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下)
攀附,產生於一種模仿欲望,希望藉由模仿而獲得某種身分、利益與保障。眾人攀附的對象,自然被認為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上有卓越的地位。許多中國學者在討論「漢化」過程時,便因此抱持著一種族群中心主義 (ethno-centralism) 想像——中國文化是優越的,因此受到邊疆異族的學習、模仿。然而這只能說是部分事實。另一部分事實是,文化與認同的攀附欲望,產生於攀附者與被攀附者間的社會與文化差距。華夏與「華夏邊緣」間此社會與文化差距,不一定是客觀事實;有時或由於中國在政治上對「邊緣」地區的征服、統治,或由於「漢人」對邊緣「土著」與「土著文化」的歧視,以及相隨的,「漢人」以自身文化向「邊緣人群」所作的誇耀。在此,我所稱的「土著文化」與「邊緣人群」,包括政治地理邊緣或域外的「異族」人群,也包括中國域內社會邊緣的「鄉野」人群。
對他者文化與歷史的歧視,及以自身文化與歷史所作的誇耀,造成人群間的「區分」;此略等於 Pierre Bourdieu 所稱,以品味高下之辨所造成的社會區分 (distinction)。[95][95]在本文的例子中,受品評的不是「品味」而是「起源歷史」。許多華夏家族誇耀自身的優越祖源,並嘲弄或想像他者較低劣的祖源;如此區分孰為核心、孰為邊緣,孰為主體、孰為分枝,或孰為征服統治者後裔、孰為被征服者或受統治者之後裔。在此情境下,常造成邊緣之政治或文化弱勢者的攀附動機。此攀附動機,相當於研究人群信仰與暴力根源之 René Girard 所稱的模仿欲望 (mimetic desire)。[96][96] 在本文的例子中,受模仿、攀附的也是一個「起源歷史」;而當模仿、攀附者在宣稱一個足以榮耀的祖源時,也同時在對他人作一種誇耀。如,魏晉南北朝至遼金時期,進入中國的北方各部族領袖家族,常以攀附黃帝或炎帝來合理化自身的統治者身分,並以此誇耀並自別於其他北方部族。又如唐宋以來許多中國域內之新興士族家庭,由建構一個家族歷史而直接或間接攀附黃帝,以此誇耀並自別於其他家族。
Pierre Bourdieu 所稱以評價品味所造成的社會區分,以及 René Girard 所稱的模仿欲望,皆發生在社會中彼此親近或常有接觸的群體之間。的確,文化與歷史的歧視、誇耀與攀附,也並非經常發生在文化、族群、地理與社會距離遙遠的群體(如華夏與非華夏、士族與鄉民)之間。相反的,它們常發生在較親近的群體之間,而形成一連串相互歧視、誇耀與攀附的鍊狀反應。此種社會文化過程發生的本地情境 (local context),在有限的文獻記載中不易呈現,或經常被扭曲。概念上「樣版化」(範準化)的偏見,使我們在探討各種認同變遷或社會流動時,常注意由「非漢人」到「漢人」的轉變,或「平民」如何躋身「士族」。事實上,模仿與攀附發生的本地情境經常是文化、社會界線相當模糊的親近群體間之互動。界線模糊,使得一方有認同危機,因而以誇耀來造成或強調區分。另一方則因不堪受歧視,或在文化誇耀的薰染下,接受一種文化與歷史價值觀(什麼是高尚的文化,什麼是高貴的祖先源流)而愛慕、欣賞誇耀者之文化,因而以模仿、攀附來改變族群界線。
我曾以近代川西北湔江上游的「青片、白草土著」為例,說明如此的本地情境。[97][97]北川之白草、青片住民,在中國文獻中常被稱為「羌人」或「羌番」。明代受中國征服統治後,漢人移民以及他們帶來的漢文化、歷史記憶與認同逐漸深入白草、青片河上游村寨間。在清末與民國時期,在此形成一個模糊的漢與非漢邊緣;大家都認為自己是漢人,卻認為上游村寨人群都是蠻子。透過一端(自稱漢人者)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的展示與誇耀,以及另一端(被視為蠻子者)的模仿與攀附,明清以來愈來愈多的北川人自稱為「漢人」。他們除了強調本家族為來自「湖廣」之某姓家族外,都以祭拜大禹來攀附漢人認同。然而,自稱「漢人」並辱罵與嘲弄上游「蠻子」的人群,仍被下游的或城鎮的人視為「蠻子」。當地老年人說,過去罵「蠻子」,事實上是「一截罵一截」。相反的,我們可以說,自稱漢人的則是「一截攀一截」——這便是我所稱,鍊狀的歧視與攀附連帶反應。這樣的族群認同本地情境,以及相關歷史記憶與文化符號的展演與操弄,便是一種「漢化」或族群邊界變遷的進行機制與過程。
清末民國時期北川青片河、白草河流域之族群體系,可代表漢人——或更大範圍的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過程中某一個階段現象。與此同時,或至少從清代中葉以來,其西鄰岷江上游村寨人群間的一些族群現象則可代表此過程中一個較早階段。在此(茂縣),一般村寨民眾並不自稱漢人;他們自稱「爾瑪」,但被上游村寨人群視為「漢人」,被下游村寨人群視為「蠻子」。然而他們的土司與頭人家族,卻常自稱其祖先來自漢地。如道光《茂州志》稱當地五個土百戶(土著首領)的祖先都來自漢區;大姓、小姓、大姓黑水、小姓黑水四土官家族的祖籍都是「湖廣」,松坪土官的祖籍則是陜西。[98][98] 又如汶川的瓦寺土司索姓(或姓桑朗)家族,其祖先為嘉絨頭人,在明代受中國之邀來此平亂而留居,世代源流有族譜可稽。[99][99] 即使如此,在一九二○年代,土司自家人曾告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調查者黎光明等人,謂本家族為漢人移民後裔,稱「河南人有桑國泰者,在張獻忠剿四川以後帶了四個兒子到四川做移民……。四子桑鵬,便來此刻的汶川,到土司家裡承襲了土司職」云云。黎光明在與一個瓦寺家土官的談話裡,也曾注意一個有趣的現象:
他的談話中每每有「他們土民」、「我們索家」的話頭,其意思是不承認索家是土民的同種。他睡在鴉片煙燈的旁邊,替我們談「他們土民的老規矩」。[100][100]
在此,頭人們攀附漢人祖源,模仿漢人鄉紳習俗,並以此向鄰人(本寨子民或上游村寨人群)誇耀。他們嘲弄、歧視這些鄰近人群,但同時他們也被鄰近之下游人群及外來漢人歧視。村寨百姓模仿、攀附下游「漢人」或本地頭人家族的文化習俗(包括漢姓與溯及漢人祖先的家族歷史),並以此誇耀以自別於上游的「蠻子」或本寨其它家族。
以上所述清代以來北川與茂縣的族群體系與相關族群現象,具體而微的反映了數千年來曾發生在許多華夏邊緣地區的族群認同變遷過程——居於華夏邊緣的土著頭人家族,模仿、攀附近於漢文化之鄰近人群所誇耀的漢文化與漢人祖源,並以此向較遠離漢文化的其子民與鄰近族群展示、誇耀。居於華夏邊緣的一般民眾,則模仿、攀附鄰近漢人或本地貴冑的漢文化習俗與漢人祖源。如此一截一截鄰近群體間相互的誇耀、歧視與模仿、攀附,推動華夏邊緣的擴張。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攀附不只是單向的「邊緣」向「核心」華夏的模仿;有時亦有華夏或漢人攀附、假借外來族群的文化與歷史。在北朝時,如《顏氏家訓》所載,有北齊士大夫以教子習鮮卑語與彈琵琶為榮,這便是一種華夏士族對外來統治者的文化攀附。[101][101]如,在清末至民國初期,接受「黃帝為西來巴比倫酋長」之說的中國知識分子,[102][102] 也是在受西方文明(含歷史)誇耀之影響下,所作的祖源歷史攀附。又如,剛才提及的北川青片、白草地區的「漢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透過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的展示誇耀與相對的模仿攀附,愈來愈多的人成為羌族。在他們新的祖源建構中,炎帝為所有羌族的祖先;他們認為,炎帝與黃帝的弟兄,因此羌族也是古老的華夏,也是古老羌族「大禹」的後裔。[103][103]
結論
在本文中,我說明近代以「黃帝」或「炎黃」為共同起源想像的中國國族建構,乃承自於一古代歷史與歷史記憶基礎。也就是說,近代「中國國族」建構,是一沿續性歷史過程的最新階段。在這歷史過程中,華夏或中國之人這樣的「我族」認同,在祖源「黃帝」中已蘊含領域、政治權力與血緣之多重隱喻。這樣一個渾沌初成的族體,在戰國時代以來,透過攀附「黃帝」或炎帝與炎、黃後裔,逐漸在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會性的華夏邊緣。也就是說,透過「姓」以及與姓相連結的祖源歷史記憶,可以與「黃帝」(或炎黃)直接或間接發生血緣聯繫的「族群」逐漸往中國周邊,以及中國域內之社會下層推移。
在「華夏」的政治地理邊緣方面,許多本土社會的領袖家族或知識菁英,由攀附黃帝而躋身華夏之內,同時也將本地納入華夏之域。由戰國至漢晉時期,這樣的過程發生在吳、越、楚、趙、魏、秦、滇與巴蜀等地。華夏之「域」的邊緣至此已大致底定,此後只有局部的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胡」,事實上是原居此域內或由外進入此域內,而自稱黃帝或炎帝之裔的族群。唐、宋時期的北方士族中一些原出於西域或草原的家族,也在長期定居中國後才攀附炎黃為祖源。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古時期開始,一些進入中國的北方部族如女真、蒙古等以及西方的吐蕃,較少攀附炎、黃為其祖源。因此直至今日,以「黃帝之裔」或「炎黃子孫」為隱喻建構之「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難以涵括漢族之外(或傳統華夏之域以外)的各北方、西方「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也因此﹐強調「炎黃子孫」的中國國族概念難以得到滿﹑蒙﹑藏等民族的普遍認同。在傳統華夏之域的南方或西南部分地區,則情況有些不同。
