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利用内外条件,保持着江南首族的地位
琅邪王氏在西晋时已经可以跟颍川的荀氏、陈氏,河东的裴氏等并驾齐驱,成为当时的名门盛族。但是,它成为江南首族,则是从东晋开始的。元帝(司马睿)始镇江东公族寡弱,唯赖琅邪王氏来支撑,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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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虽有王敦之乱迎琅邪王氏的势力有所削弱,但由于王导等人的巧妙周旋以及其他大族的合力救助并没有伤其元气的自东晋末年至整个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时局变幻无常,但即使在南方世族日益衰微中,琅邪王氏的首族地位也还一直保持着。许的两晋为王氏的上升时期,王氏家族见予仕的中有64人,入仕由中央或地方官史辟召的有9人,他们是E样、王览、王成、、王用、王舒、王离、王彬、王微之。由朝延直接任命的有22人。这64人中,担任地方官职如太守、刺史、内史、主薄、县今等职面终的有26人。

可以说、王氏子弟在当时如果不是早卒,不管其行为如何,都会有官职,无一遗漏。中央官积中,王氏多担任尚书令、中书令、待中、散骑等职,面且大多由地方官升任。上述诸官职均为清简要之职,文化修养要求极高。当时,官更的选迁虽然与被选迁者的家族地位有关,但实际上更注重用文化修养来衡量,如果不会谈玄论道,则为士族所不齿。王氏家族根注意对家族成员做士大夫的培养,故王氏子弟多以文化见长。如王澄“崇幕玄风”,王“神情朗悟,经史明初”,“多所通沙”,王彬少称雅正”,等等。

正因为如此,两晋时期王氏仕宦至ー过完品的就有6人:王禅、王敦、弊、正戎、汪行王谧。六与A品式方,中品是细关如两晋时期,琅邪王氏也不视军职,据《二十五史补编东置方镇年表》,氏仅出任方镇的就有17人。王导担任过右将军票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子玉恬“领兵镇石头”,导从弟王舒参与平定苏峻之乱。从一定意义上讲,掌军队与否,决定了高门世族的实际政治地位。言形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依然是社会上显赫的第一大家族,特别是刘宋一朝,琅邪玉民最为显赫。

刘裕代晋自立以后,谯郡桓氏、太原王氏、渤海刁氏、会稽虞氏等相继被诛灭,而琅邪王氏不仅得以保全,而且成为刘裕佐命功臣。有宋一代,王氏家族成员共66人出仕,其中仕为宰相三公者7人,仆射侍中者20人,中书监令者6人,刺史郡守者33人,家势之盛,它族莫比。萧齐时期,王氏家族成员44人,3人官至宰相三公,15人至仆射侍中,4人至中书监令,14人至刺史郡守家世之强盛,不减于宋朝。中梁陈时期,王氏家族同样因为善于处世应变而相继成为新朝功臣,正所谓“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还视日顾,邪视日眄,意为转眼)如一”,从而保持了在江南一流世族的地位。

魏晋南朝时期,王氏仕宦见于记载的多达207人,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一家族久盛不衰呢?从客观条件来说,是门阀制度造就了琅邪王氏这一家族。门阀制度在政治上得以形成的关键是九品中正制,正是在九品官人法之下,才使王氏这样的高门第家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九品中正制是魏文帝曹丕时期制定和推行的。其实早在东汉中后期,由于察选、征辟制度的种种弊端,已使些公卿家族实际上把持了官吏的选举。东汉选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郡国岁举孝廉(察举);二是公府或天子征召(征辟)。

郡国守相进行察举根据是乡里声望,即所谓乡举里选。随着地方豪族势力的增长,乡党舆论逐渐被一体化的官僚和豪族所支配。从征辟制度来讲,东汉时三公府和地方牧守均可自辟掾属。以牧守言之,每年由郡国向中央推举的孝廉、茂オ等人选以及三公府辟召的属吏,多从郡国属吏中选拔;以公府言之,由公府岁举或皇帝下诏特举的官员,多从公府属吏中选出。这些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礼侍奉举主、府主。举主、府主和生故吏的结合形成了官僚集团。

