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学》：历史上的第一位篆刻家
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即现代称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或鉨，玺为在玉上刻制的，鉨是金属上刻制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所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从此鉨就废而不用了。这就形成了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
篆刻的「篆」字，古时写作「瑑」，从玉字旁。凡是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后来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用具，于是篆字的形符，也由“玉”改为“竹”。其实在古代凡属于雕玉、刻石、镂竹、铭铜的范围，都可称为“篆刻”，印章的刻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到了秦始皇时，将全国书体作综合整理，书分八体，印面上的文字叫“摹印篆”；王莽定六书时，称为“缪篆”，从此便明定篆书为印章印文的使用字体。唐宋之际，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虽然改变了印章的体制，但仍以篆书作印，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便成为以篆书为基础，利用雕刻方法，在印面中表现疏密、离合的艺术型态，篆刻也由广义的雕镂铭刻，转为狭义的治印之学。而此治印之学也有人直接称为“刻印”、“铁笔”、“铁书”、“刻图章”等。
明清篆刻在篆刻史上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艺术创造。早在战国及秦汉时代，玺印已经盛行，魏晋六朝的印章，还保持着汉印的风格，从流传后世的实物以及所钤拓的印谱来看，我国古代的玺印，确实是丰富多彩的一大宗艺术遗产。但在创作这些作品的当时，却主要在于实用，还没有文献足以证明其艺术价值在当时就受到了注意。
自隋唐至宋，虽然书法和绘画艺术，达到了绚烂之境，而印章艺术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相反，由于佩印习惯的消失，私印很不发达。官印由于钤盖方式已不同于秦汉时的封泥，无须受“检”的限制，印面较前为大。为了填塞印面的空白，印文篆写得屈曲盘旋，篆文时有谬误，艺术性也较差。在这段时期里，有一种鉴赏印章，是前所没有的，例如“贞观”、“宣和”、“绍兴”等年号印，盖在法书名画上，作为皇帝鉴赏过的记号。还有少数文人或书画家，也有一些名号斋馆印，如唐李沁的“端居室”，宋米芾的“楚国米芾”、“祝融之后”、“米姓之印”等等，但并不很多。当时的书画作品，作者很少有盖印章的。似乎可以说，从隋唐到宋代后期约七百年间，印章艺术是式微的。
到了元代，吾丘衍对篆刻作了研究，且有专门者述，书中还提到当时“多有依款识字（按指金文）作印”等等，他的弟子吴睿及再传弟子朱圭，也都善于刻印。可惜吾丘衍等人的作品没有实物流传下来。赵孟頫对古印曾作过谱录，书名《印史》，传说他的自用印是本人所作，其朱文圆润秀雅，为后人所称道和师法，人们还把他和吾丘衍合称为“吾赵”。元末的王冕，文献中称他开始用花乳石刻印，然未见实物，传世仅见盖在他画幅上的印章，如“文王子孙”、“王元章”、“竹斋图书”等，未能辨认用的是什么印材。
直到明代正德、嘉靖间，苏州出了位文彭，承其父文徵明的家学，不唯能书善画，还把篆刻从实用的范围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它的艺术价值。关于他的刻印，清初的周亮工记有一则故事：“余闻国博（指文彭）在南监（南京国子监）时，肩一小舆，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询之，日：‘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固不与。’遂惊公。公睨视良久，日:‘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以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族。盖蜜蜡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蟢，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从这段记载看，在此以前，人们似乎还没有专用石材治印的习惯，像“灯光冻”那样的佳石，也只用来“为妇人饰”，而“不知为印章”。所以早于文彭近二百年的王冕用花乳石作印，可能只是个别事例，并没有推广开来。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注意，读这些篆刻家的相关文章，应当记住他们的名、字以及各种号。因为在文献中的各种记载，常常会频繁混杂使用这些称呼，有时还要记住他们曾任的官职，比如文彭，不仅要记住文寿承、文三桥都是他，因为他曾官至南京国子监博士，人们又称呼他“文国博”。
