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维舟对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

2017-03-11 17:35:07来源：李蓉兰王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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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年是王维舟诞辰130周年。长征是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王维舟在长征前做了大量工作，壮大红军，拓展苏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在长征中，策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北上；三过雪山草地彰显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战马献给朱德，挥戈北上抗日。王维舟对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长征；党中央；中央红军；张国焘；王维舟；红四方面军

王维舟，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人，1920年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7年经吴玉章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川东游击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红军总部第四局局长、八路军385旅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职。1934年底，王维舟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1]

一、长征前王维舟的主要活动

（一）壮大红军，拓展苏区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得胜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宣（汉）达（县）战役计划。王维舟立即派蒋群麟前往苏区与四方面军取得联系，迅速带回宣达战役的战略部署。按照红军进军路线，王维舟将川东游击军分左、中、右三路部署于敌后要道、隘口、关卡，配合红军截击敌人。[2]红四方面军于l 0月1 7日拂晓在通江的土地堡、凤凰观发起进攻，两军密切配合，前后夹击，一举攻下邱家堡，直追敌至宣汉的马渡关。18日攻占隘口场后，红九军、三十军分头向宣汉、达县进击，l 9日进占宣汉城。2 0日攻占军阀刘存厚老巢——达县城。21日攻占万源城。仅三天时间，战斗行程二百余里；川东游击军在这次神速胜利的战斗中起了积极作用。[3]

徐向前元帅曾回忆说：“宣达战役是很有意义的，打四川老牌军阀刘存厚。我们先以一部兵力西向嘉陵江东岸佯动，主力却向东线秘密集结，出其不意、实施中央突破两翼迂回。在川东地下党、川东游击军的配合下，一下子插进刘存厚的老窝，把他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这一仗结束，消灭了敌人的六个团，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等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了300里。”[4] 朱德曾说“有着这一批本地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大起来”。 [5]

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率军随即投入反敌六路围攻的战斗，取得了杨柳关阻击战、夜袭铧尖坝、捣毁东安民团老巢、守卫复兴乡、曾家歼灭战等战斗的胜利。12月中旬，红三十三军军部及其直属机构从三湾岩迁驻普光寺。年底与敌10余个团兵力血战峰城，王维舟指挥红三十三军配合红四军十师及十二师一部在桃花、峰城、东升一带凭借险峻山势阻击强敌，毙、伤敌2000余人。随后，红三十三军军部迁驻厂溪街道，在此击溃当地地主武装李家修警备司令部。1934年春，王维舟先后迁军部于宣汉官渡场和万源罗文坝，消灭了两股反动势力——敌警备四路司令陈国枢部以及由圣母团、大刀会、扇子会、孝义会等神团组织组成的所谓“神兵”达3团之众，夺回了革命阵地。对此，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发来贺电，高度赞扬红三十三军取得的辉煌战果。在此期间，王维舟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江西的瑞金召开，他虽因指挥反敌六路围攻未于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6]这一佳音传来，不仅是毛主席、党中央对王维舟的更高的信任，而且也是对红三十三军指战员的极大鼓舞。

毛泽东同志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给予了高度评价：“……红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造了新的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7]

(二) 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1933年12月初，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军内和川陕苏区发起“肃反”运动，并认为红三十三军成分复杂、历史不清，是“肃反”的重点。王维舟在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以革命大局为重，沉着不乱，坚定不移，毅然坚持其原则立场和正确态度。

张国焘对红三十三军采取的第一个“手术”，就是无端地从各个方面打压、排挤王维舟同志，1934年11月以开会为名将其通知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既不安排工作，又不让回部队，实际上是不宣布撤职的撤职。与此同时，用驾轻就熟的“肃反”法宝，在红三十三军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杀害无辜官兵，撤销师级建制，加上作战伤亡，近两万余人的红三十三军迅速锐减至五千余人。

王定烈在《王军长百年祭》中说：正在这时，张国焘来了个“肃反”运动。把我们团从火线上调到三湾岩军部，以“整军”的名义进行“肃反”。凡家庭出身与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子女，不管表现如何，都被说成是“投机分子”、“反革命”，加上“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帽子，一律抓起来罚苦工，有的被杀害。[8]

对于红三十三军初建时遭受的“肃反”，王维舟这样记述：我同张国焘于1922年曾在苏联列宁所召集的东方和平会议上见过面，……游击军和四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属双河场以开会名义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三十三军的两位师长蒋群麟、冉南轩从前线调去，也被暗中杀害；又在宣汉属之清溪冉家渡口，于点验时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状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又在黄中铺前线正当同敌人在激烈战斗中（当时我在洪口养病），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撤职调离前方，又将排以上五十余人都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数几个人。[9]

