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

       王戈简介：
     王戈，1941年生，甘肃省陇西县福星镇新民村人，长安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教授，现退休居住北京。上世纪五十年代走出陇西北部种和乡新民大山，在陇西一中顾颉刚先生“成己成物”牌匾下完成高中学业，考取了兰州大学中文系，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公路学院任教。1983年，以短篇小说《树上的鸟儿》一夜走红，并拿下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转载改编达18次之多，1987年结集出版。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又一力作《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1991—199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01年电视剧《江隆基》（合作编剧）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学术职务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陕西省高等学校专业建设评估专家。
 
       首次听说王戈先生的大名，那还是在1984年，当时他因一篇小说《树上的鸟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那一年，笔者16岁，刚刚考入陇西师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视还是个奢侈品，广播也不多，网络更谈不上，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选择方式，实在少得可怜，有限的书籍和报刊，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这也是催生八十年代“文学热”的时代原因。
       刚刚入学的我们，听说陇西籍的作家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自然激动万分，立即从学校阅览室借来1983年11月号的《小说选刊》，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然后，又是我借你，你借他……直到归还杂志时，已经没有了封皮和封底。为此，还挨了管理员的白眼和训斥。
       我的四年求学生活，几乎就是伴随着文学作品的阅读而度过的。
我们站在教室外，就着灯光，阅读了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柯云路的《新星》；熄灯后，点着煤油灯，在宿舍里高谈阔论《人生》中高加林的选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对于饥饿的描写，以及《新星》中改革派李向南的命运……
       那时候，作家特别是小说作家，是文学青年们普遍崇拜的对象。在我们的心目中，能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尤其还是我们陇西籍的作家，在当时的轰动效应，丝毫不亚于多年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王戈的名字，就这样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33年后，笔者终于拜见到了这位慕名已久的作家。

      王戈先生今年76岁，虽然满头银丝，但精神矍铄，谈锋甚健。
      7月25日，王戈先生应邀来到母校陇西一中，面对师生们和社会各界人士，做了一次以“历史是现实的参照系”为主题的文学艺术讲座，回顾了自己的从文道路和艺术感受。
       诗人杨继胜先生撰联一副：
       树上鸟儿享誉海内健笔再塑通向世界屋脊之路
    远方游子重回故乡柔情写出江隆基最后十四年
       这副联语巧妙地将王戈先生的成名作《《树上的鸟儿》、代表作《通向世界屋脊之路》、《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嵌入进去，堪称佳对。
       书法家包俊明也书赠诗歌一首：
       抱负远大智超群，载誉文坛几十春。
    欣回故园传正道，只为彰显民族魂。
       尤其是诗中的最后一句，“彰显民族魂”，应为对王戈先生后两部代表作品的准确评价。
      7月26日，王戈先生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话题围绕着他的几部重点作品展开。
      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在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王戈先生还会见了两位老同志，一位是他当年考入兰州艺术学院后，送给他7元钱路费的小学同学蒋耀（1960年，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7元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位是陇西县文化馆原馆长常孝行先生。三位老人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握手话当年，都不胜唏嘘。道别时，王戈和常孝行紧紧拥抱！目睹这一幕，在场的人们都不禁眼眶一热！