在本文中,我並未論及華夏南方與西南邊緣的情況。由許多文獻中我們知道,歷史上由得姓與得到一家族歷史而攀附炎、黃的群體,一直在中國南方與西南邊緣部分非漢族群中擴大蔓延。在此,經常上層領導家族有「姓」並自稱是漢人,而一般百姓則無漢姓,或有漢姓但缺乏可與中國主流歷史相聯繫的家族歷史記憶。因此本文所提及的兩個華夏邊緣——政治地理的與社會性的——在此交疊,並形成一個模糊的華夏邊緣。唐代《通典》中記載:「松外諸蠻……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屬役,自云其先本漢人。」[104][104] 宋代《通志》中稱古時中國貴者有姓氏,賤者無姓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105][105]——或也反映作者知道在「南方諸蠻」中,許多貴冑家族是有漢式之姓的。到了明清時期,在今日許多西南民族如羌族、苗族、瑤族、土家、畬族、白族、壯族等之地區,都有些土司或大姓家族宣稱其祖源為漢人。在清代文獻資料中,雲貴地區的土司多「南京籍」,四川土司多「湖廣籍」,皆反映此現象。他們甚至可以藉著家譜中之「姓氏源流」,直接或間接與炎、黃之血脈相通。如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中有一幅清代畬人家族祖圖,此圖首頁之圖象與文字便將此家族起源溯自「黃帝」。又如,修於一九四五年的湖北鄂西土家族《向氏族譜》中有「粵我向氏,系出湯王」之語,[106][106] 也可說是自我宣稱為黃帝之後。同地之土家田姓家族,自稱「田世雁門,系出有熊,黃帝之苗裔也」。[107][107] 子孫廣佈於湖南、湖北、四川、貴州諸省少數民族地區的南方滿姓家族,其修於明末之族譜也稱「粵稽我族發源於虞舜」。[108][108]
在社會性的華夏邊緣上,更活躍的祖源攀附在「華夏之域」內進行。然而由於「歷史」只注意上層統治者與貴冑家族的「起源」,所以在社會中下層所進行的「炎黃子孫」攀附過程常被忽略。無論如何,族譜中的「姓氏源流」或「先世考」是一群體自我宣稱的祖源。以此而言,中國家族與族譜書寫的發展歷史可解讀為:藉此記憶建構與書寫,可與「黃帝」或「炎黃」血脈相通的「族群」單位——有文字族譜記憶的家族——愈來愈多、愈來愈小,也愈來愈普及於中國社會的中下層。最後在此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基礎上,在國族主義蘊含的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精神上,晚清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想像的血緣關係。
一九九五年以來,我曾利用多個寒暑期,在川西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作田野考察。在理縣蒲溪溝的一個王姓羌族家中,我曾抄錄一本該家族的家譜。此家譜修成於清代中葉。譜中記載:「我王氏之受姓也,始於周靈王太子晉。廢居山西平陽,子孫世號王家,因以為氏焉。」由唐代之《元和姓纂》到明代之《萬姓統譜》中,皆有記載王姓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可見這個族源記憶的傳承﹐也顯示「姓氏書」之類的著作在統合族源記憶上的力量。然而在口述歷史記憶中,本地王姓分為五大房,據稱是由湖廣來的五個兄弟分家所造成的。又有一種說法是,本地最大的三個寨子其住民來源為:從前有三個弟兄分家,以射箭來分地盤,箭射到不同的地方,於是這三個弟兄就分別在三個地方立寨。這個蒲溪溝中的王姓家族,居於本文所稱華夏政治地理邊緣,也居於華夏社會邊緣。由於漢與非漢間之界線在此是模糊與變動的,此兩種邊緣並沒有嚴格的劃分。這個例子或許也表現漢人或中國人形成之普遍族群過程的一個縮影。在以「弟兄故事」為主軸的家族口述歷史中,「過去」只詮釋當前本地的族群關係;以「姓」為本的文字族譜記憶,則將本家族之歷史與中國大歷史述事接軌,也因此將一個家族與整個中華民族繫在一起。於是在國族化或中國民族形成之歷史過程中,口述傳統中的本地「弟兄故事」族源歷史,如流傳古華夏間的「炎黃為弟兄」故事、古蜀人曾相信的「人皇兄弟九人」故事,以及本文所提及的北川白草河與理縣蒲溪溝等地的「弟兄故事」一樣,都逐漸在社會記憶中消失或被認為是神話傳說了。
無論如何,在此「黃帝攀附」的長程歷史中,「近代」的確是一個有重大變遷的時代。攀附黃帝的單位非「人群」而是「個人」;攀附不再是間接,而是直接(使每一個人成為黃帝子孫);知識分子、國家與媒體,也在新變局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知識掌控與擴展能力,以推動黃帝攀附。以此而言,國族近代建構論者所言不虛。即使如此,無論是「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之國族建構概念,都難以合理的將目前中華民族中北方、西方之滿、蒙、藏,以及部分西南地區之少數民族,包括在此一血緣想像群體之中。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黃帝攀附」代表由華夏蛻變為中華民族過程中沿續的一面;「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最重要的想像、創新,與因此造成的「近現代」與「過去」之間的斷裂,應是由於新的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與考古學對國族建構之影響。它們不一定使得「民族」分類與「國族」溯源更正確,但的確,它們使得國家或國族建構(包含黃帝攀附)有了更多可選擇的詮釋工具,因而造成中國(或華夏)之國族邊緣變化。傳統上王化之外的,或漢與非漢區分模糊的邊疆 (frontiers),變為國家邊界內的邊緣 (peripheries)。因此,雖然對絕大多數的滿、蒙、藏等邊裔族群而言,黃帝或炎黃子孫歷史記憶之意義不大。然而「蒙古人種」、「漢藏語系」與「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北方青銅器文化」等等體質學、語言學、考古學範疇之建構、想像,與它們彼此間的連繫,廣泛被用以建立國族邊緣與強化國族內部凝聚。
我們不能忽略,「黃帝」成為族源論述的焦點,除了在「近代」之外,還出現在戰國末至漢初。因此在探討「中國人」的形成與變遷時,「戰國末至漢初」與「近代」似乎是兩個重要的關鍵時代。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重要關鍵時代,也就是《史記》的出現,與《史記》首其端之「正史」書寫傳統結束(或歷史研究與書寫發生重大轉變)的時代。《史記》不僅總結戰國末至漢初以來的黃帝論述,它也創造了一個以「英雄祖先」為骨幹(英雄傳記與帝王世系)的「文類」(genre),所謂「正史」,並將「歷史」與司馬遷所稱「其言不雅馴」之神話傳說分離。此種紀傳體之正史書寫文類,至清末而消解;中國歷史書寫從此有了新的「理性」與新的結構。因此,研究「中國人」的本質及其變遷時,我們不僅可從「文本」分析相關情境,各種「文類」如正史、方志、族譜﹑異域遊記及近代「民族史」的出現及其形式之改變,以及「歷史」與「神話傳說」分野之始與其間之界線變遷,都反映「中國人」之形成與轉變過程中的一些本質變化;這些方面,值得再深入探索。
最後,在分析「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時,我們的焦點常只在於「國族」、「民族」認同,與相關的華夷或中國民族與外族之分;被忽略的是,隱藏於這些「血緣論述」之後的人類性別、階級間的核心與邊緣區分。無論是由「英雄祖先歷史」或「弟兄故事」來建構一群人的血緣聯繫,經常都是部分人的「起源」——統治者的血胤或男人的血胤——詮釋了整個族群的「起源」。因此人們常透過新的「英雄祖先歷史」或「弟兄故事」建構(女性與社會弱勢者也常參與此建構),來改變可分享共同資源的「族群」之邊界。然而在新的認同體系中,女性與社會弱勢者的邊緣地位經常沒有多少改變。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本文於二00二年六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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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ke W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Chinese nation building in modern time, which is based on the belief of a common ancestor, Huangti (Yellow Emperor) or Yanti, is not a new invention but the most recent stage in the long-term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uangti was claimed to be the common ancestor of the Huahsia people. As an ancestral symbol be integrated metaphors of territorial, political and blood genesis. After that, the newly formed Huahsia ethnic entity expanded into