（三）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1934年4月初，王维舟率部从罗文坝长驱直入万源县城周围，配合红四军一部赶走敌城万游击司令陈国枢部，收复了万源县城。随即将部队转至新店，黄钟堡、涌泉寺一带抗击敌人。在黄钟堡的激战中，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张国焘却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红三十三军排以上干部四十余人捆送后方,事后下落不明。[10]面对张国焘对红三十三军的再次打击与迫害，王维舟抱着忠于党的信念，仍对干部、战士多方进行教育和解释，使全体同志认识到，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对革命决不悲观失望，决不灰心动摇，决不因此而掉队落伍，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11]

1934年5月中旬，王维舟率部从大竹河向城口、镇巴进发，以引敌东移。5月下旬指挥所部分三路向前推进，二九七团打庙坝，二九六团打坪坝，二九五团攻池垭。昼夜苦战，仅半月时间击破了敌人步步设防，层层阻击的战略部署，于6月15日一举攻占了城口县城。二九五团前进至老君山，并在大竹河建立了中共城口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红三十三军进占了城口，刘湘十分着急，担心红军东下，胜则可以封锁长江，南联贺龙；败则可以退据陕南，依据镇巴、紫阳，待收获粮食后，再来决战，于是调动大量部队东移作战。王维舟拓展了川陕苏区，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为红军主力在大面山、青龙观胜利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上授予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以“百发百中”的奖旗。[12]

二、王维舟对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

（一）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策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北上

1934年11月中旬，王维舟得通知偕贺长清去巴中参加清江渡会议，徒步走拢，会已结束，住在四方面军总部。不料，张国焘既不通知王维舟回三十三军，也不宣布另任职务，从此，王维舟坐在一根冷板凳上，闲着无事。王维舟深深感到这是张国焘从打击、迫害、削弱到吞没红三十三军所采取的重大步骤。l945年5月25日王维舟所组织编写的《川东党与红三十三军简史》中也曾追述：“张国焘在放弃川陕苏区之前，我军尚坚守城、万及陕南镇巴之鱼肚坝、滚龙坡一线，王维舟同志曾于靖国军时代驻防此等地区：不仅熟悉地形道路，且亦有群众联系。但张国焘深恐行将脱离苏区与抛弃广大的革命人民时，以三十三军担任后卫，而不能贯彻彼之焦土政策，这是王维舟同志被免职的原因之一。”[13]由此，不难看出张国煮对战功卓著的王维舟采取了极其卑劣的阴谋手段，以剥脱其军权。但总指挥徐向前对王维舟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地位、作用和战绩已有充分了解，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宗派主义作法，对王维舟非常尊重，启用为不任职的随身参谋。王维舟在此情况下，为党为国的忠心丝毫未减，对张国焘的打击歧视置之度外，愉快地出席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随即同徐向前一道参加策应与毛泽东为代表中央红军北上的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在历次战役中徐向前很尊重王维舟的意见，王维舟成为徐向前的得力助手。出兵广元后，在羊模坝歼敌胡宗南一个团，后因追击不够，而广、昭两城敌人死守又以主力猛烈反击，部队折回东岸。1935年1月回师汉中发起陕南战役，在与敌人激战中，歼敌甚多，先后攻克宁强、阳平关等地，达到了迷惑和调动川军北上的目的。后主力围攻褒城未下，遂结束陕南战役，由汉中返回四川，在旺苍坝召开祝捷会，庆祝陕南战役的胜利。[14]

l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部署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计划，王维舟随徐向前、王树声在西线嘉陵江沿岸找渡江点，第一次从苍溪地区过江，没有成功，刚过去一个班，就被敌人发现，那里地形不好，有些同志牺牲了，少数人泅水回来。[15]他们又重新寻找渡口、几天内，踏遍了嘉陵江上下数百里，发现苍溪附近的塔子山，山多隘险，敌人虽在沿江修筑了很多碉堡，但防守兵力薄弱，于是决定在此渡江。部队先在苍溪后山凉风垭下小河边制造了三十多只木船，每船能容一排人。[16]渡江前夜，将木船秘密运到塔子山下小溪口。