       有人或许会问，王戈先生的职业身份是大学教师，那么，他在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有何贡献？他为什么会走上文学的道路？这也正是笔者所感兴趣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王戈先生的《七五自述》一文中就有了答案。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这一年被历史称作“科学的春天”。人民教师戴了大红花，从“臭老九”变成香饽饽。三中全会后我的家庭问题得到平反，夫妻分居十年后也调在一处。其时我已三十大几，东一枪西一锤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冷静想想你这一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按说，身在高等学府，就应该老老实实做学问。试着做了做，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要查找唐代“茶圣”陆羽的几首茶诗，也知道在全唐诗的第八卷，但我们学校图书馆的文史书籍被洗劫一空，有或没有连目录都找不到。无奈只好去附近几所大学求助，结果大同小异，最后到音乐学院，书籍铺了一地，说有全唐诗，还没整理，不知第八卷在不在。这件事于我的教训是不能再盲目地瞎折腾，年龄不饶人，耽搁不起；工科院校文科课程始终被边缘化，处在可有可无的状态，个别领导重视但也把文学等同于政治课。于是便决定走已经上了路的路，不再回头。
       由此来看，促使王戈先生走上文学之路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几篇散文中提到的（以下引文，如不注明出处者，都出自《七五自述》），从小喜欢文学，喜欢阅读，对写作有炽烈的偏爱；二是他也想过走学术研究的道路，但在刚从“十年动乱”中挣脱出来的工科院校，连起码的文学研究资料都难以保证。情势逼得他不得不另辟蹊径，扬己之长，避己之短，选择从教学和文学创作两面作战、齐头并进的奋斗之路。这是一个艰难的也是勇敢的选择，从后来的成果看，可圈可点，可谓功夫不苦有心人。
       作为高校教师，王戈先生首先必须担当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认真备课讲课，完成额定的教学任务。高考恢复后，他先后为本科生讲授过大学语文、写作、对外汉语、中外名作阅读与欣赏、文学概论、影视艺术概论等五六门课程，编辑有《对外汉语》（上下册，内部印刷），主编出版有《中外名作阅读与欣赏》等教材，还与陕西师大、西北大学中文系联合指导过几名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王戈先生的教学生涯中，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西安公路学院是国家早期规定接受外国留学生任务的高等院校之一。当年分配他去时就有培养越南留学生的任务，1974年又恢复招生。1978年，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给外国留学生讲授《汉语》的教学任务。先后教过巴勒斯坦、也门（两届六名）、马达加斯加、尼泊尔、赞比亚等国的十多名学生。一届学生最多的四名，大多是“一对一”，有他亲自编印的教材，如同外籍教师给中国学生讲英语，相对轻松。在他教过的学生中，巴勒斯坦那位成为该国第一任驻华大使，也门一位十年之后当了该国工业部部长，来中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时专程来学校看望过恩师。
       同外国人打交道在当时是一般作家很难接触到的题材，王戈得天独厚，以留学生为素材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老虎与鲜花》，发表在大型文学季刊《绿原》上，还有一组散文《我的留学生朋友》，由陕西政协报（海外版）分期刊载。《树上的鸟儿》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1980年代中期，交通部决定办梯队干部（即准备提拔的后备干部）培训班，他们大都是老三届知青，来自各省市的公路交通部门，通过两年的脱产学习达到大专水平。王戈接受了为他们讲授写作课的任务，计两届四个班。给他们授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分十多个专题，有的有所准备，如公文写作等，有些是应学生之邀临时加进去的，如当时是琼瑶热，学员要求讲讲琼瑶的小说，王戈只有彻夜赶读以满足他们的愿望。此时王戈已是出了名的作家，会议多，约稿多，访客多，加上繁重的教学任务，经常熬夜，弄得相当疲惫。尽管如此，他还不忘创作，获得西安市文学创作奖的小说《妈妈也还年轻》就是以这些学生为素材创作的。王戈与这批学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去北京出差，大街上偶遇吉林一位，方知毕业后即升任吉林省运输公司总经理；他要去天津，只给一个打了电话，结果有八位当年的学生开着车接站；他从拉萨飞成都，机票是部队一学生代买的头等舱，他给接机的成都二运司经理坦言钱花完了，该生便将他的食宿及卧铺车票全包了下来。谈及这些往事，王戈先生大有“桃李满天下”的感慨。
       西安公路学院1995年更名为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升格为国家211重点大学。21世纪初，与地质、建筑三所部属院校合并而成长安大学，归教育部直属，王戈先生即退休。他创建的文艺研究室与中文教研室合并，创建成文学艺术与新闻传播学院，十年后发展到6个专业4个硕士点100多名教师。
       退休后的生活王戈自己也感到意外，他是这样写的：
