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植伦先生从记者到学者到作家之路
1949年8月在福州入伍（离休干部），长期从事部队、地方的新闻宣传工作，历任记者、编辑、部主任，曾担任《福州晚报》社副总编、《文化生活报》社总编和福州郊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并兼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总编委、福州新闻工作者协会、民间文学协会、杂文学会、闽学会副主席、副会长等职。对传播乡土文化方面成绩尤为显著
跋涉者的脚印
——从记者到学者到作家之路
铮生
四壁到顶的书架，装满了书籍：案头叠叠的书稿。，环绕着案前的主人。主人何许人也？他便是我要采访的《文化生活报》的总编辑、高级编辑王植论先生。
“请问，您这四十余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问。
他不语，指着璧上挂着的条幅请我看。上边用行书写着他的自叙诗《五古·听调办报有感》 ：
投笔初从戎， 倚马写文章。篇揽戴月云，字涌东海澜。
擒贼颂孤胆，受岛歌情长。马放南山后，依样操旧章。
钢花放笔下，稻菽共墨香。喜逢风云会，有幸写流芳。
作一报道者，终生夙愿偿。时而大动乱，为文佩鎯铛。
折笔相与誓，不作无冕王。十年长流水，不润狼毫端。
而今忽听调，惊喜各参商。老丑不如昔，君命恐有伤。
职业诚嗜好，灼灼热衷肠。驽马当十驾，或可抵骕骦。
此《五古》写于1982年初，他从福州郊委宣传部部长任内调到刚刚创办的《福州晚报》的时候。后面的事，虽然没有写到，但发展的脉络照样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
一、痛别部队，泪撒滔滔东海水
“闽江之畔，结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嘹亮的校歌伴着江水流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随着闽江中下游左岸的一个古镇——侯官市，一所新式的军政大学——华东军大福建分校便迅速的建立起来。侯官市是闽侯县的一个乡间集镇，虽然在唐朝曾是侯官县县址，名声显赫一时，但千余年来在多数的时间里总显冷落。现在数千学子云集这里，一夜之间突然热闹起来。
说来也巧。王植伦是这里“后厝门”的人。他虽然在福州城里念书，但寒暑假都是在乡间度过。这回军大在他家乡创立，正碰上他在乡下度暑假，因此，他是最早进入军大来的一批学员。
1950年3月，预科还没有结束，王植伦即被调往十兵团政治部新闻班培训作新闻记者。对于会有这样遂心的机遇，他大喜过望。因为在入伍前，他已是福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学生报纸《学府通讯》的采编人员。年纪轻轻的（入伍时他刚十七岁）便已经在报上登了好几篇文章。经过半年的勤学苦练，到了蝉鸣金秋时节，新闻班结业，他被定作解放台湾先遣部队的随军记者。
但是，军情瞬息万变。解放台湾的战役还未发起，便“胎死腹中”，这批年轻的新闻军人被另外派遣了。王植伦和另外三个人分配到29军87师260团作文化教员，不过由于前头所说的“渊源”，他们下连之前多了一顶桂冠：团部油印小报的“派出记者”。
此时，部队分散在福建戴云山区（原永安、晋江分区八九个县）剿匪。王植伦当了侦察通讯的文教，随同侦察排在德化县南埕“住剿”，常常化装成老百姓翻山越岭，出入在山民之中，一有匪情，立即出击。在一次战斗中，几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他被震昏，从此还成了“半个聋人”的残废军人。山区的土匪消灭干净，他随着部队下山进驻泉州时，已经是1951年的秋天了。
由于军队正规划建设的需要，260团改编成公安军38团，团部设立了文化大队，分批抽调连排干部学文化。王植伦被调充主任教员。正当军营书声琅琅，军人们学文化的气氛渐浓的时候，1952年2月，一道“紧急出海，支援南日岛战斗”的命令传下来。文化大队的建设被撤销，连排长回部队带兵。王植伦随团政治处出发。
