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仁怀坛厂王氏始祖王汝荐入黔初考

2020-02-10 10:56:42来源：王银川黔王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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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明广寺，明代由坛厂王氏祖先王国统创修，

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鲁班场战役时，这里为中央红军的指挥所

贵州仁怀坛厂王氏始祖王汝荐入黔初考

作者：王银

（2020年2月4日）

贵州仁怀坛厂王氏入黔始祖王汝荐，祖籍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十三都白鹿硐大桥头，起迹浙江余姚。其身世之谜，截至目前，唯谱提供扑溯迷离的有限的三个版本信息：一是受王锡梅荼毒的光绪系列谱载“随王元开、王公白入川黔平蛮，坐开州宣抚司”；二是光绪金沙残谱载“以乡科宦于黔之开州”；三是明光寺黄石岗（明隶属缉麻山）道光简谱载“阳明来黔启化斯文，荐祖伏宦开州抚民”（相传是道光年间所著，但遗憾未见著谱时间）。三个版本均言王汝荐任职开州宣抚司。

首先排除第一个滑天下之大不不稽的版本。据考证，第二个版本转录至第三个版本。第三个版本是纷繁芜杂手抄版的母版。之所以肯定第三个版本为母版，因从古至今，我坛厂王氏族宗众口一词称，坛厂谱由缉麻山长房掌管，即使本族中人，均不易得谱浏览，异地借阅实属难事，更别说持谱离开现场。现缉麻山长房后裔王文均、王文朝兄弟俩均逾越古稀和耋年，对现存压箱底掌管的不易见天日的道光年间谱仍视其为万金不易的珍宝，对谱中奇闻轶事如数家珍。作为汝荐公后裔、且逾不惑之年的笔者，也是费尽周折多方托人托关系方得现场匆匆一瞥。因此，笔者同大多数族中人持同一个观点，该谱为所有手抄谱的母谱。至于顺治十七年（1660）、嘉庆十八年（1813）年间转抄谱，也言及“始祖汝荐公江西宦于黔”，但信息量明显压缩，且其上源有明显嫁接“湘水王氏”的嫌疑，不予赘述。尽管正本清源忌讳就谱论谱，但在无其它佐证资料之前，笔者倾向于第三个版本接近真实。

第三个版本包含了至少四个信息：一是王汝荐入黔原因是护送或陪同王守仁到龙场做驿丞；二是入黔时间节点为王守仁到达龙场驿时即正德三年（1508）；三是王守仁与王汝荐落脚地点不同，王守仁是谪迁龙场，王汝荐是伏宦开州；四是正德六年（1511）大事件值“黔酋之乱”.

综合、过滤三个版本，抽取、聚焦关键词有“宦”、“黔酋之乱”“开州”、“宣抚司”。

一、考“黔酋之乱宦于黔”

先说“宦”。“宦”即做官。所有版本都说王汝荐来黔做官。

先说明面上的“乡科宦于黔”。明代的乡试又称“大比”，定在子、午、卯、酉秋八月进行，故又称“秋闱”，每三年一次。从弘治十四年（1501）至正德二年（1507）江西乡试有四次，分别是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弘治十七年（1504）甲子、正德二年（1507 ）丁卯、正德五年（1510 ）庚午。但《江西通志》、《吉安府志》、《四川通志》、《贵州通志》、《贵阳府志》，该“五志四考”（五部方志四次科考）中无王汝荐名字。当然，不排除古人有名，有字、有号。“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寓怀”。尤其予以说明的是，别号一般是文人雅士之间用来互称或自称的，多寄托主人的情怀、品格、兴趣爱好和生活经历等，是人生追求的体现。因此，就字面意思而言，完全排除谱中“汝荐”作为坛厂王氏入黔始祖的别号。如果“汝荐”是字，那么，不排除王汝荐在以上四次乡科某一次科考中榜列其中，只是只录了“名”漏录了“字”——但此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退一万步，权且假设王汝荐入列这微乎其微的科考者，但结合即将讨论的“开州”也好，“洪边十二马头”也罢，亦或是“宣抚司”云云，尽皆经不起推敲。因此，“乡科”于王汝荐而言，在无有力佐证之前，姑且予以保留。