      原本打算退休后潜心文学创作，孰料有朋友再三再四地恳请我去西安欧亚学院当新闻系主任。在此之前我对新兴的民办院校不甚了了，到那里后才发觉西安的民办大学在全国很有名气，被称为“西安现象”，已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了四大名校，欧亚为其一。系主任不上课，负责教学管理、教学改革、师资引进、实验室建设等。车接车送，但任务繁忙，工作量很大。三年的重要收获是我负责建成了非线编实验室和报纸编辑实验室，学生可以在校完成电视节目的剪辑编辑和报纸的排版设计，电脑软件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这两个实验室公办院校也不是家家有，成为西安新闻教育的一大亮点。同时又负责建成了一门省级精品课《报纸编辑》，配套出版《实用报纸编辑》（上下）教材一套。精品课要经过严格的评审程序，评审专家对我们提交的资料赞许有加，说可以作为样板。欧亚学院的新闻专业在全国出了名，慕名而来取经者不少，上海网站将该专业的招生指数提升到全国民办院校第二。不久，又有朋友将我动员到规模更大的西安外事学院，同样担任新闻系主任。在这里我除给本科生讲授《新闻写作》课外，沿用原有的改革思路，聘请了几位很有潜力的年轻教师，建成了报纸编辑和多媒体两个专业实验室，增设了广播电视本科专业，并将新闻采编专业通过严格评审评为全省民办院校唯一一个新闻类省级重点专业，享受省财政补贴。2009年7月，在主持完第一届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后二次退休。
        时年王戈68岁。之后长住北京。
         1979年，王戈在复刊不久的《延河》杂志上发表了《乔迁之喜》，写一个老知识分子从造反派手里讨回自己住房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第一次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当时是文学热，刊物发行数以十万计，自然有广泛的影响，被一家剧团改编为话剧上演。
        《树上的鸟儿》是王戈的第四篇小说，曾被一家文学期刊退稿。甘肃《飞天》杂志编辑王守义是王戈的中学同学，其时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修改他的电影剧本《淘金王》。王戈去看他时谈及退稿事，王守义说给他带回去看，能不能发表还要主编定。结果没出两月，在1983年的《飞天》第九期头条发表。更令王戈和责任编辑王守义感到意外的是，《新华文摘》和《小说选刊》同时在11月号上转载，并有《小说选刊》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写的评论配发，称该作是民族美德的“民萃”之作。这样，这篇退稿小说也就一夜走红。更没想到的是，次年3月，该作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被《甘肃日报》全文转载。
       颁奖大会期间，文艺界老前辈周扬在政协礼堂宴请获奖作家，发表了一通祝贺鼓励的讲话，衷心希望这批作者中“能产生几位真正的作家”。
        获奖产生的名人效应还在继续扩散。
        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要引进王戈。但学校领导说，你现在是名人，学校做不了主，还得请示一下交通部。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有四位领导前脚后脚地来到王戈住的简易楼，好言相劝，说住房给你调换，工作给你调整，你不要走，你走对学校影响不好。有一位还转达了交通部教育司司长的话：“这么大个交通部还养活不了个作家？把他从教研室调出来，单另安排，能讲课就讲一点，不讲就写他的小说去。”王戈答应了领导的恳求，随即把他从中文教研室调出来，单另成立了包含文学、书法、美术、音乐在内的文学艺术研究室，让他当主任，发给一枚处级单位的公章与外界联系，共五位教师，按科研人员年终考评，教学工作量减半。
       了解到这些获奖之后的故事，人们不禁有几分感慨：如果王戈没有获奖，那也许他还得在“蜗居”中苦苦地“熬”着，熬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说，这涉及到一个人才成长的环境问题。当然，没有“苦熬”的过程，也就难以有获奖的结果。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树上的鸟儿》是王戈先生的成名作，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媒体转载改编达18次之多，广播剧有陕西、湖北两个版本，湖北的被中央台选用，还被少儿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长春电影制片厂曾联系改编电影未果，就在最近还被收入大型丛书《陕西文学六十年》短篇小说卷中。
       关于这篇小说的题目，王戈先生在创作谈中讲过，并非来自黄梅戏《天仙配》，而是来自听北大教授吴祖湘教授讲《红楼梦》。吴老先生说：“贾宝玉和林黛玉，就像一棵大树上的一对鸟儿，玩着玩着玩恼了，分开了，风哗啦一吹，又凑到一起了。”几十年前一次讲课能使听者不忘，可见其真功夫！
       对于获奖作品，王戈先生的观点是，“回头来看，自己最满意的除成名作《树上的鸟儿》外，还有如《老虎与鲜花》《妈妈也还年轻》《醉酒歌》《列车穿过沙漠》《阳池》《铅塔》《离岗》这样一些表现中小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还有乡土题材的短篇《初一到十五》、中篇《羊角寨人家》。
