同。事实上，结合我在2013年出版的《中华王氏通书》和其他文章中的研究，可知仅以《状元•良臣王十朋》所列世系为例，其在39世以前属于太原晋阳王氏，所依据资料基本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而来，仅增补了其中被省略的几世人名；44-51世属于太原王氏的河汾龙门王氏，世系采自家谱及与隋“文中子”王通相关的资料；52-63世采自宁溪王氏的相关家谱，64-67世则由汪应辰墓志铭而来。其他几种说法的依据也基本如此。
四、左原王氏上接琅琊王氏，较为直接且大多有证
关于左原王氏的上源，左原王氏的相关家谱和清王庸敬《琅琊王氏通谱》等还说是琅琊王氏的分支，只是在某些世系上有所出入。其中的左原王氏相关家谱认为，左原王氏是唐魏州刺史王弘直的后人，王弘直长子王缄即武则天宰相王方庆的兄长，此后又有王缄次子王思恭、王思恭长子王希倩、王希倩次子王珪等人。王珪曾任漠州别驾，后迁绍兴山阴，有子王添。此后，又有王添子王迈、王迈子王知鲁、王知鲁子王朐封、王朐封子王淘、王淘子王畎，王畎子庆嗣即前述家谱中所说的左原王氏始祖，再七传便至王十朋。而在王庸敬所编的家谱中，更详细列出了从太子晋的1世到王十朋的60世世系，即：1晋，2宗敬，3凤，4覃，5渠，6丰，7芝，8亿，9错，10愤，11渝，12息，13恢，14亢，15颐，16翦，17贲，18离，19元，20忠，21浑，22曜，23袭，24吉，25骏，26崇，27遵，28音，29仁，30融，31览，32裁，33导，34洽，35珣，36昙首，37僧绰，38俭，39骞，40规，41褒，42鼒，43弘直，44缄，45思恭，46希倩，47珪，48添，49迈，50知鲁，51煦封，52淘，53畎，54文朗，55仁志，56思宸，57信，58格，59辅，60十朋。由上述世系可见，王庸敬是在53世王畎名下接54世文朗、55仁志、56思宸，与前述所接的庆嗣、貌、文闲并不相同，而从57世王信开始又与汪应辰墓志铭相同，可知仅左原王氏出自琅琊王氏一说中的说法也有差异。
尽管所见资料在涉及左原王氏的琅琊王氏上源时有所不同，但与出自太原王氏的几种说法相比仍简单很多。且不说在王庸敬所列世系的50世王知鲁以前基本都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57-60世也可以由汪应辰墓志铭佐证，即使是在51-56世之间，54-56世显然是为弥补王十朋的“七世祖”说法而来，而所补三世王文朗、王仁志、王思宸虽不及左原王氏其他家谱中的王庆嗣、王貌、王文闲更得到认可，但也是为弥补缺失所作的尝试。倒是51-53世所涉及的王煦封、王淘、王畎较少见于其他家谱，但又与出自琅琊王氏的另一种说法一致，可知仍有一定的依据。
另外，从时间上看，以及对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知被王庸敬列在43世的王弘直是唐朝初年人，传十世到53世王畎时大约已是唐朝末年，此时也恰恰是王十朋所说“七世祖”的生活时代，二者可谓高度衔接，远比另接王从德及宁溪王氏的近十代世系更经得起推敲。
再者，还应顺便一提的是，在与左原王氏上源相关的说法中，目前见到的还有出自三槐王氏一说，但在所在地区、生活时代等各方面都与王十朋及其“七世祖”完全不合，绝无可能出自三槐王氏，该说因此也可以忽略不计。
五、理性面对上源问题，了解真相又正视现实
由上可见，为左原王氏追根溯源，是王十朋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家谱编修和祭祀祖先时的重要工作，只是所要追述的先祖事迹、世系等都远在明清以前，要做到真实可靠并非易事。事实上，明清以来追溯祖先世系的做法并非左原王氏甚至全部王氏如此，而是在各家各姓中都十分普遍。所追溯的祖先还越追越远，甚至上溯到黄帝、伏羲以来至商周以前，其间长达数千年，其做法用大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话说是“层累地创造历史”。由于很早以前的历史因为缺乏明确记载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即使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写《史记》时也受“书阙有间”的困扰，苦于说不清三皇五帝时代的族群关系；司马迁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修谱者如果把黄帝以来数千年中的世系一代不缺地连接起来，其真实性无疑要大打折扣。由此联系到左原王氏，不少家谱虽然仅把上源追溯到太子晋，但即使太子晋以下到王十朋所说 “七世祖”以前的世系，即便是最简单的出自琅琊王氏一说，其主要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被认为“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无法让人轻易相信。王十朋当年为何仅提及“七世祖”而没有更多追溯，似乎也有存疑的因素。
由于明清以来编修家谱时习惯追溯祖先世系，如果不追溯便不合时宜，由此也不难理解左原王氏为何也如此的原因。清末黄岩人王棻说有些家族在修谱时因为“失其本系”而导致“系无所承”，“即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人以实之”，所说的便是乱接世系这种现象。在他之前的钱大昕也说家谱“倒置年代”，所说的与世系问题有关。我在三十年前出版的《中华姓氏通书•王姓》结束语中，曾说家谱中的世系和“所述内容与历史事实并非全是一码事”，所指也是如此。
尽管家谱中的世系存在某些乱象，但其用意并不难理解，我三十年前所说的“作为一种信仰和精神寄托，在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的情况下自称是某某名人之后，举国如此，无可厚非”，至今仍然这么认为。事实上，追根溯源、重视家谱与敬宗睦族都是由人的天性所致，中华民族更有慎终追远的传统。只有明白了自己的初始和归宿，明白了生命之源、家族之根、世系之链，才会获得了结心愿和找到归宿的满足感，进而产生木本水源之情，做到敬宗睦族和增强宗亲之间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总之，关于左原王氏上源的说法尽管可存疑之处很多，但所要表达的木本水源之情仍是不难理解的，所谓“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千条江河归大海，千枝万叶一条根”所指也都是如此。通过追根溯源探寻家族之根和寻找初始与归宿，理清江河与大海、枝叶与根的关系，都会让人更加知道木本水源。故而，在寻根问祖不断走向深入的今天，面对与左原王氏上源相关的不同说法，应该树立一种理性态度，即在明白真相的基础上正视其作为已经有过的客观存在，尊重各自家谱或资料的说法，保留各自表述的空间。其实，在能够让大多数左原王氏族人和王十朋后裔认可的新资料发现之前，也不太可能做到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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