再说“伏宦开州”，伏宦即隐藏做官。沿着第二个版本的思路，即便王汝荐是乡科入黔入仕，但为什么要“伏宦”呢？除了锦衣卫，笔者绞尽脑汁，实在寻不到第二个恰当的理由。

明代的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其他机构节制。进入锦衣卫有两条途径：一是子承父业，且父立过功劳，父亡子袭；二是参加武试，考取武举人，作为力士被锦衣卫选中。笔者翻阅《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所列锦衣卫中无王汝荐姓名。

退一步，假设王汝荐就是《中国明朝档案总汇》记录遗漏的锦衣卫，但其是否属于子承父业，没有证据支撑；至于参加武试，找不到半点影子，更无丁点资料佐证。

再者，明武宗继位后，刘瑾得势，西厂再次重开，此时东厂、西厂均刘瑾掌控之下，但是两厂为了争宠，互相拆台，于是正德三年（1508），刘瑾成立恐怖组织内行厂，由其本人直接指挥，此时明朝特务机构达到顶峰，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大机构并行于世，缇骑四出，天下震动。

可想而知，此时的王汝荐（仍然假设他为锦衣卫），抛开锦衣卫既往严厉制度不谈，又值刘瑾专权的高压恐怖笼罩下，他绝不敢以身犯险以头试刀，冒诛族风险护送刘瑾的眼中钉谪臣王守仁至黔。并且，相传王守仁被贬龙场驿时，刘瑾曾派锦衣卫暗中追杀，难不成刘瑾既派锦衣卫追杀，又派锦衣卫护送？岂不自相矛盾。

自此，完全可以排除王汝荐属于锦衣卫。

这里，暂且搁置谱牒记载王汝荐来黔之因即护送或伴随王阳明来黔仕宦，接下来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明代贵州移民的四大类别，以助考王汝荐来黔缘由。

一是仕宦任职。明代实行异地任官，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后虽不限南北，但“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省外籍官员，考绩或升黜或调离，官位常设，流动周转，自然也成为当时入籍本地的一批特殊移民。

二是军士留戍。明初定制：“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 洪武时明兵平定各地，军锋过后，随即留下相应军士镇守。明代军籍制，卫所军士及子孙均入军户，世代为兵，不得更动；而且“军上起解者皆佥妻”，“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娶，有妻有籍者，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军人必须婚配，妻小跟随丈夫到戍守地点，不得随意迁徙或逃亡。贵州地处西南要冲，“云南、湖广之间，惟恃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明初平定云南后，“虽有云南，不能守也”。有明一代，贵州境内先后设置贵州卫、贵州前卫等20卫，如加上当时地属贵州而兵辖于湖广都司的偏桥等5卫及万历时于遵义所设威远，共27卫。

嘉靖《贵州通志·兵防》，明初全省18卫及黄平、普市2千户所驻兵原额，普安卫30093名，最多；其次赤水卫10307名；安庄卫9976名；清平卫9803名，最少；贵州卫5704名，总数达16万余人，如加上偏桥、威远诸卫，将远超过20万之数。各卫下设所、屯、堡等军事据点，分布各地，集中设置于贵州至湖南、云南通道周边。军士，绝大部分来自湖广、江西、四川等地。如按一军一户四口之家计，时贵州境内移民达六七十万。故民间有“调北镇南”之称。今安顺、平坝、长顺、镇宁一带，尚居住着20多万明代屯军后裔“屯堡人”；因其“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所住地方多以屯堡如汤官屯、吴家堡之类命名，故又称“屯军堡子”。

三是谪迁流放。谪迁，主要限于仕宦；流放，又称充军，则包括所有不同阶层。明代充军分“终身”、“永远”两种。终身者，充军之人单独至戍所，身死而止；永远者，“罚及子孙”，举家迁徙，世代不得返回故里。明贵州被称“瘴疠蛮荒”之地，中原人视为畏途，成为官府安置贬谪官吏和充军罪犯地区之一。如：洪武时，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孔文山，以知府谪贵阳，“卒于谪所”，子孙安家于当地；永乐时，福建道御史范青以“言事”，谪贵州黎平府铜鼓卫；成化元年，“山东即墨县民于旺等七十二人俱自宫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充贵州边卫军”；成化九年，“都督佥事杨铭有罪，……发充贵州边卫军，家属随往”。清平卫、乌撒卫、新添卫等地，即有卫人“皆江南迁谪”、“皆中州迁谪”、“迁自中州”之类记载。谪迁者，最有名之人，当数正德时因触犯宦官刘瑾而被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兵部主事王守仁。