        这就是说，作家的自我认知和作品的社会评价并不一致。由此，我们对于各种类型的评奖，应该取一种淡定的态度。获奖了的，应该是好作品；没有获奖的，未必就是不成功的作品。获奖，只能说是反映了彼时彼地的一种价值评判。作品的好坏，还得需要时间来说话。那些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淘洗，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回头审视，在全部创作成果中，我最满意的还是两部纪实文学作品，它耗费我精力最多，时间最长，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最大。”
在这一点上，读者的评判和作家的自我认知，高度地吻合在了一起。
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文学作品。
       而从虚构到纪实的选择，说明作家的创作思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四益先生说过一句话，人到中年之后，除了真实，再很难有其他东西能够打动他。
        笔者非常认同这句话。
       这句话也可以解释王戈先生的创作，为什么会从虚构的小说创作，转向到纪实文学的撰写。
       有人曾说，现实比小说更精彩。
       当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革，为作家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
       文学即人学，反映当代中国剧烈变革过程中的英雄人物或者普通人物的命运，这是当代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
      《通向世界屋脊之路》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1987年，在西安丈八沟国宾馆召开西北五省区作家会议，期间去西影观看刚刚录制完成的《红高粱》。会议结束后，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拎个皮箱进了王戈所住的房间，并问他有什么好的题材。王戈即说了慕生忠将军修青藏公路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吴天明当即拍板叫王戈去写，书稿写成后发哪里都行，但电影改编归西影，并说“我要拍成第二部红高粱”。
       当时，王戈先生所供职的西安公路学院文艺研究室已经成立，他即申请了点科研经费，去了青海西藏。
        就这样，王戈沿着青藏公路一站站走过去，在5200米的昆仑山口和5800米的唐古拉山口体验了高原缺氧的滋味，与奋战在沱沱河桥梁工地上的武警交通部队官兵热切交谈。原来想得很单纯，以为那批老人会集中在兰州或西宁的某个干休所，但完全错了，他们遍布在陕甘宁青的四乡八野，城市农村。回来后，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一样寻找他们的踪迹。青藏公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张震寰是个活字典，退休老家甘肃文县，王戈去采访了三次，一次差点翻车丧命。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位重要人物在西安的住址，但当他大清早赶到家门口时，几个人正在忙着摆花圈，一问，才知道采访对象已在黎明前去世。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限制，青藏公路前期几乎没什么文字资料，在青海省图书馆也仅查到通车典礼的报道。有价值的材料全靠从健在者的嘴里掏。
       王戈接手青藏公路这个题材后，首先想把它拍摄成电影，但由于吴天明厂长已经离开西影出国，以及拍电影需要巨额投资等等因素的限制，此事被搁置下来。此后，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想把它拍摄成电视剧，但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也没有拍成。折腾了三四年，搞得他心灰意冷，疲惫不堪。他想，素材是现成的，不妨关起门来写成纪实性的文字稿，这个不用劳驾任何人自己就能操作。很快写出十四万字，可以出成书。
       《西北军事文学》曾刊发过几篇颇有影响的大稿，主编贺晓风大校看后决定于1991年第1期以《通向世界屋脊之路》为题刊出，整十章。对王戈而言，几番辛劳总算有了个结果。
        次年“五一”节，他意外地接到中国作协的电报，《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得1991—199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通知他到北京领奖。到会后方知是高票通过，并由新疆电台在“民族团结”栏目中全文播出。
       1993年，《通向世界屋脊之路》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交通部主管公路的副部长王展意热情作序，开首就写道：“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作者满怀激情描写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藏公路建设者的动人事迹，传奇故事和青藏高原奇特的自然环境。读罢令人振奋，催人泪下。既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又受到有益的启迪。因此，我愿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第一版印刷6000册，很快发行一空，武警交通部队的指战员人手一册，作为励志教材。