(文彭像）
文彭被推文篆刻鼻祖，源于清代初年周亮工的《印人传》，称：“论印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文彭肯定不是第一位篆刻家，他被推上第一把交椅是有三个原因：
1、他赶上了好时代。自元代赵孟頫、吾衍之后，“印宗秦汉”已经有了充足的理论准备，当文彭高举“复古”旗帜，“力矫宋、元之弊”时，立即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篆刻学》文彭一节）
因为南北朝之后，印章由白文转为朱文，而印章面积又渐渐增大，印文需要多经盘叠才能占满印面，对篆书隔膜已久的人们只好任意改变篆法，因此，唐宋印章中，字法、篆法舛错百出，文彭再次举起“复古”大旗时，很快就凝聚起了一大批文人跟随。
2、他有个了不得的父亲。文彭是文徵明的长子，这使他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他掀起了文人们亲自刻印的风潮，正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篆刻才真正成为文人雅好，成为与诗、书、画并列的艺术门类。
(文徵明像）
3、他是较早亲手刻印的文人。说他较早，是因为前面还是米芾，还有赵、吾，还有王冕这些人。他不但自己亲手刻印，还将刻印的石材推广开来，在他周围迅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印人群体。
正因为文彭高举的是“复古”大旗，所以，邓散木先生称“文彭治印，力矫元人屈曲乖缪之失，篆法介乎方圆之间”，但他“好刻牙印，后世评文氏刻印，谓如‘新发于型（就是硎），了无古意。’”这是由于象牙的特性决定的，因为牙质坚韧，“多阻力，自不能如石印之可以游刃款款也。”
接着，邓先生举了文彭的三方印例，现在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三方印，都不是文彭的作品：
（邓散木所举文彭三印）
邓先生认为第一方和第三方“开浙派之先声”，从刀法来看，确实有浙派的影子，但显然也不是纯浙派印风，因为我们在第三方明显可以见到长程冲刀的存在。说说辨伪，第一方“江风山月”，语出苏轼，说是文彭作品尚可，但显然篆法并不严谨，不合文彭的篆书学识。之前，曾经在篆刻市场上见过两方“江风山月”的所谓的文彭作品，伪品大概都是受邓散木这本书的影响。
（文彭款的“江风山月”）
第三方“以理听言则中有主”出自陈继儒的《小窗幽记》，这本书刊行面世，已是1624年的事了，文彭不可能刻这个内容；第二方“佛师造物”，邓先生认为“导邓派之前路”，有道理，因为的确写意明显，但依文彭精于篆书，决不会写出这样“俗化”的篆法，显然也不是文彭的作品。
邓先生也称“近世所传文氏印，十九赝鼎”，这跟沙孟海先生《印学史》所称：“传世文彭篆刻，伪品极多，鱼目混珠，很难鉴别”，结论相仿。
我们采信魏锡曾在《书印人传后》里的结论：“国博印独有诗笺押尾‘文彭之印’、‘文寿承氏’两印真耳。”这两方印如图：
(确认为文彭的作品）
文彭最大的贡献，是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弟子，比如何震，比如苏宣，比如王伯钦，甚至后来的赵宦光、朱简、归昌世、汪关也都深受文彭的影响。
文彭还是最早发明“做印”的宗师，邓先生称：“文氏治印成，輙就火锻作铁色，石经火，性即顽裂，不复再中刃，盖以杜后人之磨砻重刻也。”拿火烧石头，当然会改变石性，呈现不同的印面效果，沈野的《印谈》也有记载：“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这显然也是文彭“做印”的记载，现世流传的“七十二峰深处”“琴罢倚松玩鹤”，印石残破，很可能是他“做印”的结果。
（文彭的印）
文彭是文人篆刻的开创者，正如朱简在《印经》所称：“自三桥而下，无不从从斯籀，字字秦汉，猗欤盛哉。”其实，后世篆刻家，在文彭的引领之下，后世篆刻才踏上雅正的道路。邓先生没有给文彭的流派起名字，后世给他的流派起名叫“三桥派”（记得吧，“三桥”是他的号）。
（【细读《篆刻学》】之25，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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