both her geopolitical and social peripheries. By adopting a surname and the concomitant genealogical memory, more and more non-Han leading families in China’s geopolitical peripheries, and families in her social peripheries, were able to commemorate Huangti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ssumed blood ties. Finally, with this background and augmented by the individualism contained in modern nationalism,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the later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 era built up blood ties between Huangti and all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the case of the Sinicized Ch’iang people in Peichuan of northwestern Sichuan, this article also explains that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mimicry among closely-related people in peripheral zones is a primary means by which the expansion of “the offspring of Yellow Emperor and Yan Emperor”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has occurred.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so called modern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ctually based on a historical continuum from ancient times. “Descendants of Huangti” represents this historical continuum in the ethnic process from Huahsia to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ruly imaginary or inventiv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resulting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were produced by manipulating of modern linguistics, physiology,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in the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Keywords: Nationalism, Chinese Nation, Yellow Emperor, Historical memory,
Genealogical memory
[1][1]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4;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蒙文通,《古史甄微》(193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孫作雲,〈中國古代鳥氏族諸酋長考〉,《中國學報》3.3(1945);黃石林、石興邦,〈龍與中華民族〉,《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94-102。
[2][2] 近二十年來中國逐漸躋身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之核心圈中,然而卻因人權、商業競爭與台灣、西藏等問題,頗受西方媒體、學界與政權之批評。在此狀況下,中國民族主義受到相當激揚。中國民族主義抬頭的跡象之一,便是一九八○年代以來興起的黃帝或炎黃研究熱潮,以及祭黃陵或炎帝陵的活動。研究人類族群現象的學者一般都認為,共同起源信念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 凝聚一個族群。黃帝,或炎帝與黃帝,普遍被中國人或漢人認為是其共同始祖;黃帝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許多文化發明的創始者。因此,研究炎黃的熱潮及相關紀念儀式,可當做是一種社會集體回憶活動 (collective remembering);以共同「起源」凝聚、強化中華民族認同。即使如此,除了少數例外,黃帝仍無法引起專業歷史學者的研究興趣。
[3][3] 一種新的「文化主義」,是以「考古學文化」追溯中國文化與民族的源頭;在此研究取向下,許多中國考古學者認為華北的某些新石器文化,為黃帝族或其時代的考古文化遺存。見楊亞長,〈炎帝、黃帝傳說的初步分析與考古學觀察〉,《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85-93。
[4][4]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997):1-77。
[5][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6] Ralph A. Litzinger,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Norma 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7][7]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993): 1-28.
[8][8]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53。
[9][9]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Melissa J. Brown ed.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11-36.
[10][1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下篇,頁219-220。
[11][11] 如,Charles Le Blanc 指出,先秦文獻中之黃帝有三種概念指涉,其一為系譜始祖性(genealogical ancestrality),其二為典範帝王性 (paradigmatic emperorship),另一則為神性的黃帝;見 Charles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1985-86): 45-63.
[12][12]《左傳》昭17。
[13][13]《國語》4,魯語;類似的記載也見於《禮記》祭法等文獻之中。
[14][14]《管子》50,封禪。
[15][15]《管子》84,輕重戊。
[16][16]《商君書》18,畫策。
[17][17]《周易》繫辭。
[18][18]《莊子》4,外篇,在宥。
[19][19]《左傳》僖25。
[20][20]《莊子》9,雜篇,盜跖。
[21][21]《淮南子》15,兵略。
[22][22]《列子》2,黃帝篇;《孫子》9,行軍;《鶡冠子》卷下12,世兵。
[23][23] 王明珂,〈根基歷史——羌族的弟兄故事〉,《時間、歷史與記憶》,黃應貴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283-341;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2001):136-147。
[24][24]《淮南子》3,天文。
[25][25]《莊子》9,雜篇?盜跖。
[26][26] 在近代「國族國家」(nation-state)概念中,除了以共同的「過去」凝聚民族成員外,還強調此群體之「進步」與「現代化」。Prasenjit Duara 在其著作中曾提及,國族主義下的線性歷史一方面強調自古以來歷史的沿續性,一面強調傳統與現代間的斷裂;即此種國族主義之二元特性。在 Partha Chatterjee 對印度國族主義的研究中,這便表現在世界(物質的、進步的、西方的與男性的)與家(精神的、傳統的、本土的與女性的)的區分之上。見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25-29.