这些官僚家族又往往是专攻一经的儒学世家,通经可以入仕,由此演成“累世公卿”的局面。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之学的汝南袁氏,四世之中居三公官者竟多至五人。这些“累世公卿”集团就是魏晋时期门阀的前身,由于他们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实际垄断了东汉的选举。所以,社会上出现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①、“贡荐则必阀阅在前”2的局面。东汉末年黄中农民起义爆发以后,由于常年战乱,迫使中原地主官僚逃亡外地(吴、荆、益、、交),使东汉根据地望和乡党舆论选拔官吏的制度无法实行,为此,不得不根据地主官僚流徙的现状做出相应的调整。

言从内容上说品九品官人法的出台,是长期以来贯穿于曹操“唯才是举”思想中的人才甄别思考的制度化。前文已经述及,东汉选官沿用察举,察举的标准是德、才(重门第、阀阅是执行中的弊端),而以德为先部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尽管有亮世不群之オ,如果没有乡里之誉,原则上是没有资格应孝廉之举的。曹操一反汉代的人才观念,认为德和才是可以分开的,“治平尚德行,由有事赏功能”,因此一连颁发了四条“唯才是举”的诏令。但乡村社会的传统是否认才优于德的标准的,而顽固坚持德的标准,从而和曹操的思想尖锐对立,为此,曹操曾以愤怒的口吻批评乡论说: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

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入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孤女,调之挝妇翁,王风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②当在曹操看来,乡论并不是公平的、而他要整齐风俗,重建公平,就需要另建一套掌握公平的机关,这一机关,就是后来陈群创立的中正。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吏部尚书陈群,认为汉王朝的选举制度,并不能公平地选拔天下人才于是创立“九品任官条例”。

陈群创置的九品官人法,一开始就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现职官员进行品评,一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前者完善、发展为九品官制,后者形成为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规定:州郡都设立中正官,负责主持考察选举工作,物色州郡中有能力而又有见识的人オ,评估这些人物,根据家世、本人的才与德,定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作为吏部选官的依据。九品官人的目的在于任官,起初是“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⑩,重在オ能与德行。

后来由于中正官多由门阀世族担任,此制逐渐演成门阀世族垄断选举的一种政治特权,家世的历史记录(即所谓“簿阀”、“簿世”或“簿录阀阅”)就成了选官的主要依据。于是“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血统与出身成为士族子弟夸耀自己的唯一资本,到西晋时,遂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2,英司工长エ山琅邪王氏,族源流长,累世高官,门第高贵,九品中正制恰恰为王氏成员出仕铺设了一条通天之路。中从王氏家族成员主观努力的方面来说,我们根据对已有材料的分析,似应包括以下几点:自”、其一,善于处世应变是保持门户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宗法大家庭和宗族观念很早就严重存在着。汉晋之际,政权屡易,忠于一家一姓的“忠孝”观念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相反,避免身家之祸,保全门户则显得更为实际。如王样在司马昭杀魏帝曹髦之后,一方面自愧老臣无状”;另一方面又不肯为曹氏死节,实际上支持了司马氏。王戎“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王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谋求门户的保全和发展。因为把家看得比国重,故每当变故将要或已经发生时,琅邪王氏成员考虑的首先是自己的家族。他们利用族大、人多、势强的优势,同各方面有权势的人物保持着联系,然后再利用这种联系为保全门户作准备。

如晋宋动乱之际,王谧之依附刘裕,王诞则与司马元显、桓玄、卢循、刘裕等,都有一定联系。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刘裕渐渐居上,琅邪王氏成员也逐渐麇集于刘裕门下,有的“尽心归奉”,有的为刘裕加九锡而奔波,甚至有的为刘裕代酖晋帝以图高贵。琅邪王氏作为江南首族,除了朝代递嬗时依附于权臣外,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注意不使自己门族太盛,这也是它善于应变的内容之一。如刘宋元嘉末,王僧绰被委以重任,朝政大小,无不预闻,其从兄王微就写信劝他损抑,指出持满畏盈,“自是家门旧风”,而且正因如此,“士颇以此容之"。王僧绰于是请求外任以避嫌。他们大多都能淡然自守,“常以门宗贵盛,恒思减退”。