南日岛是莆田县辖的一个大岛，孤悬海外。这时，逃守台湾的蒋军，在海、空军的掩护下，正以十数倍于守岛我军的兵力，向该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几番恶战，我军后援断绝，岛屿被敌人占领了。由大陆发出投入收复该岛战斗的主力军是28军某部，公安38团作为他的预备队跟进。出发时，正值旧历除夕下午，连天阴雨。大家已忘了这个欢乐的节庆，只抓了几个肉包子当饭吃，便全付武装紧急登车北进。待到莆田时，前线捷报飞来，海岛已为我军收复，38团的任务改成为进岛防守。王植伦也调到前沿部队一、三营营部工作，日日夜夜与战士一起修工事，挖坑道，作“独自为战”，“与海岛共存亡”的备战活动。在餐风饮露、飞沙走石、满耳风声涛声枪声不停的海岛环境中，王植伦整整生活了五个年头。到1956年离岛时，他也算是有了一定军工荣誉的人，连同剿匪、守岛在内，他共立了二等功一次，三、四等功五次。
1956年，正当王植伦沉浸在美丽的青年尉官之梦的时候，他被告知：为了祖国建设需要，组织上让他转业。他一时怔住了，泪水如断线的珠儿不止地滚落。从参军的那一天起，他从来没有过想要离开部队的想法，向往着走一条“从士兵到元帅”的光辉之路。可是，现在希望破灭了！
1956年春末，一艘部队机帆船载他离岛。他屹立在船头，久久地注视着岛影的逝去；他揭开军用水壶的盖子，把昨夜战友送别喝剩下的酒倒入口中。这酒，是苦酒，恋酒，是渗泪渗血的酒，他连缀着喝下去。两颊滚落的热泪，渗和着溢出的酒，湿了甲板，流进滔滔东海。
二、文革，从广播电台被扫地出门
离开了部队，王植伦虽然不甚高兴，但很快他又找到了遂心的工作。回到福州后，本来组织分配他到中共福州市委文教部或教育局工作，也算是对他的器重。但他不去。他偏要去只有七、八人个人的市有线广播电台。人事部门干部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想归队干新闻。有线台虽小，但是个新闻单位。有了有线广播作基础，将来便可以发展为无限广播。”
王植伦来到设在一家民居里的有线广播电台报到，当了这个台的节目组的组长。他把采访、写稿、播音的工作都揽在手上，创办了一个包容新闻、知识、服务、文艺节目为一体的“综合节目”；甚至把入伍前喜欢读的福州平话唱本，《闽都别记》故事，福州白字诗等都排上广播；星期天下午还上剧场实况转播闽剧。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些节目通过遍布全市的数千只喇叭，飞入了寻常百姓家。那时候，收音机是奢侈品，电视还没有出现，这些有线节目，深得人民的欢迎和好评。全省有线广播台、站在福州开会，王植伦被请去介绍办节目的经验。1958年，市里决定：在有线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创办无线广播电台，王植伦被指定为领导组三个成员之一。这年的“七、一”，福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上天，王植伦也被正式任命为编辑部第一副主任，分管所有无线、有线的文字节目。
随后，三面红旗狂舞，人们的头脑发热，做出了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蠢事，让国家的经济大受挫折。国家为了节约开支，命令全国除各省广播电台外，所有的地级市广播电台全部下马，除非能够自己找到经费出路者外。历来我国的无线广播由国家拨给经费；有线广播则靠向民众收取喇叭费支持，因此，王植伦等同志想靠“有线”来养“无线”。大家同心协力，走向民众，去发展家庭有线广播喇叭，使经济收入大增，不仅把有线广播发展上去，连无线广播也因有了自筹经费而维持下去。
在这段时间里，王植伦在编播节目之余，都要穿上工作服，扛了小竹梯，携带工具箱和喇叭，穿街走巷，攀高登援，去装入户喇叭。有一次，在登高拉线时，触电遇险，从竹梯上狠摔下来，昏迷了一阵才甦醒；还有一次，王植伦来到台江码头竹棚厝发展有线广播。这里住的都是水上人家，他们习惯在竹楼上用用竹筒便溺。溺罢，竹筒便靠在竹墙边了事。这天王植伦在竹楼下装喇叭，敲打之中不知不觉把楼上倚墙的竹筒震倒了，便溺从竹片中泄下，淋得他满身恶臭。这个“华盖好运”令他哭不得，笑不得，狼狈之极。他提来二桶水，脱下衣服来拖布，把东家的楼上楼下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跑到台江江边把身子洗洗，便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回家了。街上的人，瞧着这个戴眼镜，体质瘦弱，行为斯文的年轻人这般难堪，都觉得既好笑，又可怜。