[27][27] 王明珂,〈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4 (1998):841-885。
[28][28]《史記》1/1,五帝本紀。
[29][29] 我曾以新考古學家探究考古器物之法為喻,建議一種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一個文本由取材、製造,到被使用、保存與廢棄的過程中,所顯現的背後情境 (context)。王明珂,〈歷史文獻的社會記憶殘餘本質與異例研究——考古學的隱喻〉,《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台北:國史館,1998);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2001):139。
[30][30]《史記》31/1,吳太伯世家。
[31][31]《史記》41/11,越王句踐世家。
[32][32]《史記》5/5,秦本紀。
[33][33]《史記》40/10,楚世家。
[34][34]《史記》44/14,魏世家。
[35][35] 譬如,《史記》所載吳國之譜系中,顯然有兩種不同的世系。由太伯始,最早的四代人名中都帶有伯、仲、叔、季等稱號;這是周人的命名習俗。此後到壽夢共十五代,諸王的名字都與這周人命名習俗無關;這一部分很可能是受中原華夏影響前,此家族原有的本土族源記憶。
[36][36] 除了《史記》中稱魏之始祖畢公高的後代「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之外,同書又稱,在魏絳為此族之君時,當時的晉公曾用他「和戎、翟」,戎、翟因此親附於晉。這也顯示魏與戎翟可能有較親近的關係。類似的族群政治,也見於西周時周王曾靠申侯之族來和西戎的事例;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77),頁217-220。
[37][37] 吳、越、魏等國之器物銘文中,缺乏追溯遠祖的資料。「秦公鐘」銘文追美祖先,只提到文公、靜公、憲公等。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帛書提及「祝融」;包山楚簡中,提及「老童」、「祝融」等。但上述文獻中都未提及更早的楚國祖先。因此這些春秋戰國時邊裔之國「為黃帝後裔」,仍缺乏可資証明的本土記憶。相關參考文獻,見,李學勤,〈論包山簡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8﹕87-88﹔〈談祝融八姓〉,《江漢論壇》1980.2﹕74-77。
[38][38]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279-284。
[39][39] 王明珂,〈歷史文獻的社會記憶殘餘本質與異例研究:一個考古學的隱喻〉,《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台北:國史館,1998),頁21-23;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2001):136-147。
[40][40]《蜀王本紀》。
[41][41]《史記》13,三代世表,引《譜記》。
[42][42]《世本》7,姓氏下。
[43][43] 以上資料分別見於,《蜀王本紀》;《蜀本紀》;《華陽國志》3,蜀志。
[44][44]《三國志》38/8,蜀書,秦宓傳。
[45][45]《華陽國志》書名中之「華陽」,顯然是引自《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之記載。本書「蜀志」中又稱「五嶽則華山表其陽」;因此毫無疑問,「華陽」之字面解釋應為「華山之陽」。然而,以「華山之陽」來表述本土的空間位置,這也表現了作者之本土認同在整個華夏中的地位。作者以「華陽國」為本地的總稱,以及他記述黃帝之後封其「支庶」於本地,以及人皇的兄弟之一被封到邊「輔」華陽之壤巴蜀,都有蜀居於華夏邊緣之意。空間概念與認同的關係,近年來在史學與人類學中均多有論述;相關著作如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46][46]《華陽國志》3,蜀志。
[47][47]《華陽國志》1,巴郡。
[48][48]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2001):136-147。
[49][49]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頁279-284。
[50][50]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Melissa J. Brown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11-36.
[51][51]《史記》110/50,匈奴列傳。
[52][52]《晉書》108/8,慕容傀。
[53][53]《晉書》124/24,慕容雲。
[54][54]《晉書》130/30,赫連勃勃。
[55][55]《晉書》116/16,姚仲弋。
[56][56]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82。
[57][57] 吳世鑑,《晉書耩注》116/16,引《元和姓纂》。
[58][58]《魏書》1,序記。
[59][59]《山海經》16,大荒西經。
[60][60]《南齊書》57/38;《宋書》95/55。
[61][61]《新唐書》75上/15上,宰相世系表。
[62][62]《隋書》32/27,經籍志。
[63][63]《後漢書》87/77,西羌傳。
[64][64]《周書》1/1,帝紀。
[65][65] Patricia Ebrey 認為宋元時期,中國史家已不將這些族源歷史加諸於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群之上;這並不完全正確。如本節所言,契丹曾攀附黃帝,蒙元時期的中國與蒙古學者認為契丹出於炎帝;金人則曾拒絕漢人學者提供的黃帝之裔族源記憶。
[66][66]《遼史》63/1,世表。
[67][67] 同前。
[68][68]《金史》108/45,張行信。
[69][69] 本文無法進行相關討論,因為這涉及我目前無法進行的一些調查研究。一、文字記憶問題:可能因滿蒙的文字記憶,使他們不願攀附漢人祖先;對滿蒙文字記憶,我目前沒有研究能力。其二,在當今或近代蒙古族與滿州人的「邊緣族群」中,並非沒有假借漢人祖先或神的例子;如,部分東部蒙古部族近代以來一直有「滿洲公主嫁來蒙古所攜山東衛士後裔」之說;又如在內蒙南部流傳的關公與格薩爾(“藏族”史詩英雄)述事及其混合。這些又需要對近代漢、藏、蒙、滿民俗文獻作些研究,以及在相關地區作民族誌田野調查。因此目前本文難以處理此問題。
[70][70] 劉桓﹐〈試說 “多生”﹑ “百生” 與 “婚媾”〉《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二輯 (1995)﹕136-138。
[71][71] Ming-ke Wang, “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Leiden). Inaugural Issue vol.1, 1-4 (1999): 231-250.
[72][72] 《兮甲盤》(三代17.20.1),《叔女弋簋》(三代8.39.2),《善鼎》(三代4.36.2)。
[73][73] 如《史記》以「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稱美善政﹔見該書,27/87,李斯列傳。又如《國語》記載,「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見該書,7,晉語一。同書又稱,「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見該書,8,晉語二。過去許多學者常以此認為,先秦時的百姓似乎比此後各王朝之百姓更享有「民主」﹔這樣的看法,忽略了先秦與後世的「百姓」指涉人群有相當差異。
[74][74] 關於「國人」的地位,請參閱杜正勝,《周代城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75][75]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秦刑徒墓〉《文物》3 (1982): 1-11﹔ 張政烺﹐〈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北京大學學報》(1958)。
[76][76] 於此我必須對本文中之「族群」作一定義說明。在中文之歷史與人類學界﹐「族群」一詞目前被普遍用作英文 ethnic group 之譯詞。Ethnic group 在歐美社會科學用語中﹐有一大社會群體中之次群體含意﹔譬如﹐華裔美國人為一 ethnic group﹐但漢族或藏族便不被稱作 ethnic group。「族群」在本文中﹐或在我近年來其它一些論著中﹐都普遍指人群社會中各種以溯及血緣或擬血緣關係來凝聚的群體。如此可便於探討家庭﹑家族﹑宗族﹑ethnic group 以至於民族等人類結群現象﹐及其與社會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本文中﹐「族群」並不等於狹義的 ethnic group。
[77][77]《新唐書》125/50,張說。
[78][78]《通志》25,氏族略。
[79][79]〈根基歷史——羌族的弟兄故事〉,《時間、歷史與記憶》,黃應貴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283-341。
[80][80] 因此,我認為 Patricia Ebrey 將「姓」作為漢與非漢間的族群邊界指標,或認為漢族的族群性表現在「姓」之上,是相當精彩的看法;此一觀點值得再深入探究。我認為「姓」本身只是一個符記,其背後的「家族歷史」記憶則隱喻其族群認同。以此而言,只以口述「弟兄故事」為家族起源記憶的許多中國鄉間百姓,與有文字族譜記憶的家族群體,此兩種有「姓」的族群其認同隱喻是有相當差別的。
[81][81]《國語》10,晉語。
[82][82] 此文獻中黃帝有許多未得姓的兒子,對此,Charles Le Blanc 曾作一個生動的比喻:其有如空的插槽,可隨時被周人之外的各家族甚至非華夏部族借用。見 Charles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1985-86): 54.