四是自发流移。明初“移民就宽乡”，曾组织过移民往贵州，如思南、思州自永乐时废宣慰设省，“其官军士民移自中土，且因迁调附住于此，生齿渐繁，风化日启”。但贵州总体上自然条件较差，可耕之地不多，民间迁入者多系自发行为逃荒、流亡、经商之类。如思南府，永乐以来，“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者多”，流寓者中又以四川、陕西、江西人为众。尤其思南因地接川东重庆、播州、酉阳等处，“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内就食，正德六年（1511），流民入境数多”；嘉靖时，入境流民更是“络绎道途，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一些土著大姓将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为己业，跨有百里之地，更是吸引众多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四方流冗、亡赖匿命，此焉逋薮”。思南一度因“流民为患”，嘉靖时御史思南人田秋曾上疏朝廷，请于当地专置官员管理流民，“设道员以镇抚之”。而处于湖广、云南之间的贵州境内交通沿线，则有不少内地商贩在少数民族村寨通婚落籍，被当地民族所同化，“浙江、江西、川湖流离及市鱼盐瓜果为生者，久之而化为苗”。明末南明永历政权据西南滇黔抗清，也有不少追随者流落贵州。

针对以上四类移民，现假如一定要将王汝荐“对号入座”，结合缉麻山谱牒载“阳明来黔启化斯文，荐祖伏宦开州抚民”，似乎只有第一类“仕宦任职”理顺一些，但也不排除“自发流移”。

接下来顺着“仕宦任职”的方向，看看正德年间贵州官方机构“核编”情况。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早在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明成祖朱棣设置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司"、"布政司"、"藩司"，治贵州宣慰司城（贵阳），这是中央王朝首次对贵州的直接行政管辖领导。布政使司设左、右承宣布政使各一人（贵州只设左布政使），即一级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属官有左右参议政、左右参议等官。而一省之刑名、军事则分别由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管辖。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人，属官有副使、佥事等官。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所辖区内卫所，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地方平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分别隶属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

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合称为"三司"，设立三司等官，皆为省级行政区最高机关;三司首长同秩同阶从二品。具体阐述如下。

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布政使，1人，从二品；左、右参政，各1人，从三品；左、右参议，初各1人，后无定员，从四品。司下属机构有经历所，掌衙门的内部事务，经历1人，从六品；都事1人，从七品；照磨所，主管文书、卷宗，照磨1人，从八品；检校1人正九品；理问所，掌刑名案件，理问1人，从六品；副理问1人，从七品；提控案牍1人，未入流。有司狱司，管理囚犯的机构，司狱1人，从九品；库大使1人，从九品；副使1人，未入流；仓大使1人，从九品；副使1人，未入流。有杂造局（负责工艺制造）、军器局（负责兵器制造）、宝泉局（负责铸币）、织染局（掌管织染绸缎事务），各大使1人，从九品；副使1人，未入流。所辖衙门各省不同，详见杂职。

明末，贵州布政司辖10府9州14县2卫1宣慰司70长官司，治贵阳军民府。贵阳军民府辖3州2县16长官司，治新贵县。其中有开州。

按察使司，按察使1人，正三品；副使，2人，正四品；佥事，无定员，正五品。司下属机构有经历司，经历1人，正七品；知事1人，正八品；照磨所，照磨1人，正九品；检校1人，从九品；司狱司，司狱1人，从九品。

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1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2人，

