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真 1916年3月7日出生，福建福州人。著名生物化學家、核醫學家，我國核醫學事業的創始人。193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係獲學士學位。1949年在美國衣阿華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在該校放射性研究所任研究員。1951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教授、教授，放射醫學研究所副所長、名譽所長，核醫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8年轉為資深院士。長期致力於原子核醫學的科學研究、應用和教育工作。

在核醫學領域辛勤耕耘半個世紀，王世真最為欣慰的，是看到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才的成長。他對年輕人說：“青出於藍，質重於量。這是我們這些超齡服役老兵的唯一願望。”

出於對放射性的恐懼，至今仍會有不少人“談核色變”。而科學家們，則從未停止利用原子核造福人類的腳步。

年過九旬的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王世真，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的“核世界”裏，放射性不再是危及人類生命的代名詞，相反，它是一把濟世救人的“金鑰匙”。

作為世界上最早參與研究放射性核素的科學家之一，王世真用半個多世紀的心血，讓核醫學在我國落地生根。在核醫學領域，身為開拓者、奠基人、“掌舵手”的王世真聲名顯赫。然而鮮有人知道，這背後是他握緊自己命運的韁繩，書寫下的人生傳奇。

名門望族生

行走在成都、昆明、太原等地的街頭，人們也許會在不經意間與一條名為“慶雲街”的馬路相遇，匆匆而過。停下腳步，翻開歷史的黃頁，人們才能得以知曉這些街道的來歷——它們以清朝兩廣總督王慶雲的名字命名。

這位清朝道光九年的進士王慶雲，正是王世真的高祖。1916年，王世真出生在福建福州被稱為“西清王氏”的顯赫家族，祖父王仁堪是光緒三年的狀元；父親王孝緗早年留學日本，曾作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參加了遠東醫學大會，也曾參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和辛亥革命；母親林劍言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曾孫女。

生在名門望族、書香門第，王世真深受家庭環境的熏陶和影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思想很早便在他腦中烙下印記。

“我將來要念博士，假如有狀元，一定要奔著狀元去奮鬥。”受家風影響，王世真自幼刻苦讀書，心想長大後一定要出人頭地。

作為家裏的長子，王世真向來被寵愛，也一直是教書先生和父母眼中的乖孩子。但在8歲那年，他卻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件極為“叛逆”的事情。

因為在學校裏受到一點冤枉，這個8歲的小男孩一氣之下拿了5塊大洋，只身一人離開家鄉，去尋找遠在南京行醫的父親。

任性的王世真急壞了父母。行至福建馬尾，等待開往上海的輪船時，家裏托親戚勸他回家，他卻執意不肯，全然不顧前路艱險。

“我想做的事情非幹到底。我覺得人間沒有辦不到的事，看你堅持不堅持。”小小年紀，王世真竟有這樣的主見。

得知王世真的想法，母親也不再阻攔，親自把他送上開往上海的輪船。

在今天的年輕人眼裏，8歲的王世真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這次成功的出走，也的確為他此後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抉擇寫下了伏筆和注腳。

命運輾轉路

17歲那年，王世真考入燕京大學。僅僅一年後，他沒有與任何人商量，便自作主張，轉學到清華大學化學係。

原來，清華大學於1932年新建的化學館名師薈萃，吸引了他和諸多同學的目光，於是大家一起決定考試轉學。有名師言傳身教，他們的學術風骨給年輕的王世真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1937年大學畢業後，戰火硝煙瞬間擊碎了王世真繼續在清華園安心讀書的夢想。

“‘清華淪陷’是1937年7月28日。”王世真清晰地記住了這個特殊的日子。整個華北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這一次，他被迫踏上流亡之路。

從清華園火車站上車，王世真和同學輾轉了大半個中國。被戰火逼至內地後，在著名化學家袁翰青教授的推薦下，王世真進入貴陽醫學院任教。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他加入了由北京協和醫學院的一批愛國教授組成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在這裏，他第一次學以致用，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戰場衛生條件差，軍隊受到暴發斑疹、傷寒等流行病的嚴峻威脅。從留學德國的哥哥漂洋過海寄來的一封信中，王世真了解到德國軍隊所用新型殺蟲劑DDT的化學結構。他馬上動手合成，不久便向抗日部隊提供了這種強效殺蟲劑。由此，王世真成為在我國首次合成DDT的科學家。

戰爭中的經歷，讓王世真深切體會到，國家落後就要挨打。1945年抗戰尚未結束，耳邊仍是日本飛機的隆隆轟炸聲。他報名參加了當時教育部負責招生的公費留學考試，並取得制藥化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

發榜時，王世真卻看到自己名落孫山。

“事先並沒有得到通知，這次制藥化學專業招考的留學生，要到藥廠實習，且必須是制藥專業出身。”化學係畢業的王世真，就這樣被擋在門外。

戰亂中，王世真一家的生活變得捉襟見肘，對他而言，出國留學必須爭取到公費。危難時刻，他又一次決定要將命運緊緊把握在自己手中，於是徑直前往英國大使館求助。

不曾料想，在大使館接待王世真的，是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彼時，李約瑟正奉英國皇家學會之命，在中國援助戰時科學與教育機構。

