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州到西川：王建夺取巴蜀之地
大顺元年(890年)的征河东李克用之役惨败,朝廷无奈,很快就罢免了宰相张浚等人的职务,恢复李克用之前一切职务荣誉,这场战争就这么算是结束了。这个时候,朝廷上有人突然想起来,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宰相正在另外一个方向指挥另外一场战争,已经持续数年,竟然一点进展都没有。
“韦昭度将诸道兵十余万讨陈敬瑄,三年不能克,馈运不继,朝议欲息兵”,宰相韦昭度正带着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和永平军节度使王建,围剿被罢免职务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以及他弟弟、前宦官首领田令孜。三年过去了,陈敬瑄兄弟还在成都城里拒不受命,而十几万人的几路大军毫无进展。
说起这场始于文德元年(888年)的讨西川之战,就必须从王建这个人的发迹讲起。
王建,许州舞阳人(今河南舞阳),年轻时候是乡里的一个无赖青年,杀过牛偷过驴卖过盐,就是没从事过正经事业,被村里人称为“贼王八”,后来犯事坐了牢,中间又脱逃出来流亡去了武当山,在那里碰到个算命的和尚,说是要改运的话得去当兵,贼王八这才回老家参军入伍,成了忠武军一名校卒,开始了职业军人生涯。
前面我们提到过,黄巢攻陷长安之后,忠武军节度使周岌一度投降于黄巢叛军,但是很快曾经担任过忠武军监军的大宦官杨复光成功说服了周岌再度反正,周岌拨了三千忠武军跟着杨复光去收复邓州,途经蔡州,杨复光又从蔡州刺史秦宗权那里要到三千忠武军。
等打下邓州,杨复光就将手下这八千人马(主体是忠武军)改编成自己的部队,分为八都,分别由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人为都头,分领八都。
可惜刚刚收复了关中长安,立下大功的杨复光却死了,八都将士“恸哭累日”,然后在带头大哥鹿晏弘的率领之下,自行前往巴蜀,说是去那里迎驾僖宗回长安。占领了兴元(今陕西汉中),八都将领之间却就未来路线问题发生了分歧。
鹿晏弘率部东归,王建、晋晖、韩建、张造和李师泰仍然继续西奔于蜀。返程的唐僖宗得知有这么一支武装力量前来护驾自己非常高兴,号之为“随驾五都”。
王建这批从前的忠武八都,都是跟着杨复光起家的,现如今老领导已经去世,自己必须寻求新的靠山。来到皇帝身边之后,王建就认这个时候最有权势的观军容使田令孜田公公为义父,尽管这位田公公其实是杨公公的政治死对头。成为田令孜的部下,王建从此进入禁军系统,而且得到义父提携,王建很快成为僖宗身边的贴身护卫。
光启二年(886年),僖宗被田令孜裹挟又一次逃离长安,在前往兴元的艰险途中,王建一直担任“清道斩斫使”,得以近距离保护当今天子,僖宗把传国玉玺交由王建保管,王建对僖宗也是尽心尽责,敌军烧毁沿路栈道,王建搀扶年轻天子“自烟焰中越过”,已经体力透支的僖宗“枕建膝而寝”,睡醒解御袍送给王建作为留念。
这是王建一段重要的经历,不仅仅是捞政治资本这么简单,而是让出身社会底层的王建有了近距离观察上层的机会,毕竟这对于一位曾经的无赖地痞来说,是大开眼界是超越自我的宝贵财富。
我们知道后来作为前蜀太祖,王建是位颇有善政的君主,以励精图治、善待文士著称,人家夸奖他,他还说没什么,跟以前在宫里见识过的那些唐代君主比起来,我的修养比他们还是差远了。这可能还真不是他一时的虚伪做作,至少那段经历让王建知道了皇帝应该怎么做。
等到了兴元,田令孜自知得罪了天下也得罪了天子,干脆找借口跑去成都投奔大哥陈敬瑄,把天子和一群义子丢在了兴元。王建们又一次失去了靠山。更糟糕的是,田令孜失势,上台的是杨复光的兄弟杨复恭。
不出意料,杨复恭一上台,就把这些田令孜的旧将统统赶出了禁军系统,王建被分配到利州(今四川广元)当刺史,而此时顶头上司山南西道节度使恰是杨守亮(杨复恭的义侄、杨复光的义子),相当于在利州被杨家将给监管起来,处境十分不妙。
节度使杨守亮经常写信召王建前来兴元汇报工作,王建当然清楚汇报完工作自己可能都没法活着离开兴元,所以尽可能拖,“建惧,不往”,但总拖着终究有拖不过去的一天,并非长久之策。好在此时王建遇到了自己的诸葛亮王猛,这就是前龙州司仓周庠。
周庠给王建分析“唐祚将终,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而“葭萌(利州)四战之地,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田之腹心,不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不战而擒也”,大唐命数就要到终点了,要想在这个乱世有所作为的话,四战之地的利州绝不是可靠的根据地,阆州(今四川阆中)地方虽然偏僻一点但是很富庶,那里的军阀杨茂实又是个蠢货,劝将军还是放弃利州去取阆州。
一番话点醒了王建,很快王建“召募溪洞酋豪,有众八千”,顺嘉陵江而下轻取阆州,自称防御使,由于地理格局限制,“守亮不能制”,一举逃出杨家的监管。另一位部将张虔裕对王建说“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我们实力弱小,还需要上表天子表示臣属于中央,这样以后打着中央的旗号,进可攻师出有名,退可守谁反对我们就是反对中央。