从二品；都指挥佥事4人，正三品；经历司经历，正六品；

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司

狱司司狱，从九品。都司下设卫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所。

洪武至正德之前，在贵阳附近一带设立卫所有六：一是洪武四年（1372）设贵州卫，是明朝最早在贵州设置的军事组织，隶属四川，洪武十五年（1382）初,贵州都指挥使司建立后改隶贵州都司。治今贵阳市都司路，领5个千户所，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辖10个屯堡）。二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龙里卫，原为贵州卫所属龙里驿，治今龙里县，领5个千户所。三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新添卫，治今贵定县，原为贵州卫新添千户所。四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平坝卫，治今平坝县，原为贵州卫所属平坝驿。五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龙里卫威清卫，原为贵州卫所属威清站，治今清镇市。六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设贵州前卫，治今贵阳市，设治于宣慰司城西南隅，其所属五千户分列在城外东、西两侧。

各卫所平时屯守，战时奉命攻守。每逢战时，朝廷临时命将，并非都司指挥作战。

显然，王汝荐不在以上“三司”任职，因此，还得落脚到今开阳明末开州。

现在总体看看明代的土司官位制度和等级。

明代实行土官袭职制度。土司是地方统治制度，也是地方政权机构，它与府、州、县相对应，包括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而土官是职官，是土司制度地区政权机构的土职官员的统称，它与流官相对应，包括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等。

宣慰使司，宣慰使1人，从三品。同知1人，正四品。副使1人，从四品。佥事1人，正五品。经历司，经历1人，从七品。都事1人，正八品。

宣抚司，宣抚使 1人，从四品。同知 1人，正五品。副使 1人，从五品。佥事 1人，正六品。经历 1人，从八品。知事 1人，正九品。照磨 1人，从九品。

安抚司，安抚使1人，从五品。同知1人，正六品。副使1人，从六品。佥事1人，正七品。其属，吏目1人，从九品。

招讨司，招讨使1人，从五品。副招讨1人，正六品。其属，吏目1人，从九品。

长官司，长官1人，正六品。副长官1人，从七品。其属，吏目1人，未入流。蛮夷长官司，长官、副长官各1人。又有蛮夷官、苗民官及千夫长、副千夫长等官。

而具体到明代属水东宋氏亲辖12马头之6马头1长官司（明末开州辖地）：开科（今城关、南龙）、葛蛮（今双流、金镇各大部）、陈湖（今龙岗）、马场（今楠木渡）、奇申（今高寨、毛云）、底窝（今禾丰、南江）六马头，乖西长官司（今永温、花梨、米坪）。其中，属于行政建制的是乖西长官司。

正德年间的乖西长官司隶属水东，水东隶属贵州宣慰司，贵州宣慰司隶属贵州布政司。

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的土官为汉人，世袭的土官是土酋（依明制，流寓汉人以选任的方式任土官，而土酋则以世袭方式任土官，其基本情况是父子相授，凡无出者，或以弟袭，或以侄袭，亦有以嫡妻袭职者）。实际上，土官中有些不是土酋，而是流寓当地，为众所服的汉人。

具体到正德年间的乖西长官司，职位有三：正司（正长官）1人，从六品；副司（副长官）1人，从七品；吏目1人，未入流。

坛厂谱载：王汝荐“以乡科宦于黔之开州”或“伏宦开州抚民”，后缀均为“宣抚司”（下述），但均未提及所任何职。结合以上明晰的明代土司官位制度和等级，扣合乖西长官司辖内“编制”，现在终于明了，作为汉人，王汝荐顶多就是一位“流寓”到乖西选用的不入流的汉人吏目——这还是属于公开任职——但这显然与“乡科宦于黔之开州”之“乡科宦”相悖。依制，乡试中试之举人均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如放弃会试，原则上即获得了选官的资格。既然是“选官”，当然是带“品级”的。如果真为缉麻山道光谱所载“伏宦”，那么，他连吏目也入不了围，顶多属于“编外”（体制外）不起眼、“伏宦”在乖西土司“编内”的“临时工”或无品杂务人员——这前提还得要有潜伏的资质和理由，且将“临时工”或无品杂务人员升格为“宦”。据考，明代的土官之属，有同知、经历、都事、吏目、儒学、教授、训导，皆以流官为之，但吏目之后均无品级。此处，权且大胆将王汝荐定格为吏目、儒学、教授、训导等四类人员之一。又，在土司统辖境内，还可自行任命官职，其职务有总理、家政、舍把、旗长、亲将、总爷、峒长、寨长（播州还设“军师”）等职，但这些无品级的职务一般都由土司家族成员担任。因此，或可将王汝荐排除在“一般”之外，大胆将王汝荐定格为总理、家政、舍把、旗长、亲将、总爷、峒长、寨长等八类人员之一。