3月28日渡江战役开始，王维舟在塔子山上指挥炮兵，王树声在江边指挥突击队偷渡。两人并肩作战，配合战斗。当木船快到对岸时，才被敌江防部队发觉。王树声即电话通知王维舟下令开炮。山上的二十四门追击炮,向早已测好的目标猛烈射击,掩护渡江突击队登陆。在数路大军的猛攻和密集炮火的威力下，敌人惊惶失措，全线崩溃。[17]29日拂晓渡江成功。

渡江之后，红军横扫嘉陵江西岸敌人据点，并乘胜追击。31日克剑阁、阆中。4月2日克南部、剑门关，3日克昭化。敌沿江三百余里防线土崩瓦解。中下旬向敌纵深发展，l0日克梓潼、青川，围困江油城(今江油武都镇)守敌，l4日克平武；16日击溃邓锡侯部向江油的增援部队；l7日克中坝；18日克彰明；21日克北川，共歼敌万余人。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18]

（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三过雪山草地彰显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1935年5月中旬，红军主力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松潘、理县西进。但张国焘只派王维舟等带少数部队到平武，恰遇胡宗南一个旅从甘肃文县赶来，抢先占领了摩天岭，使平武受到威胁。王维舟不得不放弃平武经青川到茂县，然后进入理县之杂谷脑，开始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19]王维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是了解的，针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提出要认真贯彻民族统战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工作纪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张国焘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一意孤行他的“左”倾路线，将投降来的少数民族保安队队长杀害；继而又将原任西安警察厅厅长，后跟杂谷脑喇嘛寺活佛学讲经的汉人杨某逮捕杀害。因而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和喇嘛数百人对红军的误解和敌视。一天，王维舟和刘瑞龙、杜义德等冒着生命危险到喇嘛寺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解释。但人已被杀，怨愤正激，哪能听得进劝说，顿时，被喇嘛和群众武装包围，冲突骤起，徐向前的一位参谋当场牺牲，王维舟等和随身警卫奋力冲出，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先头部队已经前进，后续部队还没上来，工维舟等只得组织机关人员抵抗，坚持了两昼夜，大队伍才赶到，驻杂谷脑的机关才转危为安。[20]

进入草地后，王维舟又奉命同傅钟一道去马塘欢迎毛主席和中央红军。[21]1935年6月13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胜利会师。15日毛泽东率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红军到达懋功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会师的庆祝大会。随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徐向前、王维舟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详尽地分析形势，明确地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今后红一、四方面军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主力达10万人，士气高涨。而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及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认为红一军衣衫褴褛，大力大量减员，过去号称几十万之众的中央红军，一下子锐减至不足两万人。依仗人多、枪多，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逐渐产生，最终公开走上了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破坏革命的罪恶道路。[22]

8月20日毛尔盖会议后，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并派朱德、刘伯承、王维舟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因此王维舟与朱德、刘伯承经常见面交谈，一致认为越是困难，越应和衷共济，紧密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对付共同的敌人，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9月初，左路军主力已北上到达阿坝。党中央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东与右路军靠拢，全力向北推进，他却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朱德总司令督促张国焘执行中央指示，并在阿坝准备了干粮。部队到达嘎曲河岸，适遇河水陡涨，张国焘令王维舟率一个团沿河探察渡河点，正待出发又令停止。最后以嘎曲河水陡涨、粮食缺乏为借口，命令全军从阿坝撤退，行至一宽阔草地，又令停止前进，暂时休息。这时，张国焘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我军是前进还是南下？朱总司令当即表示应该继续前进，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红军一同北上抗日，并指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由于意见分歧，秩序大乱，有人甚至谩骂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张国焘对错误意见不仅不制止，反以冷笑和讽刺的态度来批评中央。张国焘不仅要左路军南下，而且主张全部南下，急发密电迫使徐向前、陈昌浩、许世友率部从包座、阿坝脱离右路军南下。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王维舟是忧虑、不满和反对的。当左路军经马塘、绰斯甲一带进驻卓克基时，张国焘又令王维舟率领一个团绕嘎曲河上游去接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南下的部队。后接陈昌浩电，由原路经黑水返卓克基，王维舟又返回绰斯甲。

这时，张国焘野心毕露，公开进行反党活动。10月5日在绥靖(今金川)东北的卓木碉拉拢一些干部开会，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捏造是非，诽谤党中央。朱德、刘伯承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耐心向干部解释党中央的策略，抵制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王维舟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由于一贯受张国焘的歧视、怀疑，此次会议只是列席旁听，无发言权，[23]也只好忍气吞声。