又一名部将綦毋谏(复姓綦毋)建言“养士爱民以观天下之变”,王建统统接受了这几位许州老乡的建议。所以尽管实力还很弱小,只有八千兵马,但是方略得当的王建已经开始显示出强劲的潜力,当然也不能忽视王建天性中的狡猾和投机。
光启三年(887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注意到了这位近来发展势头颇迅速的王建,就找兄弟田令孜商量如何处置,田令孜倒不是很在意,说“建,吾子也,不为杨兴元所容,故作贼耳”,王建啊,我的干儿子嘛,被杨守亮排挤没办法才跑去阆州作贼,不用担心把他叫到成都来,我教育教育这个干儿子。
王建接到成都来信大喜过望,先去梓州(今四川三台)稳定住东川节度使顾彦朗,说自己只是去成都拜见义父,没什么领土企图,然后留下部分家人在梓州做人质,帅二千精兵前往成都。
二千人到了鹿头关,前方军情却发生变化,西川参谋李乂对陈敬瑄说“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为公下乎”,陈敬瑄恍然大悟赶紧下令关闭各个关口,不许王建再前进。请神容易送神难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来了王建也就不客气,“拔汉州,进军学射山,又败西川将句惟立于蚕此,又拔德阳”,过关斩将就到了成都城下。
田令孜匆忙登上城楼喊话说干儿子你这是干嘛,赶紧回去不要作贼。王建回复“十军阿父召我来,及门而拒之,重为顾公所疑,进退无归矣”,干爹你请我来,我来了你又不让进门,我现在回去顾彦朗以为我捣什么鬼,会半路袭击我,我前进不得退后不得,“今既无归,且辞阿父做贼矣”,没办法只能赖在干爹你这里作贼了。就这样王建、顾彦朗联军把成都给围困起来。
王建是头脑清醒之人,知道以自己的实力是无法攻得下成都,因而改变策略把朝廷拉下水,希望能借助朝廷的力量替他和陈敬瑄消耗,“表请朝廷,命大臣为帅而佐之,则功庶可成”。
恰好此时僖宗去世,昭宗即位,昭宗正是当年被田令孜抽过一鞭子的寿王李晔,因此收到王建的上表,毫不犹豫以宰相韦昭度为统帅发禁军征陈敬瑄。这就是文德元年开始的西川之役。
三年过去了,西川之役没有任何进展,不是陈敬瑄田令孜有多强悍,而是主帅韦昭度本来就是个草包,副帅王建本来就没心思决战,而是利用韦昭度的中央军在前面包围着成都,王建自己在这三年时间里,差不多把西川属地尽纳囊中。
刚开战之时,作为副帅的王建被封为永平军节度使,得到了邛、蜀、黎、雅四州,当然这四州当时都还不在王建手中,只是个空头节度使,但空头归空头,至少职务上已经是节度使了,一跃进入了省部级高级干部行列。
此后王建取广都、眉州,次年取邛、简、资、嘉等州。大顺元年,河东之役开战,朝廷把西川之役忘记了,被王建毕恭毕敬招待得很好的韦昭度也在前线混日子,王建却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等河东之役结束,大顺二年(891年)朝廷终于又想起了已经持续三年的西川之役,三月宣布停战,恢复陈敬瑄的西川节度使职务,顾彦朗和王建各回各的地盘去,三年时间王建已经积攒了数十州,现在要他回三年前的偏僻阆州,换了谁都不可能回去的。
在周庠的参谋之下,王建给朝廷回了封信,“陈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愿毕命以图成功”,陈、田二人罪不可赦,我愿意豁出老命替朝廷拿下这两个反贼,但是以我一个人的力量足矣,韦大人就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糊里糊涂的韦昭度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王建劝告说“今关东藩镇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归庙堂,与天子谋之”,天下大乱,以韦相公您的才干应该回到京城天子身边,那才是您大展宏图之地。
韦昭度还在犹犹豫豫,四月一天,王建密令手下以“盗军粮”的罪名,在军营内当场逮捕了韦昭度的大秘骆保,并且极其残忍地“臠食之”,做成了火锅。“昭度大惧,遽称疾,以印节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后,兼行营招讨使,即日东还”,韦昭度吓得魂飞魄散,立即请病假,并且将大印移交王建,以王建为代理节度使、招抚使、制置使,并兼行营招讨使就是前线总指挥。
不久韦昭度急忙上路回京城,王建亲自送至新都,“跪殇马前,泣拜而别”,回忆了三年来和韦丞相并肩作战的愉快经历,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留下了感人热泪。“昭度甫出剑门,即以兵守之,不复内东军”,等韦昭度一踏出剑门关的大门,王建立刻下令紧闭关门以重兵把守,外来军队此后一概不许放进关内。
扬一益二,天下第二富庶的西川之地,从此就落入了从前的贼王八之手,拿下孤城成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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