因此，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显示，依据层层推论得出，王汝荐并非“乡科”人员，但“伏宦”还是有可能存在。

如果硬要给王汝荐寻找一个“伏宦”或“潜伏”的入情入理的理由，不妨从正德初年“黔酋之乱”始末去探究。

谱载，王汝荐“伏宦开州抚民”、“值‘黔酋之乱’解组经播”，严格意义上讲，不见史籍但见于谱书上的“黔酋之乱”，或许可作宽泛、广义理解，不局限于某一时某一事，而应将王汝荐驻足（开阳）时间段即正德三年（1508）至正德六年（1511）发生的“乱事”进行捆绑探析和理解，且一并将“解组经播”即辞官流寓作进一步推理。

正德三年（1508）至正德七年（1512），水东“乱象丛生”。总体上讲，水东水西两土司同省里长期存在着微妙而敏感的关系。贵州宣慰使司有正副两个宣慰使，正职为水西安氏，副职为水东宋氏，而这正副双方却是长久冤家，彼此之间疙瘩重生，而又都同时与省里矛盾重重。总之，当时贵州省一级流官与土官上下之间一直是磕磕绊绊、貌合神离。

正德三年（1508），乖西苗阿贾、阿扎叛，贵州宣慰使安贵荣败之于红边（《开阳县志》）。正德五年（1510），乖西苗民阿杂等受安贵荣引诱围攻大羊场，宋然只身逃回洪边；王阳明作《与安宣慰书》说服安贵荣出兵平定阿杂等（《明武宗实录》、《明史》）；贵州巡抚魏瑛、巡按徐文华讨乖西叛苗平之（《开阳县志》）。正德六年（1511）四月，宋然科害陈湖十二马安贵荣欲并然地，诱其民作乱（《开阳县志》）；同为四月，守臣请调湖广、云南附近汉、土官兵协征阿杂（《明武宗实录》）；八月，巡抚都御使魏英等督剿，擒斩千余人（《明武宗实录》）。正德七年（1512），乖西苗阿朵叛，旋降免罪（《开阳县志》）。

短短五年内，水东境内竟发生了“四乱”，“四乱”中，乖西都置身事内，乖西境内的底层民众当然急需要“抚”，也顺理成章出现“荐祖伏宦开州‘抚民’”之谱说。

因此，所谓“黔酋之乱”，应将以上“四乱”打包予以命名。“四乱”中，重点关注正德六年（1511）四月的水东水西宋氏安氏土地兼并之乱始末。

正德六年(1511)四月，宋然又科害陈湖十二马头。乖西苗人阿朵叛。时有水西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欲并然地，诱其民作乱。于是阿朵等聚众二万，署立名号，攻陷堡寨，袭击宋然所居之大羊场，然仅以身免，安贵荣遂以状闻，冀令自己按治之。阿朵泄其情，安贵荣怕受惩，遂同官军将朵镇压。事平，宋然应处死，宋然奏曰：事起于贵荣，请原谅。地方官议，准纳粟免死。时安贵荣已死，其孙安万钟纳一千石，宋然侄宋储交五百石。

乱平，“都御史请以宣慰同知宋然所领十长官司中贵竹、平伐七长官司设立府县，皆以流官抚理。巡抚复奏，以蛮民不愿，遂寝。”（《开阳县志·土司》）

都御史向朝廷请旨，打算在七长官司设立府县进行流官治理，但因和巡抚的意见不统一，于是朝廷便将都御史的请求搁置起来，“改土归流”的幻想归于破灭。

见此情景，已经“伏宦”在乖西长官司中的满腔抱负的王汝荐因仕途无望，主因是为避战乱，于是索性辞职携子王昂向播州境内流寓。最终，王汝荐落足绥阳黄鱼桥，王昂落足蔺地袁溪水（今仁怀缉麻山）。

二、考“开州宣抚司”