困难时期度过，人们似乎走出了严冬，回到了暖春。王植伦开始热衷于业务改革和创新，他抽出部分采、编、播人员和设备，深入到工厂、田野去办广播，利用生产的间歇，向工农群众面对面地进行宣传鼓动、传播知识和安排文化娱乐。这个“跳出播音室，闯进生活去”的业务改革经验，被刊上全国广播最高刊物《广播战线》上，还被带到那年在东北齐齐哈尔召开的全国广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交流。
此时的王植伦正沉浸在广播学、新闻学的钻研之中，他虽刚与一个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妙龄女郎结婚，但也吝啬地不肯腾出时间作花前月下的消遥。他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班，正准备着入学苦修。但是好景不长，一场旷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狂飙怒号，中国大地沉入了又一次历史大劫难之中。很快王植伦便在劫难逃了。他被当作刘少奇的黑线人物揪出来——这是因为他的业务精；他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来批斗——这是因为他的海外社会关系复杂。对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王植伦入伍、入党之时都有全面详尽的交代。甚至连丈八马鞭子也打不着的亲朋戚友他都一一细说了。所以才有了数百十人的庞大的海外社会关系网。而且1949年夏，他曾有赴台湾度暑假未果的事实，因此又多了一个“潜伏特务”
之嫌。其实，王植伦一家三代是纯而又纯的。他祖父是个肩挑小担者，他的父亲是个守法的小店东，而他自己参军之前一直是在校的学生。但是，对于那些失去理智的狂热的人是没有公理和证据好讲的。于是，王植伦被关进了“牛栏”，被抄家游街了，被挂牌批斗了。被折腾了几个月后，他从广播电台被“扫地出门”，下放到福州的“北大荒”——北峰山区去。
三、北峰文明崛起 山区在福州有了好名声
北峰，在福州北城之远郊，山高林密，地广人稀，面积大于福州两倍以上，而人口只有福州城的四千份之一，偌大的地方只住有二万五千人的畲汉同胞。而且生产落后，生活困苦，文化浅陋。1971年元旦，王植伦被指派到北峰落户。说来又是机缘。他来前不久，北峰刚被省市军管会视为福州战略后方，从乡一级升格为县一级的区。机构扩大之后，工作人员的配备成了问题。对于这个“北大荒”，“好人”是不会来的；来的只是“坏人”。在百无能耐中，北峰当局只好求其次，即从下放干部中挑选一些问题大体弄清，且有才干的人，充实到区乡机构里来。于是颇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出现了。在福州被当做“坏人”被“扫地出门”，而登上北峰后，却被作为能人请了出来。王植伦的处境也因之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1971年元旦清晨，王植伦起的特早，赶到鼓楼前乘车上北峰报到。他背了背包，戴上斗笠。为他送行的爱人右手帮拿新购置的锄头，左手抱住一个画满全身经络穴位的针灸人体模型。为了下乡，王植伦在此之前已赶学了针灸，准备在病痛时为自己行针，或许还能为山民服务。他的爱人很能理解丈夫此时的心境，两人相视无泪，只有相思凝心头。还是王植伦先开口安慰她说：“我当过兵，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当过工人，自能吃苦耐劳；此番再当农民，看来也无多大难处。您且放心回去好了。”
公共汽车蜿蜒而上，到了岭头，王植伦下车找到了区革委员会。行政组办事员告诉他：“陈副政委要找你谈话。”副政委何许人？为何要单独约自己谈话？看来凶多吉少了。王植伦上山前早作了最坏处境的打算，所以也就毫不畏惧地找上这个姓陈的。谈话结束，他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梦中。原来，这陈副政委是区武装部队的副政委，分管新成立的区革委会中层干部的配置工作。他曾任过28军87师259团的连指导员。大概在翻阅王植伦档案时发现王竟是自己同一个部队的战友，而且在以往的工作中又表现良好，遂生发出救助的恻隐之心。他指定王植伦当宣教组组长，要求把全区的宣教、文体诸项工作抓起来，而且要很快抓出成绩来。