总之,琅邪王氏在江南能保持住一流大族的地位,除了门第关系外,还因为他们善于灵活运用保全身家的处世策略:治世则积极进取,时常注意损抑,以免遭忌;乱世则静观时变,以待所归。其二,能注意对家族成员进行士大夫的培养。东晋南朝之时,人们衡量一个士大夫的地位和名声重在人、地两个方面。地指门第、家世;人指个人的学识、オ思、品德、风度和举止等。琅邪王氏为光大门庭,尤其注意对子弟的培养和教育。如萧齐时王僧度作《诚子书》、梁时王筠撰《与诸儿书》、梁陈时王褒著《幼训》等,教导子孙努力上进,读数百卷书。

受家教的影响王氏子弟多能努力向学,加上他们有优裕的生活,充足的时间,丰富的典籍,家学的熏陶,所以很多人都学有所成。其中有的比较全面,有的专长某一方面。东晋王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奕、杂技;宋时王微善属文,能书画,兼通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在经学方面,晋宋时,王准之兼明《礼》、《传》,兼通玄学;宋齐时,天下悉以文采相尚,王俭“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儒教于此大兴”。

在史学方面,刘宋时王部之据其父伟之所录东晋孝武帝太元及安帝隆安时事,撰《晋安帝阳秋》(一作《晋安帝纪》或《晋纪》);萧齐时王智深奉命撰《宋纪》;萧梁时王规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200卷。文学方面如王僧达、王融、王籍、王规、王训(王泰、王筠、王锡、王彬等都各有造诣,此不一#此外,王氏子弟在书画、乐舞民奕棋、法律、图书豐巻理等方面也皆有突出贡献。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已家喻户晓,王凝之、王僧祐、王籍、王僧虔声王志、王彬等也能自成一家。

王俭依《七略》撰《七志》,又撰定元微四部书目》等,都是他们对当时文化发展的贡献。)其三,姻亲的提携和帮助。(联姻是土族,特别是侨姓士族维持其高门地位的种重要手段0。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揭露對建王公贵族间的婚姻“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为了“家世的利益”,是非常深刻的。

琅邪王氏的婚姻状况就可以说明这点据统计,与琅邪王氏有婚姻关系的共有41姓47族其中可分为皇室和世族两大类。王氏与之通婚的皇族或曾是皇族的共有七姓,即吴郡孙氏、河内司马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吴兴陈氏、河南元氏和眈西李氏,其中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又是王氏在南朝时期的主要联烟对象据现有资料统计,自晋至陈,琅邪王氏子弟娶公主者23人(献之、、练、低、景文、僧築、藻、俭、志、莹亮、彬、观、、章、琳、酒、实、、雅、泛、宽究);晏宗室女者8人(僧度、孫、之、法兴、僧达、慈、琮、褒);女为章后或中宫妃嫔者10人,为太子诸王和皇室子弟妃嫔夫人者11人。

这种密切的婚姻关系无疑会对琅邪王氏的家族地位发生影响,给王氏家族带来利益。琅邪王氏与皇室之外的婚姻,大都在侨姓高门之间进行。东晋王氏婚姻可考者有16人,其中包括河内温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西河宋氏、陈郡股氏、泰山羊氏太原温氏、南阳乐氏、国桓氏、吴兴施氏。而且累世联烟,如王导娶彭城曹韶女曹淑,王导族侄王仚之又娶曹曼女曹季姜。陈郡谢氏也是江南一流大族,王氏与谢氏因而累世联姻,计东晋三、刘宋三、萧齐三、萧梁一,这条婚组带把他们拴在一起,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互相提携和支持,从面为王氏家族的繁衍和发展,势位的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说,琅邪王氏利用内外条件,在东置南朝时期二直保持着江南首族的地位,但不是说,它能始终长盛不衰。实质上,王氏家族自东置以后,就逐渐走向了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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