       一部历史题材的好作品，经过岁月的磨砺，总还有人想起它。二十年后的2013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西北军事历史纪实丛书”，选定6部，其中就有《通向世界屋脊之路》，但苦于找不到已经退居北京的作者王戈，经中国作协介绍找到后当即签订合同，提交电子版，很快以精美的装帧设计再版。
       正如王戈先生在《七五自述》中所说，《通向世界屋脊之路》所写的题材，早已不是新闻了，是易碎品，二十年了，怎么还会有人想起它？
       也许，新闻的价值，就是当它成为历史之后，还长久地闪烁着恒久的光辉。这就是纪实文学的魅力所在。它是不会过时的新闻，更会永载史册。
       关于本书的内容，笔者还想赘言几句。
       在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今天，当年慕生忠将军和他的战友们在世界屋脊上修建的那条青藏公路，已经扩展成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并行的青藏铁路也已通车，人们前往拉萨已不是什么难题。但是要知道，当初青藏公路的修建，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刚刚和平解放，国家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十分艰难也十分无奈的选择，用“艰苦卓绝”这一成语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仅用作家写到的几组数字便可以一窥当年的情势：
      1953年，从全国各地征购来的3万多峰骆驼往返于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两大山系，为进藏部队运输给养，能够活着回来的，仅有二三百峰，3万骆驼死亡99%！而永远长眠在青藏线上的英灵难以数计，没有准确的数字！
       1954年，慕生忠的麾下集合起1200多民工，4个国军的起义将领，仅1个工程师，10辆大卡车，鏖战7个半月，用最简单的大锤铁锹，汗水和热血，打通了从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的1283公里公路，破天荒把汽车开进了高原古城拉萨。正如当年交通部慰问团团长在通车典礼上所讲：“青藏公路以它的路程长、工程量大、工期短、花钱少等特点，在世界公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至今，青藏公路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里程最长、路况最好的高原公路。
       青藏公路是中国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奇迹！
       感谢王戈先生，把这个奇迹，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忠实地记录历史，是作家的使命！

       写下这个小标题，笔者还得声明一下，所谓作家的巅峰之作，当然是指其最高成就，但并不意味着巅峰之作只有一部，或者一篇，应该还有若干部，或者若干篇，这也是读者的一种期待。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也是二十年前的“旧作”，同样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
       1994年，郑重先生把王戈叫去，说江隆基是中央确定的党史人物，可以树碑立传的。崔乃夫（民政部）和聂大江（广电部）两位部长是江校长的部下，建议给江校长拍部电视剧，他牵头成立个创作组，由北影厂的李保元、兰大王作人和王戈四人组成，问他干不干？王戈当然愿意。
       此后，他们在江工作过的陕西、北大、兰大搜集资料，访谈上百人次。先把兰州的采访任务交兰大任新闻系主任王作人，他们三人进驻北大两个月。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是江隆基时期的青年干部，对此事非常支持并作了周详的安排部署，使他们顺利地深入地采访了北大的一些老干部和侯仁之、季羡林等著名学者。图书馆的资料也对他们全部开放，能买到的买，买不到的复印。为详细掌握江隆基的工作进程，王戈把北大校刊从1952到1958年一页页翻了个遍，挑出来的复印了十多斤。当时北大图书馆还没有空调，连续复印把一台复印机烧趴了几次。
       电视剧也是“好事多磨”，一直拖到2001年才完成第二次拍摄。这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七一”前后好消息不断，先是央视一套播出，后是央视八套播出，接着是多家省市台热播，最后以获得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作结。
       历史其所以被称做教科书，因为历史常常是现实的参照系，是折射现实的一面镜子。