人在落难的时候，如果有谁肯给以关照，即使是寸草片羽滴水之恩，他都要倾其所有想报。陈副政委的关照，令他感恩戴德，甚至暗下决心：“生为北峰人，死为北峰鬼，不让北峰扬名，死不瞑目。”抓宣传报道，搞精神文明，原是王植伦的拿手好戏。现在，又有了当权者的支持，他真豁出全部力气，用来改变北峰的落后面貌上面。
于是，他把下放人员中会写文章、作报道、搞摄影、会创作、表演、绘画的人才，一共十多人抽调到宣传组、报道组、文化站里来；通过层层发动，又把全区一千余名下放人员和二万余名上山下乡知青动员起来，办夜校，搞演出，用“穷办法”来“穷快乐”，颇得群众的好评。这些“北峰文明”崛起的消息，在省、市新闻媒体披露后，北峰的知名度提高了。特别要大书一笔的是大受当时福州舆论界称扬的北峰文艺队进城汇演，“真畲假畲同唱山歌”。
原来，王植伦借调了三十多个知青文艺骨干，组织了一支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宣传队。除了演出短小精悍的歌舞节目外，还演出了由他与同仁们一编创的反映北峰风情的戏剧，如《畲家新春》、《竹林岗》、《红樱花》等。因为是知青演畲胞的，人们谑称他们为“假畲队”。适逢这年市里举办文艺汇演，北峰这两台“真畲假畲”节目都被调来参演，且获得了轰动。
北峰工作的成功，使王植伦声誉大增。一个被广播电台扫地出门的人竟如此大出风头。于是，从前批斗过他的人，又向上“告密”他了。他得了风声，便自动退避到边远的山村去“蹲点”，帮助那里的山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直到今日，九峰村、寿山村、东坪村、汶洋村等他曾蹲过点的畲汉村民们还十分思念他。
四、“梅花三度” 应召办报纸
1975年5月，福州近郊的环城区，远郊的北峰区撤消，成立一个大郊区。王植伦在山上度过了6个年头后下山来了，被任命为中共福州郊委宣传部部长。他上一任，首先主持办了一张四开四版小报《郊区通讯，组织一个剧团，把北峰的宣传传统带过来。这一报一团，是当时全市各区各所没有的。因此，颇受市里赞赏。
1982年，市里创办《福州晚报》。王植伦终于“梅开三度”，被召来报社担任党组织成员和分管专副刊的副总编。此时，他已到了知天命之年，搞新闻报道虽然尚可游刃有余，但管理专副刊却自己觉得专业学识不足。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时光都消磨的无尽的政治运动中。不过，他庆幸自己平时尚肯钻研好学，不断积累知识。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别人精神萎靡不振，而他却风雨无阻，坚持把业余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读毕业。现在，自己学识不够，唯一的办法仍然是从业余学习中补充。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人生坐标：记者——学者——作家，或者说要做一个学者作家式的新闻记者。他摒除了一切嗜好，把工余和节假日的时间，都花在读书、研究和写作上。
勤读。在节假日的福建省立图书馆阅览室内，常见他从上午一开馆便坐在那里看书，一直读到晚上闭馆才离开。他暗暗地用偷偷带来的面包充饥（阅览室是不准吃东西的，所以要加上“暗暗”和“偷偷”四字）。水是点滴不敢汲的，以免小便多不方便。那些浩瀚的典籍如《古今图书集成》、《福建通志》、《福州府志》等数百卷、数十卷，被他通读了一遍，还作了三十余本的笔记。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福建主要报刊100余种，他也都翻阅过，从中收集到大量有用的资料。
精研。王植伦说：如牛、羊食草需要经过胃口的“反刍”一样，他在大量“食”进“文化草料”的时候，在脑子里也进行了一回知识的“反刍”。他把研究的课题定在近现代文史特别是地方近现代文史上。经过月累年积，他在中国近代海军史、寿山石文化史、茶叶史、福州金石史、福州报刊史等等，都作了或深或浅的探讨。他的研究既为办好晚报专副刊创造了条件，又为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论点和新论据。十余年来，他写的学术论文在100篇以上，单是中国近代海军和马尾船政的文章便有十余篇。省市文史方面的学术讨论会，他几乎都出席，并有新作宣读。