“李約瑟非常生氣，馬上打電話找到當時的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問明情況。”王世真回憶，李約瑟放下電話，立馬用兩根手指在打字機上迅速打出一封介紹信。

拿著介紹信，王世真一路跑到教育部。杭立武當即決定，只要王世真聯係好學校拿到獎學金，就算是公派留學。

1946年，王世真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藥理學，半年後轉入美國衣阿華大學化學係。在美國的生活卻是異常艱辛。獎學金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家人的生活，王世真一邊求學一邊替教授做實驗，賺取微薄的額外收入。最困難的時候，他向學校借錢維持生計。

三年後，王世真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然而臨畢業時，他拿到手的卻只是一張精心修飾的博士證書封面，裏面夾著一張字條。

“裏面說，請你還清欠款以後再來領取證書。”回想那段往事，王世真淡然一笑。工作後，王世真獲得極高的待遇報酬，只用一兩個月時間，就還清欠款換回了證書。

無怨無悔夢

獲得博士學位後，美國一家著名制藥公司曾以優厚的待遇向王世真拋出橄欖枝。當時，一心想當制藥專家的王世真，也想利用那裏先進的設備研制新藥，但對方的一個附加條件，讓他改變了自己的志向。

“要進入那裏工作，我必須先加入美國籍。”王世真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隨後，他改去剛剛成立的美國衣阿華大學放射性研究所工作。

正是這次工作的變動，改變了王世真的科研命運，讓他與奉獻畢生心血的核醫學結緣。

在那裏，王世真用核素示蹤方法，成功標記了碳十四甲狀腺素和碳十四門冬氨酸，其合成方法至今還收藏在美國的國家檔案局。兩年間，他與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標記化合物，也為他此後致力於我國核醫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身在國外，會非常容易解決自己的立場問題。”盡管在美國有著優越的生活條件，但內心裏希望祖國能夠強大的夢想，強烈感召著王世真早日回國。

1951年，王世真終於衝破重重阻礙回到國內，被聘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化係副教授。當時國家科研基礎薄弱，沒有進行核醫學研究的基本實驗條件。而正是回國後不久的那段時間，他完成了一項足以堪稱偉大的工作——首次在中國合成抗肺結核的特效藥“雷米特”。

此前，被民間稱為“癆病”的肺結核幾乎屬於不治之症，幾百萬人面臨著死亡的威脅。“雷米特”的出現，使得中國肺結核病的治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種疾病不再意味著死亡。

對於這項意義重大的貢獻，王世真本人卻很少提及。因為在他看來，這並非自己創造性的成果，只是按照別人的方法，“非常簡單地合成了藥物”。

“科學的發現，只能爭取世界第一。”要說最為艱難的工作，在王世真看來，非創辦同位素訓練班莫屬。

1956年，在王世真眼裏是我國核醫學研究的春天。當年，在我國擬定的《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發展規劃》中，第一次將“同位素在生物醫學中的應用”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王世真親手制定了這個項目的實施規劃。

“沒有方法、沒有技術、沒有儀器設備，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全部依靠自己創造。”王世真說，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同位素技術是核醫學領域的核心內容，辦同位素訓練班，成為中國核醫學發展的第一步。正是在這個訓練班裏，誕生了我國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測試儀，研制出第一批放射性標記物，完成了第一批顯影實驗，培養了第一批從事核醫學研究的專業人員。

王世真在協和醫院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同位素中心實驗室，第一個將同位素應用於人體試驗。而首位勇敢的被試者，就是他自己。

當時，全中國幾乎所有的同位素醫學應用技術和方法，都是在王世真的主持和倡導下創建，並向全國普及推廣的。由此，學界尊稱他為“中國核醫學之父”。

“文革”期間，出身於封建家族的王世真自然會被卷入無法逃避的政治運動，成為批鬥對象。1968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幹校勞動，其間母親辭世。

多年後，他在一篇題為《無悔歸途艱辛 唯願祖國富強》的文章中寫道：“由於幹校的‘雙搶’，我沒能見上高齡老母最後一面，還丟失了多年積累的科研資料，但我一直沒有後悔當年回國的選擇。”

1987年，王世真在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會議上，作了中國核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規劃的報告。翌年，國際核醫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成為中國核醫學研究走向世界的裏程碑。

在核醫學領域辛勤耕耘半個世紀，王世真最為欣慰的，是看到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才的成長。到了80多歲的年齡，他還堅持要為研究生開一門課，並在課程開場白裏對年輕人說：“青出於藍，質重於量。這是我們這些超齡服役老兵的唯一願望。”

（原載於《中國科學報》 2013-05-24 第6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