（一）明朝的开州建制沿革

开州（今开阳县），洪武五年（1372）水西宋钦归附后与水西霭翠同授贵州宣慰使世袭，奉命亲辖洪边等12马头，大都在今开阳县境。崇祯三年（1630），水东安氏和水东宋氏联合反叛，被镇压，水东宋氏土司被撤销，其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崇祯四年（1631）以洪边十二马之开科等六马地改为州，“在其地置开州”《明史·朱燮元传》。

水东地域在贵阳、开阳、龙里等地，亲领洪边十二马头和水东、贵竹、中曹司、青山、扎佐、龙里、白纳、乖西、养龙坑、底寨等十长官司，即水东领“十司十二马头”。宋氏亲辖洪边等十二马头中有葛马、开科、临江、底窝、陈湖和清江六马头（今开阳境内），代管的十长官司中乖西正司和副司均在今开阳县境，即今开阳境内，辖明正德时“一司六马头”。

就谱论谱，王汝荐正德三年（1508）抵达时，任职乖西长官司，时乖西长官司正司为杨日丙，乖西副司为刘俸（《开阳县志·土司》），水东宣慰同知为宋昂，且宋昂“崇尚儒业……所领部下多汉人”（《开阳县志·人物·宦绩》）。

问题来了，王汝荐于正德三年（1508）随王阳明到达水东宋氏领地洪边十二马头“伏宦开州抚民”，难不成开州穿越了历史时空？

可以肯定，坛厂王氏第一部谱牒一定是在崇祯四年（1631）置开州之后所著。据史书记载，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属于“犯上”。宋代以后，普通人才开始公开修家谱。至明清两代，修谱之风甚盛，尤其是清代修谱达到顶峰。

结合黔地历史背景，长久以来，明清时期，川南黔北长久遭受兵灾。典型有洪武十四年(1381)"调北征南"，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之役”，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十年（1637）“奢安之乱”，弘光元年(1645)至永历四年(1650)王祥祸乱川黔，清康熙三年(1665)吴三桂"平南蛮""剿水西"。要么大规模移民。特别是明清两朝江西人口的三次大迁徙：第一次是明代初期“江西填湖广”；第二次是明代中期(以1435年明英宗朱祁镇继位为开端，以1566年明世宗驾崩结束)，曰“流民进云贵”。

如此乱世，自嘉靖二十二年（1543）王昂收复播州故土缉麻山、吴马口、李博垭起始，至永历四年(1650)王祥祸乱川黔，坛厂王氏自二世至五世均参与其中，止于顺治十五年（1658）废威远卫所及10屯王国统罢屯主之位时，坛厂王氏即使有心也无容身之地落实著谱大事。

截至目前，坛厂王氏最早的谱碟呈现是嘉庆三年（1798）戊午仲春月朔八日生员王倚（王国统三子）亲手沐书的《重修明广寺碑序》（未提及王汝荐来黔纪实）；其次是缉麻山黄石岗王文均、王文朝收藏的道光年间简谱（具体时间记载已模糊）；再次是光绪十二年（1886）岁次丙戌仲月上浣王绍鎔恭拔亲笔的《绍鎔贻谋远大叙·谱牒芜拔》，并抄录了顺治十七年（1660）、嘉庆十八年（1813）《湘水王氏谱》，之后为金沙王运平（现居贵阳）提供的残谱较为古旧，再然后就是林林总总众手抄录谱了。罗列下来，完整记录王汝荐来黔纪实，最为靠前和可信度较高的，再次重申，应推缉麻山黄石岗王文均、王文朝收藏的道光年间简谱（下称“道光《缉麻山简谱》”）。也就是说，坛厂王氏最早著谱，呈现坛厂王氏面前的，当仁不让是道光《缉麻山简谱》。但是，还有一件大事件可能可以佐证坛厂王氏第一次做谱的时间为同治元年（1862），即穿山洞王澄倡议并召集合族首次议定二十字字派（穿山洞王运发供谱）——这件十分重要的大事件，无论从任何角度推论，不著谱至少是不大修谱，情理不通。遗憾的是该次合族议定字派，对王汝荐惜墨如金一字未提。