多写。四十余年来，王植伦笔耕不绝，究竟他写出了多少文字已不可计。单是从1982年调到《福州晚报》后，有样书样报为据的文学作品就有：《萨镇冰》、《林白水》、《黄性贤》三部传记文学和《澳门掠影》、《福州》游记两册，共100万字，其中《林白水》获1994福建省首届文艺百花奖（福建文艺最高奖）的三等奖；有《海帅沉浮录》、《魂系青山白水间》、《魂系太极》、《闽海怒涛》。《黄三俤传奇》等五部中长篇小说连载40万字见报。其中《海帅沉浮录》获1988年全国城市报纸连载作品一等奖，为六家中央和地方报刊转载，并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连载作品精选一书，还有散文、随笔、杂文等作品1000余篇，100余万字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其中《小草·远志》、《赠汝以车乎，赠汝以言？》、《铁汉·金身·凡夫》被收入《福建散文四十年》、《福建杂文精选》第一、二集和《榕荫拾翠》杂文集等书。他的个人随笔集《左海语丝》30万字已经发排；由他担任主编或常务副主编主持出版的书籍尚有《凤鸣三山》（1——3卷）、《福州乡土文化汇编》、《今日福州》、《福州报业志》（上、下）、《三山揽胜》等十部300余万字。
1994年7月8日，福州市文联、新闻协会和有关的八个团体、单位联合为王植伦举办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领导、作家、学者对王植伦的作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著名老作家、福建省作协主席郭风为王植伦的《左海语丝》写序说：“读其作品，使我感到植伦同志是一位对学术研究具有独立品格、自寻蹊径而取得他人所无力替人的成就和影响的专家、学者。他实际是以学者专家的身份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是否可以作如是观：他的学术研究其实是为了他的文学创作，单此一点，即足以使他成为一位具有特殊品格的作家了”。他还在《林白水》中的序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册史诗般的作品。”原中共福州市常委、宣传部部长，现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林爱枝在评价《林白水》一书的文章中说：“它即可作为历史著作来读，又可作文学作品来看。”现在，王植伦的《萨镇冰》和《林白水》两书，已为有关方面推荐作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
由于王植伦在新闻、学术和文学上取得的成果，他被推荐为福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民间文学家协会、杂文学会、历史学会、闵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副主席、副会长，还被聘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总编委。他的专业职称是正教授的高级编辑。还四次获得福州文教、新闻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1993年，他年届六十，从《福州晚报》办理了离休手续。但早在一年半前，他被市委宣传部聘为《文化生活报》总编辑。此张报纸在没有经费、没有编制，没有场所的情况下，1991年底白手起家，现在已初具规模：广告年收入200余万元，人员40余人，年发行量416万份（每期八万多份），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对开八版周报，颇受群众欢迎。
王植伦已经在新闻记者、学者、作家的路上走了四十七年头。他表示将继续笔耕下去，到了工作满半个世纪（1997年）、年龄六十五岁时，届时他将豪情满怀地宣布歇笔息肩，回到他的静舍去过陶渊明式的生活。
（该文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大丛书《夕阳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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