[83][83]《路史》。
[84][84]《隋書》33/28,經籍志。
[85][85] 歐陽宗書,《中國家譜》(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頁74-79。
[86][86]《新唐書》75/15,宰相世系表。以下資料出於此者不另加註。
[87][87] 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香港:香港中國學社,1971),頁29;歐陽宗書,《中國家譜》,頁79-81。
[88][88] 歐陽宗書,《中國家譜》,頁84。
[89][89] 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頁62。
[90][90] 顧炎武《日知錄》24,姓氏書。
[91][91] 明?凌迪之,《萬姓統譜》自序。
[92][92] 該序言解釋「萬幹一本、萬派一源」稱:「考之世譜,曰五帝三王,無非出於黃帝之後。」
[93][93] 王夫之,《黃書》7,離合。其原文為:「夫三、五而降,其得姓授氏,為冠蓋之族,或稍陵夷衰微,遷徙幕占,南屯北戌,逮為殊俗者,其始皆數姓之胤冑也……。迨其渙散,不可尋憶,則有兄弟互鬥於原野,甥舅各畜其戈鋌,血肉狼藉,巴吞鴆禁,此非慘心痛髓之事,而天地之所深悼哉。」
[94][94]《史記》封禪書。在中國早期文獻中,此則傳說也見於《莊子》、《三輔黃圖》、《水經注》、《雲笈七籤》等書。
[95][9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96][96] René Girard 所稱之「模仿欲望」,是指親近且敵對之個人或群體之間,由於追求較優的「存在」(being),而產生之一方對另一方之模仿。見,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lated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43-68。在本文的例子中,比較優越的「存在」便是一種認同,一種由優越血緣聯繫所界定的身分認同。
[97][97] 王明珂,〈徘徊在漢與非漢之間:北川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何翠萍、蔣斌編,《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人類學組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2)。
[98][98] 道光《茂州志》。
[99][99] 祝世德,《世代忠貞之瓦寺土司》(汶川:四川瓦寺宣慰使司宣慰使署)。
[100][100] 黎光明、王元輝,《猼猓子、汶川的土民、汶川的羌民》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之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未刊稿本)。
[101][101]《顏氏家訓》1/2,教子。
[102][102] 蔣由智,《中國人種考》(上海:華通書局,);劉師培,《中國民族志》(1905;台北:中國民族學會,1962)。
[103][103] 王明珂,〈徘徊在漢與非漢之間:北川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何翠萍、蔣斌編,《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
[104][104]《通典》187,邊防。
[105][105]《通志》25,氏族略。
[106][106] 孫秋云,《社區歷史與鄉政村治》(北京:民族出版社),頁133。
[107][107]《田氏新族譜》,1995。原件藏湖北省來鳳縣民族事務委員會。
[108][108] 湘、鄂、川、黔、桂、粵、滇滿姓家史編輯組編,《南方滿族嬗衍史》(湖南麻陽縣,1998),頁6-7。

Pierre Bourdieu 所稱以評價品味所造成的社會區分,以及 René Girard 所稱的模仿欲望,皆發生在社會中彼此親近或常有接觸的群體之間。的確,文化與歷史的歧視、誇耀與攀附,也並非經常發生在文化、族群、地理與社會距離遙遠的群體(如華夏與非華夏、士族與鄉民)之間。相反的,它們常發生在較親近的群體之間,而形成一連串相互歧視、誇耀與攀附的鍊狀反應。此種社會文化過程發生的本地情境 (local context),在有限的文獻記載中不易呈現,或經常被扭曲。概念上「樣版化」(範準化)的偏見,使我們在探討各種認同變遷或社會流動時,常注意由「非漢人」到「漢人」的轉變,或「平民」如何躋身「士族」。事實上,模仿與攀附發生的本地情境經常是文化、社會界線相當模糊的親近群體間之互動。界線模糊,使得一方有認同危機,因而以誇耀來造成或強調區分。另一方則因不堪受歧視,或在文化誇耀的薰染下,接受一種文化與歷史價值觀(什麼是高尚的文化,什麼是高貴的祖先源流)而愛慕、欣賞誇耀者之文化,因而以模仿、攀附來改變族群界線。
我曾以近代川西北湔江上游的「青片、白草土著」為例,說明如此的本地情境。[97][97]北川之白草、青片住民,在中國文獻中常被稱為「羌人」或「羌番」。明代受中國征服統治後,漢人移民以及他們帶來的漢文化、歷史記憶與認同逐漸深入白草、青片河上游村寨間。在清末與民國時期,在此形成一個模糊的漢與非漢邊緣;大家都認為自己是漢人,卻認為上游村寨人群都是蠻子。透過一端(自稱漢人者)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的展示與誇耀,以及另一端(被視為蠻子者)的模仿與攀附,明清以來愈來愈多的北川人自稱為「漢人」。他們除了強調本家族為來自「湖廣」之某姓家族外,都以祭拜大禹來攀附漢人認同。然而,自稱「漢人」並辱罵與嘲弄上游「蠻子」的人群,仍被下游的或城鎮的人視為「蠻子」。當地老年人說,過去罵「蠻子」,事實上是「一截罵一截」。相反的,我們可以說,自稱漢人的則是「一截攀一截」——這便是我所稱,鍊狀的歧視與攀附連帶反應。這樣的族群認同本地情境,以及相關歷史記憶與文化符號的展演與操弄,便是一種「漢化」或族群邊界變遷的進行機制與過程。
清末民國時期北川青片河、白草河流域之族群體系,可代表漢人——或更大範圍的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過程中某一個階段現象。與此同時,或至少從清代中葉以來,其西鄰岷江上游村寨人群間的一些族群現象則可代表此過程中一個較早階段。在此(茂縣),一般村寨民眾並不自稱漢人;他們自稱「爾瑪」,但被上游村寨人群視為「漢人」,被下游村寨人群視為「蠻子」。然而他們的土司與頭人家族,卻常自稱其祖先來自漢地。如道光《茂州志》稱當地五個土百戶(土著首領)的祖先都來自漢區;大姓、小姓、大姓黑水、小姓黑水四土官家族的祖籍都是「湖廣」,松坪土官的祖籍則是陜西。[98][98] 又如汶川的瓦寺土司索姓(或姓桑朗)家族,其祖先為嘉絨頭人,在明代受中國之邀來此平亂而留居,世代源流有族譜可稽。[99][99] 即使如此,在一九二○年代,土司自家人曾告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調查者黎光明等人,謂本家族為漢人移民後裔,稱「河南人有桑國泰者,在張獻忠剿四川以後帶了四個兒子到四川做移民……。四子桑鵬,便來此刻的汶川,到土司家裡承襲了土司職」云云。黎光明在與一個瓦寺家土官的談話裡,也曾注意一個有趣的現象:
他的談話中每每有「他們土民」、「我們索家」的話頭,其意思是不承認索家是土民的同種。他睡在鴉片煙燈的旁邊,替我們談「他們土民的老規矩」。[100][100]
在此,頭人們攀附漢人祖源,模仿漢人鄉紳習俗,並以此向鄰人(本寨子民或上游村寨人群)誇耀。他們嘲弄、歧視這些鄰近人群,但同時他們也被鄰近之下游人群及外來漢人歧視。村寨百姓模仿、攀附下游「漢人」或本地頭人家族的文化習俗(包括漢姓與溯及漢人祖先的家族歷史),並以此誇耀以自別於上游的「蠻子」或本寨其它家族。
以上所述清代以來北川與茂縣的族群體系與相關族群現象,具體而微的反映了數千年來曾發生在許多華夏邊緣地區的族群認同變遷過程——居於華夏邊緣的土著頭人家族,模仿、攀附近於漢文化之鄰近人群所誇耀的漢文化與漢人祖源,並以此向較遠離漢文化的其子民與鄰近族群展示、誇耀。居於華夏邊緣的一般民眾,則模仿、攀附鄰近漢人或本地貴冑的漢文化習俗與漢人祖源。如此一截一截鄰近群體間相互的誇耀、歧視與模仿、攀附,推動華夏邊緣的擴張。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攀附不只是單向的「邊緣」向「核心」華夏的模仿;有時亦有華夏或漢人攀附、假借外來族群的文化與歷史。在北朝時,如《顏氏家訓》所載,有北齊士大夫以教子習鮮卑語與彈琵琶為榮,這便是一種華夏士族對外來統治者的文化攀附。[101][101]如,在清末至民國初期,接受「黃帝為西來巴比倫酋長」之說的中國知識分子,[102][102] 也是在受西方文明(含歷史)誇耀之影響下,所作的祖源歷史攀附。又如,剛才提及的北川青片、白草地區的「漢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透過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的展示誇耀與相對的模仿攀附,愈來愈多的人成為羌族。在他們新的祖源建構中,炎帝為所有羌族的祖先;他們認為,炎帝與黃帝的弟兄,因此羌族也是古老的華夏,也是古老羌族「大禹」的後裔。[103][103]
結論
在本文中,我說明近代以「黃帝」或「炎黃」為共同起源想像的中國國族建構,乃承自於一古代歷史與歷史記憶基礎。也就是說,近代「中國國族」建構,是一沿續性歷史過程的最新階段。在這歷史過程中,華夏或中國之人這樣的「我族」認同,在祖源「黃帝」中已蘊含領域、政治權力與血緣之多重隱喻。這樣一個渾沌初成的族體,在戰國時代以來,透過攀附「黃帝」或炎帝與炎、黃後裔,逐漸在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會性的華夏邊緣。也就是說,透過「姓」以及與姓相連結的祖源歷史記憶,可以與「黃帝」(或炎黃)直接或間接發生血緣聯繫的「族群」逐漸往中國周邊,以及中國域內之社會下層推移。
在「華夏」的政治地理邊緣方面,許多本土社會的領袖家族或知識菁英,由攀附黃帝而躋身華夏之內,同時也將本地納入華夏之域。由戰國至漢晉時期,這樣的過程發生在吳、越、楚、趙、魏、秦、滇與巴蜀等地。華夏之「域」的邊緣至此已大致底定,此後只有局部的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胡」,事實上是原居此域內或由外進入此域內,而自稱黃帝或炎帝之裔的族群。唐、宋時期的北方士族中一些原出於西域或草原的家族,也在長期定居中國後才攀附炎黃為祖源。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古時期開始,一些進入中國的北方部族如女真、蒙古等以及西方的吐蕃,較少攀附炎、黃為其祖源。因此直至今日,以「黃帝之裔」或「炎黃子孫」為隱喻建構之「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難以涵括漢族之外(或傳統華夏之域以外)的各北方、西方「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也因此﹐強調「炎黃子孫」的中國國族概念難以得到滿﹑蒙﹑藏等民族的普遍認同。在傳統華夏之域的南方或西南部分地區,則情況有些不同。