道光年间也好，同治元年、光绪十二也罢，整个清朝年间，非学者或知识渊博之外的普通世人，只知有开州，不知有洪边十二马头，更不晓“一司六马头”，普通人家普通执笔人所著的谱牒，因受信息、知识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面对已经作古了200年的洪边十二马头之“一司六马头”并被更其名为开州，世人叫惯了200年的开州，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叫开州。

（二）明史昙花一现的宣抚司

贵州历史上，元明两朝曾在贵阳一带设置过宣抚司。元至元二十年 (1283) 置顺元路宣抚司，属八番顺元宣慰司，治所即今贵州贵阳市。明洪武四年（1371）设贵州宣慰使司，改顺元路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治今贵阳市《贵州通志·前事志》）。同年，罢元八番顺元宣慰都元帅府，置贵州卫（治今贵阳市，所属五千户所均置于城南）。洪武五年（1372），升贵州宣抚司为贵州宣慰司，诏霭翠位各宣慰之上（《明洪武实录》）。

将范围缩小到明末的开州地界上，早在洪武四年（1371）设置过贵州宣抚司，治今贵阳市，辖洪边十二马头，但时隔一年即至洪武五年（1372），贵州宣抚司就已“寿终正寝”，被贵州宣慰司取而代之。

同惯称“开州”之理，底层清人要想理顺开州前身即洪边十二马头之“一司六马头”，应为相当之难。面对县级行政建制的开州，印象中依稀知晓明时开州置州前地界属于未开化的蛮人治理，依明制，在蛮人治理地面实行土司行政管理体制，县级行政建制不可能放大为从三品的宣慰司或缩小为正六品长官司，当然是在从四品宣抚司和从五品的招讨司、安抚司之中择选其一。然而，清朝的开州地面，人们或许模糊还记得在开州置州之前，明朝在该地曾置过宣抚司（贵州宣抚司），于是顺理成章，坛厂王氏著谱人将“开州宣抚司”毫不犹豫载入谱，一锤定音，落墨成书，流传至今。

三、考王守仁“赴谪”路线

正德元年（1506），王守仁（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贵州龙场做驿丞。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到达龙场，其父王华明升暗降调任南京吏部尚书。龙场驿隶属水西，驿丞不属于土司属官，而由省里任命。欲依谱考究江西庐陵王汝荐缘何“护送”或“伴随”王守仁来黔，探究江西“南昌女婿”王守仁离京“赴谪”路线，在无其它资料佐证前，或可探知一二。

王守仁离京“赴谪”路线总体为“西辕北辙”，其行程大抵安排如下：正德元年（1506）离京绕道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江苏（南京）。正德二年（1507）原路返回浙江（余姚）。正德三年（1508）初春从浙江（余姚）出发，经杭州，走江西，过湖南，到贵州。初，王阳明离京绕道浙江余姚（钱塘杭州险遇害），搭商船出海到舟山群岛，漂泊闽北海滨，经武夷山而归，走江西泛鄱阳湖趋南京拜见父亲王华，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又归家，正德三年（1508）春带上两个随从，经杭州踏上茫茫征途（《王阳明传》）。

王阳明过新年经杭州启程，是根据他的诗篇推演而得。其《赴谪诗》一组中有一首在江西玉山的赠人之作，诗中说：“春夜绝怜灯节近，溪声最好月中闻。”又有一首题目《广信元夕蒋太守舟中夜话》（广信，即今上饶）。“元夕”景象是“楼台灯火水西东，萧鼓星桥渡碧空”。“灯节”、“元夕”，即正月十五元宵节，按行程正是先玉山而后上饶。

经杭州出来，乘船走富春江上溯衢江，然后到浙江、江西边界走旱路过去，到玉山有乘信江的船过上饶，前后水旱行程要十多天，所以有学者推测他过了新年经杭州出来大致不会错。

从他的一连串纪行诗中得知，他又水旱兼程到了湖南长沙，经湘江下洞庭，沿洞庭南侧转舵湘西，溯沅江入舞水到偏桥（今贵州施秉县城，当时施秉以东属楚地即今湖南、湖北一带），至此才开始进入贵州，尽皆旱路，到贵州龙场已是正德三年（1508）春末，共用两个来月时间。从今天的视角分析，设若王阳明到贵州的第一站为施秉县，抄最近路径行走，先后顺序应为施秉、余庆（或黄平）、瓮安、开阳、息烽、修文。到龙场后，两个小仆人双双病倒，主仆住进修文阳明洞。