接着，张国焘将部队在卓克基编成两个纵队南下，其中一个纵队由倪志亮任总指挥，王树声任副总指挥。张国焘为笼络人心又启用王维舟任参谋长。[24]部队南下翻过夹金山，攻占芦山、天全、宝兴等县。11月在芦山县调王维舟任大金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25]在天全、芦山、宝兴等县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会”，[26]宣传抗日的意义，组织当地青年参加抗日活动。后来红军推进至成雅公路上的名山县境百丈关，王维舟参加了指挥百丈关战斗，经半月激战不胜，红军伤亡近万人，转入守势。在事实面前，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彻底破产。1936年1月，红三十三军在丹巴、崇化与红五军团合并改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从此撤销了红三十三军的番号。在此期间，王维舟被任命为伪中央五局局长，方强任五局秘书长，其任务是侦察再次北上翻雪山、过草地的路线。

1936年2月11日，天全、芦山敌情严重，张国焘被迫发出《康(定)道(孚)垆(霍)战役计划》向后转移。王维舟早就对张国焘的宗派分裂和成立伪中央潜怒不满，但在大敌当前，关乎红四方面军数万人命运之际，他仍顾全大局，率队先遣，筹集粮草，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接着其他各部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沿着王维舟侦察的路线，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进行了有名的第三次过草地；3月中旬到达甘孜，部队只剩下四万余人，与南下相比减员过半。当时，由于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分裂南下的惨败，激起广大指战员严重不满；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加上国际代表张浩电令：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27]接到电报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一致决定接受中央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彻底沦为孤家寡人。6月6日，张国焘召开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朱德、刘伯承会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对张国焘进行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28]，这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失败而告终。

1964年，肖华写《长征组歌》时问王新兰：“长征怎么过来的？”

王新兰不假思索地说：“一是觉得路怎么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肚子总在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

肖华写《长征组歌》写的最顺的是《过雪山草地》中的四个短句：

雪皑皑，

野茫茫。

高原寒，

炊断粮。[29]

“红军不怕远征，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30]

红军三过雪山草地既彰显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又凸显了长征精神：坚持真理，坚定的理想信念；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

（三）百折不挠、众志成城，战马献给朱德，挥戈北上抗日

从甘孜地区北上，还要途经大草地，为了适应过草地打敌骑兵，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需要，方面军组建了骑兵师，全师三个团，共三千五百余人，许世友任骑兵司令。[31]出发时，王维舟愉快地同许世友率领的骑兵师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打通前进道路，在经过阿坝时，敌人派上千余骑兵堵住红军主路。许世友、王维舟率领骑兵选择有利地形，占领山头，只要有敌人冲上来，就扔手榴弹，用机枪扫射，敌人溃逃了粮食枪弹也就有了。

在长途跋涉的日子里，由于张国焘的歧视和虐待，朱德没有马骑，王维舟得知以后，迅即挑选了五匹壮马，使朱德、康克清和参谋部的同志得以骑马行进。部队过了阿坝，涉嘎曲河，经过上下包座，到达甘肃的哈达辅，进驻岷州城下被甘肃敌军鲁大东、邓宝珊坚守，红军四面军围攻未下。[32]张国焘主张绕道青海到甘北，打通新疆国际路线；朱德、刘伯承主张与党中央、毛主席会合，开了几天会，争论不休。最后仍执行张国焘的主张，经拉卜寺草地向青海方向前进。在岷州时张国焘命王维舟西去洮州(今临谭)做李经义部(邓宝珊的一个旅)的争取工作。经过一番工作并任命李经义为抗日纵队司令，使红军较为顺利地进至洮州。该地因系草地，粮食奇缺，部队进退两难，继续往前走，全军将有自取灭亡的危险，想回中央又无脸见毛主席、周副主席。正在为难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不记前怨，派陈赓率部来迎接，要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会合。经再三劝说，张国焘仍固执己见，拒不会合。而敌主力又愈渐逼近，唯一上策是通过甘陕公路北上，靠近中央红军驻地。张图焘被迫于9月29日下达北进命令，往会宁方面前进，敌人紧跟追击，红五军担任后卫在会宁以南的华家岭阻击歼敌。是役中，副军长罗南辉(原红三十三军副军长)英勇牺牲。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10日中共中央致电全军，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33]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但只过去二万余人，即被胡宗南，王钧、毛炳文等部所阻。王维舟则同未过黄河的部队与中央红军一道，参加了山城堡战斗，是役后即进驻保安，终于摆脱了张国焘的羁绊，回到了毛主席、党中央身边。

12月7日，中央军委改组通令任命王维舟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4]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部第四局局长。[35]这充分显示了毛主席、党中央对王维舟的深刻了解和无比信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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