在本文中,我並未論及華夏南方與西南邊緣的情況。由許多文獻中我們知道,歷史上由得姓與得到一家族歷史而攀附炎、黃的群體,一直在中國南方與西南邊緣部分非漢族群中擴大蔓延。在此,經常上層領導家族有「姓」並自稱是漢人,而一般百姓則無漢姓,或有漢姓但缺乏可與中國主流歷史相聯繫的家族歷史記憶。因此本文所提及的兩個華夏邊緣——政治地理的與社會性的——在此交疊,並形成一個模糊的華夏邊緣。唐代《通典》中記載:「松外諸蠻……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屬役,自云其先本漢人。」[104][104] 宋代《通志》中稱古時中國貴者有姓氏,賤者無姓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105][105]——或也反映作者知道在「南方諸蠻」中,許多貴冑家族是有漢式之姓的。到了明清時期,在今日許多西南民族如羌族、苗族、瑤族、土家、畬族、白族、壯族等之地區,都有些土司或大姓家族宣稱其祖源為漢人。在清代文獻資料中,雲貴地區的土司多「南京籍」,四川土司多「湖廣籍」,皆反映此現象。他們甚至可以藉著家譜中之「姓氏源流」,直接或間接與炎、黃之血脈相通。如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中有一幅清代畬人家族祖圖,此圖首頁之圖象與文字便將此家族起源溯自「黃帝」。又如,修於一九四五年的湖北鄂西土家族《向氏族譜》中有「粵我向氏,系出湯王」之語,[106][106] 也可說是自我宣稱為黃帝之後。同地之土家田姓家族,自稱「田世雁門,系出有熊,黃帝之苗裔也」。[107][107] 子孫廣佈於湖南、湖北、四川、貴州諸省少數民族地區的南方滿姓家族,其修於明末之族譜也稱「粵稽我族發源於虞舜」。[108][108]
在社會性的華夏邊緣上,更活躍的祖源攀附在「華夏之域」內進行。然而由於「歷史」只注意上層統治者與貴冑家族的「起源」,所以在社會中下層所進行的「炎黃子孫」攀附過程常被忽略。無論如何,族譜中的「姓氏源流」或「先世考」是一群體自我宣稱的祖源。以此而言,中國家族與族譜書寫的發展歷史可解讀為:藉此記憶建構與書寫,可與「黃帝」或「炎黃」血脈相通的「族群」單位——有文字族譜記憶的家族——愈來愈多、愈來愈小,也愈來愈普及於中國社會的中下層。最後在此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基礎上,在國族主義蘊含的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精神上,晚清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想像的血緣關係。
一九九五年以來,我曾利用多個寒暑期,在川西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作田野考察。在理縣蒲溪溝的一個王姓羌族家中,我曾抄錄一本該家族的家譜。此家譜修成於清代中葉。譜中記載:「我王氏之受姓也,始於周靈王太子晉。廢居山西平陽,子孫世號王家,因以為氏焉。」由唐代之《元和姓纂》到明代之《萬姓統譜》中,皆有記載王姓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可見這個族源記憶的傳承﹐也顯示「姓氏書」之類的著作在統合族源記憶上的力量。然而在口述歷史記憶中,本地王姓分為五大房,據稱是由湖廣來的五個兄弟分家所造成的。又有一種說法是,本地最大的三個寨子其住民來源為:從前有三個弟兄分家,以射箭來分地盤,箭射到不同的地方,於是這三個弟兄就分別在三個地方立寨。這個蒲溪溝中的王姓家族,居於本文所稱華夏政治地理邊緣,也居於華夏社會邊緣。由於漢與非漢間之界線在此是模糊與變動的,此兩種邊緣並沒有嚴格的劃分。這個例子或許也表現漢人或中國人形成之普遍族群過程的一個縮影。在以「弟兄故事」為主軸的家族口述歷史中,「過去」只詮釋當前本地的族群關係;以「姓」為本的文字族譜記憶,則將本家族之歷史與中國大歷史述事接軌,也因此將一個家族與整個中華民族繫在一起。於是在國族化或中國民族形成之歷史過程中,口述傳統中的本地「弟兄故事」族源歷史,如流傳古華夏間的「炎黃為弟兄」故事、古蜀人曾相信的「人皇兄弟九人」故事,以及本文所提及的北川白草河與理縣蒲溪溝等地的「弟兄故事」一樣,都逐漸在社會記憶中消失或被認為是神話傳說了。
無論如何,在此「黃帝攀附」的長程歷史中,「近代」的確是一個有重大變遷的時代。攀附黃帝的單位非「人群」而是「個人」;攀附不再是間接,而是直接(使每一個人成為黃帝子孫);知識分子、國家與媒體,也在新變局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知識掌控與擴展能力,以推動黃帝攀附。以此而言,國族近代建構論者所言不虛。即使如此,無論是「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之國族建構概念,都難以合理的將目前中華民族中北方、西方之滿、蒙、藏,以及部分西南地區之少數民族,包括在此一血緣想像群體之中。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黃帝攀附」代表由華夏蛻變為中華民族過程中沿續的一面;「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最重要的想像、創新,與因此造成的「近現代」與「過去」之間的斷裂,應是由於新的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與考古學對國族建構之影響。它們不一定使得「民族」分類與「國族」溯源更正確,但的確,它們使得國家或國族建構(包含黃帝攀附)有了更多可選擇的詮釋工具,因而造成中國(或華夏)之國族邊緣變化。傳統上王化之外的,或漢與非漢區分模糊的邊疆 (frontiers),變為國家邊界內的邊緣 (peripheries)。因此,雖然對絕大多數的滿、蒙、藏等邊裔族群而言,黃帝或炎黃子孫歷史記憶之意義不大。然而「蒙古人種」、「漢藏語系」與「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北方青銅器文化」等等體質學、語言學、考古學範疇之建構、想像,與它們彼此間的連繫,廣泛被用以建立國族邊緣與強化國族內部凝聚。
我們不能忽略,「黃帝」成為族源論述的焦點,除了在「近代」之外,還出現在戰國末至漢初。因此在探討「中國人」的形成與變遷時,「戰國末至漢初」與「近代」似乎是兩個重要的關鍵時代。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重要關鍵時代,也就是《史記》的出現,與《史記》首其端之「正史」書寫傳統結束(或歷史研究與書寫發生重大轉變)的時代。《史記》不僅總結戰國末至漢初以來的黃帝論述,它也創造了一個以「英雄祖先」為骨幹(英雄傳記與帝王世系)的「文類」(genre),所謂「正史」,並將「歷史」與司馬遷所稱「其言不雅馴」之神話傳說分離。此種紀傳體之正史書寫文類,至清末而消解;中國歷史書寫從此有了新的「理性」與新的結構。因此,研究「中國人」的本質及其變遷時,我們不僅可從「文本」分析相關情境,各種「文類」如正史、方志、族譜﹑異域遊記及近代「民族史」的出現及其形式之改變,以及「歷史」與「神話傳說」分野之始與其間之界線變遷,都反映「中國人」之形成與轉變過程中的一些本質變化;這些方面,值得再深入探索。
最後,在分析「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時,我們的焦點常只在於「國族」、「民族」認同,與相關的華夷或中國民族與外族之分;被忽略的是,隱藏於這些「血緣論述」之後的人類性別、階級間的核心與邊緣區分。無論是由「英雄祖先歷史」或「弟兄故事」來建構一群人的血緣聯繫,經常都是部分人的「起源」——統治者的血胤或男人的血胤——詮釋了整個族群的「起源」。因此人們常透過新的「英雄祖先歷史」或「弟兄故事」建構(女性與社會弱勢者也常參與此建構),來改變可分享共同資源的「族群」之邊界。然而在新的認同體系中,女性與社會弱勢者的邊緣地位經常沒有多少改變。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本文於二00二年六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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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Chinese nation building in modern time, which is based on the belief of a common ancestor, Huangti (Yellow Emperor) or Yanti, is not a new invention but the most recent stage in the long-term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uangti was claimed to be the common ancestor of the Huahsia people. As an ancestral symbol be integrated metaphors of territorial, political and blood genesis. After that, the newly formed Huahsia ethnic entity expanded into both her geopolitical and social peripheries. By adopting a surname and the concomitant genealogical memory, more and more non-Han leading families in China’s geopolitical peripheries, and families in her social peripheries, were able to commemorate Huangti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ssumed blood ties. Finally, with this background and augmented by the individualism contained in modern nationalism,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the later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 era built up blood ties between Huangti and all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the case of the Sinicized Ch’iang people in Peichuan of northwestern Sichuan, this article also explains that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mimicry among closely-related people in peripheral zones is a primary means by which the expansion of “the offspring of Yellow Emperor and Yan Emperor”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has occurred.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so called modern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ctually based on a historical continuum from ancient times. “Descendants of Huangti” represents this historical continuum in the ethnic process from Huahsia to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ruly imaginary or inventiv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resulting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were produced by manipulating of modern linguistics, physiology,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in the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Keywords: Nationalism, Chinese Nation, Yellow Emperor, Historical memory,