      《通向世界屋脊之路》再版时十八大刚刚开过，从国人热议的许多话题中惯于思考的王戈想到了历史，想到了江隆基。譬如公车私用的问题，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高等学校的评职称、科研经费、学术不端等等，似乎都在历史人物江隆基身上有参照，有折射。“家里的事不用公家的车”绝对是原话，是王戈上学期间唯一一次与江近距离接触所得，由此生发开去，便联想到二十年前采访到的资料，联想到当初梳理资料写的那个《沉重的辉煌》打印稿。初读之后感觉虽是两人所写，资料运用多有重复，文字语言也有很大差异，但整体结构可用。当时江隆基的女儿江亦曼刚刚从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约谈了几次，她说有关父亲的书已经出了许多，但都是研究性的，她们家属很希望有一本纪实性的有立体感的，非常支持他写。她给王戈送来了所保存的全部资料，其中有江隆基夫人宋超九十高龄时写的回忆录《岁月有痕——我与隆基在一起的日子》，以及江隆基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写的《自传》和1962年写的《申辩书》，这些重要史料写电视剧时都还没有，厘清了江隆基革命生涯和人生际遇中的许多疑难。大约在2013年3月开笔重写。王戈在北京敲键盘，王作人在兰大又采访了几位健在的老人，澄清了几个不太明晰的问题。每天写一点，剩余时间钻研资料，有新的发现便推翻重写，譬如下篇第一章怎么进兰大就写了三稿。上篇第一章进北大是蒸蒸日上，基调好定；下篇进兰大是去收拾烂摊子，分寸很难把握。仅到兰大的时间就折腾了几遍，资料上有的说1月，有的说2月，有的干脆写1-2月，1月也好2月也罢，对学校而言都要放寒假，最后核实是1月31日。但1月31日是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手头没有本万年历，网上查来查去，从一明星的生日推算出1959年1月31日是农历腊月23日，过小年的日子。这些都清楚了，又有资料说聂大江是北大配给江隆基的秘书，同车去兰州，问江亦曼，她记得确有此事。于是将写就的稿子又推翻再来。这就是传记文学的难写之处，要事必有据，言出有因，虚构的空间是有限的。2014年6月完稿，将王作人叫来北京，两人又逐字逐句推敲一遍，于7月投稿作家出版社。该作因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版社审稿极严，直到2015年6月出版，7月初拿到到样书，7月25日在北京黄河京都会议中心举办纪念江隆基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暨《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首发式。
       有人戏言，当今是书多为患而读者甚少。尤其是传记类的图书，几乎叫明星大腕阔佬们占满了书架，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大学校长，又是历史人物能不能走进书店，王戈作为执笔作者竟毫无把握。他曾对江亦曼说，能出最好，不能出就打印几本留作纪念，反正是写你爹的，于我则是了却对老校长的一桩心愿。决定出版后又为发行担忧，担心像许多此类书一样成为一地鸡毛。但是出版不到半年，社会反响竟大大出乎作者及家属及朋友圈的预料。北京、西安、兰州、南京的各大媒体都作了纪念会和首发式的报道，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的评论文章《一位大学校长的壮丽人生》，此文被《甘肃日报》及数家网站全文转发。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白烨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斯人远去 风范长留》。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在《中国教育报》发表评论《错失江隆基》。西安武警工程大学杨若文教授在《西部学刊》发表论文《以史为骨  以文为肉——<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对当前传记文学不良倾向的匡正》，专门就本书对传记与文学的融合，即“史”与“文”的融合作了论述。《定西日报》、《黄土地》发表武鑫桂、常孝行合写的评论《以史为镜  可鉴日月》。《文艺报》、《作家文摘报》、《陕西文学界》、《现代家庭报》、东方商旅（云中文化）等报刊及陕西、甘肃的许多网站都作了报道或选发过部分章节。对该作的理论评价，笔者认为雷达先生的几段文字堪为代表：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承载着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最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办出了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史家笔法”。
       王戈告诉笔者，读者的反响也出乎预料，就在他任职的长安大学，读过两遍的大有人在。有位负责编校史的老教授告诉他，公路学院的前身叫西北交通学校，是1952年4月18日由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江隆基批准建立的，校址在兰州十里铺，两年后搬迁西安，所以现在长安大学的校庆也定在4月18日。王戈先生笑着对笔者说，“看来我与江隆基有点前世的姻缘，在他门下读了五年大学，万没想到在他批建的学校里工作了一辈子，眼看老了老了，又把他写成了33万字的一本书。”
       采访即将结束，笔者问王戈先生回京后有何打算。他坦言自己的正式职业是教师，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近二百万字，又多又杂，有些很难归类。他没有出文集的打算，除已出版的四本专著外，计划编选一套“自选集”，散文一卷，小说一卷，坚守“少而精”的原则，把最好的作品再次展示出来，给文学爱好者看，给文朋诗友们看，也给自己看。篇目已经选定，有望近期出版。
      笔者告诉他，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期待着，粉丝们更是翘首祈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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