有意思的是，贵州仁怀坛厂明广寺旁也有一洞称“阳明洞”。《遵义府志》载：“阳明洞，在仁怀礼博里明广寺右半山中，深邃幽渺，相传明王阳明先生谪龙场驿臣时过此入洞休憩，后人因以名之。”以今天的线路图分析，王阳明到达施秉后，应该不会绕个半包围，绕道播州经仁怀再去修文。当然，此话题与本文主题无关，不予赘述。

这里不得不简略提示一下，王阳明谪贬龙场时所带随从情况。又有学者著文提出，王阳明谪贬龙场时，跟随的又有三位随从，有的版本上言及又有“几个随从”。根据“无三不成几”的约定俗成常识推测，王阳明谪贬龙场时，至少有三位随从。

坛厂谱载“阳明来黔启化斯文，荐祖伏宦开州”，连贯前后语境分析，貌似王汝荐随同王阳明来黔。但从王阳明“赴谪”纪实和王汝荐宦黔履历来看，王汝荐并非王守仁所带随从。如果一定要将王汝荐来黔与王守仁“赴谪”龙场联系起来，其间想象或联想的空间很大，要寻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似乎是件难事。

纵览坛厂王氏谱牒，和王阳明有交集的地方有两个：一是谱载“阳明来黔启化斯文，荐祖伏宦开州”；二是谱载嘉靖五年（1526），二世祖王昂随“宗侄”王守仁赴广西同抚田州之蛮。

坛厂谱载，坛厂王氏祖籍江西吉安庐陵，起迹浙江余姚，出自太原（另一说琅琊）。此外，自崇祯初年，与坛厂王氏王国统一奶同胞而失联的贵州总兵王国祯所在修文的家祠刻录“入黔始祖为浙江宁波人，原籍又是江西也”（余姚隶属宁波）表明，从渊源上看，坛厂王氏与王守仁为相同祖籍地，皆为浙江余姚。又依照王思德根据《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研究》整理的《王阳明家族世系脉络》分析，似乎坛厂王氏与王阳明同宗，皆出自太原，上源同系余杭王氏。据不完全考证，坛厂王氏与王阳明世系均为太原62世王补之后裔。此后，王汝荐到王补之之间的世系脉络，如坠云里。这段横跨“天河”般的桥梁，我辈正努力搭建，或留与坛厂王氏另外能人修补。

书归正传，笔者着实不愿承认坛厂王氏攀附圣人王守仁以妆点或光耀门面。既然王守仁贬谪贵州龙场驿时王汝荐随同而来，又排除王汝荐为锦衣卫，那就作另一种解释：同宗同脉的浙江余姚状元王华之子王守仁，正德元年（1506）被臭名远扬的宦官刘瑾构陷下诏狱被贬贵州，此等事件，虽够不上家喻户晓，但在民间应当有所传闻，也被远隔千里的庐陵王汝荐得知，于是，王守仁途经江西时雁过留声，庐陵王汝荐慕名前往，随同王守仁一并来黔。当然，不排除还有其它林林总总的机缘巧合，恰好王汝荐碰见了王守仁。

王汝荐和王守仁抵黔后，途经“古川黔湘黔故道所必经”（《开阳县志·民族》）的开州后，何故无考，但自此王汝荐与王守仁分道扬镳，王汝荐驻足入仕，王守仁继续前往贬谪地贵州龙场。既如此，当然不难理解，正德五年（1510）三月，刘瑾伏诛，是年三十八岁的王守仁离黔（龙场）去江西庐陵任知县时，王汝荐为何未与同行。

后记：笔者著此文时，限于资料枯竭，加之学识浅陋，文中个别观点或有谬误或瑕疵，有望渊博之士斧正。

写这篇小文我着实为难，个中观点，生怕见网络后引来坛厂王氏或其它宗亲的斥责。如有不妥的地方，请大胆批评，本人乐于接受。如果能提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见解，我绝对赞成并持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