Genealogical memory
[1][1]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4;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蒙文通,《古史甄微》(193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孫作雲,〈中國古代鳥氏族諸酋長考〉,《中國學報》3.3(1945);黃石林、石興邦,〈龍與中華民族〉,《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94-102。
[2][2] 近二十年來中國逐漸躋身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之核心圈中,然而卻因人權、商業競爭與台灣、西藏等問題,頗受西方媒體、學界與政權之批評。在此狀況下,中國民族主義受到相當激揚。中國民族主義抬頭的跡象之一,便是一九八○年代以來興起的黃帝或炎黃研究熱潮,以及祭黃陵或炎帝陵的活動。研究人類族群現象的學者一般都認為,共同起源信念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 凝聚一個族群。黃帝,或炎帝與黃帝,普遍被中國人或漢人認為是其共同始祖;黃帝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許多文化發明的創始者。因此,研究炎黃的熱潮及相關紀念儀式,可當做是一種社會集體回憶活動 (collective remembering);以共同「起源」凝聚、強化中華民族認同。即使如此,除了少數例外,黃帝仍無法引起專業歷史學者的研究興趣。
[3][3] 一種新的「文化主義」,是以「考古學文化」追溯中國文化與民族的源頭;在此研究取向下,許多中國考古學者認為華北的某些新石器文化,為黃帝族或其時代的考古文化遺存。見楊亞長,〈炎帝、黃帝傳說的初步分析與考古學觀察〉,《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85-93。
[4][4]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997):1-77。
[5][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6] Ralph A. Litzinger,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Norma 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7][7]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993): 1-28.
[8][8]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53。
[9][9]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Melissa J. Brown ed.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11-36.
[10][1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下篇,頁219-220。
[11][11] 如,Charles Le Blanc 指出,先秦文獻中之黃帝有三種概念指涉,其一為系譜始祖性(genealogical ancestrality),其二為典範帝王性 (paradigmatic emperorship),另一則為神性的黃帝;見 Charles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1985-86): 45-63.
[12][12]《左傳》昭17。
[13][13]《國語》4,魯語;類似的記載也見於《禮記》祭法等文獻之中。
[14][14]《管子》50,封禪。
[15][15]《管子》84,輕重戊。
[16][16]《商君書》18,畫策。
[17][17]《周易》繫辭。
[18][18]《莊子》4,外篇,在宥。
[19][19]《左傳》僖25。
[20][20]《莊子》9,雜篇,盜跖。
[21][21]《淮南子》15,兵略。
[22][22]《列子》2,黃帝篇;《孫子》9,行軍;《鶡冠子》卷下12,世兵。
[23][23] 王明珂,〈根基歷史——羌族的弟兄故事〉,《時間、歷史與記憶》,黃應貴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283-341;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2001):136-147。
[24][24]《淮南子》3,天文。
[25][25]《莊子》9,雜篇?盜跖。
[26][26] 在近代「國族國家」(nation-state)概念中,除了以共同的「過去」凝聚民族成員外,還強調此群體之「進步」與「現代化」。Prasenjit Duara 在其著作中曾提及,國族主義下的線性歷史一方面強調自古以來歷史的沿續性,一面強調傳統與現代間的斷裂;即此種國族主義之二元特性。在 Partha Chatterjee 對印度國族主義的研究中,這便表現在世界(物質的、進步的、西方的與男性的)與家(精神的、傳統的、本土的與女性的)的區分之上。見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25-29.
[27][27] 王明珂,〈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4 (1998):841-885。
[28][28]《史記》1/1,五帝本紀。
[29][29] 我曾以新考古學家探究考古器物之法為喻,建議一種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一個文本由取材、製造,到被使用、保存與廢棄的過程中,所顯現的背後情境 (context)。王明珂,〈歷史文獻的社會記憶殘餘本質與異例研究——考古學的隱喻〉,《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台北:國史館,1998);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2001):139。
[30][30]《史記》31/1,吳太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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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史記》40/10,楚世家。
[34][34]《史記》44/14,魏世家。
[35][35] 譬如,《史記》所載吳國之譜系中,顯然有兩種不同的世系。由太伯始,最早的四代人名中都帶有伯、仲、叔、季等稱號;這是周人的命名習俗。此後到壽夢共十五代,諸王的名字都與這周人命名習俗無關;這一部分很可能是受中原華夏影響前,此家族原有的本土族源記憶。
[36][36] 除了《史記》中稱魏之始祖畢公高的後代「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之外,同書又稱,在魏絳為此族之君時,當時的晉公曾用他「和戎、翟」,戎、翟因此親附於晉。這也顯示魏與戎翟可能有較親近的關係。類似的族群政治,也見於西周時周王曾靠申侯之族來和西戎的事例;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77),頁217-220。
[37][37] 吳、越、魏等國之器物銘文中,缺乏追溯遠祖的資料。「秦公鐘」銘文追美祖先,只提到文公、靜公、憲公等。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帛書提及「祝融」;包山楚簡中,提及「老童」、「祝融」等。但上述文獻中都未提及更早的楚國祖先。因此這些春秋戰國時邊裔之國「為黃帝後裔」,仍缺乏可資証明的本土記憶。相關參考文獻,見,李學勤,〈論包山簡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8﹕87-88﹔〈談祝融八姓〉,《江漢論壇》1980.2﹕74-77。
[38][38]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279-284。
[39][39] 王明珂,〈歷史文獻的社會記憶殘餘本質與異例研究:一個考古學的隱喻〉,《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台北:國史館,1998),頁21-23;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2001):136-147。
[40][40]《蜀王本紀》。
[41][41]《史記》13,三代世表,引《譜記》。
[42][42]《世本》7,姓氏下。
[43][43] 以上資料分別見於,《蜀王本紀》;《蜀本紀》;《華陽國志》3,蜀志。
[44][44]《三國志》38/8,蜀書,秦宓傳。
[45][45]《華陽國志》書名中之「華陽」,顯然是引自《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之記載。本書「蜀志」中又稱「五嶽則華山表其陽」;因此毫無疑問,「華陽」之字面解釋應為「華山之陽」。然而,以「華山之陽」來表述本土的空間位置,這也表現了作者之本土認同在整個華夏中的地位。作者以「華陽國」為本地的總稱,以及他記述黃帝之後封其「支庶」於本地,以及人皇的兄弟之一被封到邊「輔」華陽之壤巴蜀,都有蜀居於華夏邊緣之意。空間概念與認同的關係,近年來在史學與人類學中均多有論述;相關著作如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46][46]《華陽國志》3,蜀志。
[47][47]《華陽國志》1,巴郡。
[48][48]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2001):136-147。
[49][49]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頁279-284。
[50][50]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Melissa J. Brown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11-36.
[51][51]《史記》110/50,匈奴列傳。
[52][52]《晉書》108/8,慕容傀。
[53][53]《晉書》124/24,慕容雲。
[54][54]《晉書》130/30,赫連勃勃。
[55][55]《晉書》116/16,姚仲弋。
[56][56]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82。
[57][57] 吳世鑑,《晉書耩注》116/16,引《元和姓纂》。
[58][58]《魏書》1,序記。
[59][59]《山海經》16,大荒西經。
[60][60]《南齊書》57/38;《宋書》95/55。
[61][61]《新唐書》75上/15上,宰相世系表。
[62][62]《隋書》32/27,經籍志。
[63][63]《後漢書》87/77,西羌傳。
[64][64]《周書》1/1,帝紀。
[65][65] Patricia Ebrey 認為宋元時期,中國史家已不將這些族源歷史加諸於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群之上;這並不完全正確。如本節所言,契丹曾攀附黃帝,蒙元時期的中國與蒙古學者認為契丹出於炎帝;金人則曾拒絕漢人學者提供的黃帝之裔族源記憶。
[66][66]《遼史》63/1,世表。
[67][67] 同前。
[68][68]《金史》108/45,張行信。
[69][69] 本文無法進行相關討論,因為這涉及我目前無法進行的一些調查研究。一、文字記憶問題:可能因滿蒙的文字記憶,使他們不願攀附漢人祖先;對滿蒙文字記憶,我目前沒有研究能力。其二,在當今或近代蒙古族與滿州人的「邊緣族群」中,並非沒有假借漢人祖先或神的例子;如,部分東部蒙古部族近代以來一直有「滿洲公主嫁來蒙古所攜山東衛士後裔」之說;又如在內蒙南部流傳的關公與格薩爾(“藏族”史詩英雄)述事及其混合。這些又需要對近代漢、藏、蒙、滿民俗文獻作些研究,以及在相關地區作民族誌田野調查。因此目前本文難以處理此問題。
[70][70] 劉桓﹐〈試說 “多生”﹑ “百生” 與 “婚媾”〉《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二輯 (1995)﹕136-138。
[71][71] Ming-ke Wang, “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Leiden). Inaugural Issue vol.1, 1-4 (1999): 231-250.
[72][72] 《兮甲盤》(三代17.20.1),《叔女弋簋》(三代8.39.2),《善鼎》(三代4.36.2)。
[73][73] 如《史記》以「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稱美善政﹔見該書,27/87,李斯列傳。又如《國語》記載,「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見該書,7,晉語一。同書又稱,「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見該書,8,晉語二。過去許多學者常以此認為,先秦時的百姓似乎比此後各王朝之百姓更享有「民主」﹔這樣的看法,忽略了先秦與後世的「百姓」指涉人群有相當差異。
[74][74] 關於「國人」的地位,請參閱杜正勝,《周代城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75][75]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秦刑徒墓〉《文物》3 (1982): 1-11﹔ 張政烺﹐〈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北京大學學報》(1958)。
[76][76] 於此我必須對本文中之「族群」作一定義說明。在中文之歷史與人類學界﹐「族群」一詞目前被普遍用作英文 ethnic group 之譯詞。Ethnic group 在歐美社會科學用語中﹐有一大社會群體中之次群體含意﹔譬如﹐華裔美國人為一 ethnic group﹐但漢族或藏族便不被稱作 ethnic group。「族群」在本文中﹐或在我近年來其它一些論著中﹐都普遍指人群社會中各種以溯及血緣或擬血緣關係來凝聚的群體。如此可便於探討家庭﹑家族﹑宗族﹑ethnic group 以至於民族等人類結群現象﹐及其與社會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本文中﹐「族群」並不等於狹義的 ethnic group。
[77][77]《新唐書》125/50,張說。
[78][78]《通志》25,氏族略。
[79][79]〈根基歷史——羌族的弟兄故事〉,《時間、歷史與記憶》,黃應貴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283-341。
[80][80] 因此,我認為 Patricia Ebrey 將「姓」作為漢與非漢間的族群邊界指標,或認為漢族的族群性表現在「姓」之上,是相當精彩的看法;此一觀點值得再深入探究。我認為「姓」本身只是一個符記,其背後的「家族歷史」記憶則隱喻其族群認同。以此而言,只以口述「弟兄故事」為家族起源記憶的許多中國鄉間百姓,與有文字族譜記憶的家族群體,此兩種有「姓」的族群其認同隱喻是有相當差別的。
[81][81]《國語》10,晉語。
[82][82] 此文獻中黃帝有許多未得姓的兒子,對此,Charles Le Blanc 曾作一個生動的比喻:其有如空的插槽,可隨時被周人之外的各家族甚至非華夏部族借用。見 Charles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1985-86): 54.
[83][83]《路史》。
[84][84]《隋書》33/28,經籍志。
[85][85] 歐陽宗書,《中國家譜》(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頁74-79。
[86][86]《新唐書》75/15,宰相世系表。以下資料出於此者不另加註。
[87][87] 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香港:香港中國學社,1971),頁29;歐陽宗書,《中國家譜》,頁79-81。
[88][88] 歐陽宗書,《中國家譜》,頁84。
[89][89] 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頁62。
[90][90] 顧炎武《日知錄》24,姓氏書。
[91][91] 明?凌迪之,《萬姓統譜》自序。
[92][92] 該序言解釋「萬幹一本、萬派一源」稱:「考之世譜,曰五帝三王,無非出於黃帝之後。」
[93][93] 王夫之,《黃書》7,離合。其原文為:「夫三、五而降,其得姓授氏,為冠蓋之族,或稍陵夷衰微,遷徙幕占,南屯北戌,逮為殊俗者,其始皆數姓之胤冑也……。迨其渙散,不可尋憶,則有兄弟互鬥於原野,甥舅各畜其戈鋌,血肉狼藉,巴吞鴆禁,此非慘心痛髓之事,而天地之所深悼哉。」
[94][94]《史記》封禪書。在中國早期文獻中,此則傳說也見於《莊子》、《三輔黃圖》、《水經注》、《雲笈七籤》等書。
[95][9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96][96] René Girard 所稱之「模仿欲望」,是指親近且敵對之個人或群體之間,由於追求較優的「存在」(being),而產生之一方對另一方之模仿。見,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lated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43-68。在本文的例子中,比較優越的「存在」便是一種認同,一種由優越血緣聯繫所界定的身分認同。
[97][97] 王明珂,〈徘徊在漢與非漢之間:北川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何翠萍、蔣斌編,《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人類學組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2)。
[98][98] 道光《茂州志》。
[99][99] 祝世德,《世代忠貞之瓦寺土司》(汶川:四川瓦寺宣慰使司宣慰使署)。
[100][100] 黎光明、王元輝,《猼猓子、汶川的土民、汶川的羌民》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之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未刊稿本)。
[101][101]《顏氏家訓》1/2,教子。
[102][102] 蔣由智,《中國人種考》(上海:華通書局,);劉師培,《中國民族志》(1905;台北:中國民族學會,1962)。
[103][103] 王明珂,〈徘徊在漢與非漢之間:北川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何翠萍、蔣斌編,《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
[104][104]《通典》187,邊防。
[105][105]《通志》25,氏族略。
[106][106] 孫秋云,《社區歷史與鄉政村治》(北京:民族出版社),頁133。
[107][107]《田氏新族譜》,1995。原件藏湖北省來鳳縣民族事務委員會。
[108][108] 湘、鄂、川、黔、桂、粵、滇滿姓家史編輯組編,《南方滿族嬗衍史》(湖南麻陽縣,1998),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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