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书，又名王培明，汉族，彝良县两河乡铜厂村人，1887年生，兄弟姐妹7人，排行第二，人称“王二爷”。父辈置有一定田产，以农为主，兼营商业。王兴书从小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好打报不平。
    1931年起，王兴书任横定乡保董，因抵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酷剥削，1934年前后被免去保董职。后家道衰落，一贫如洗。
   王兴书通过外出谋生的侄儿王相阳、王相春与会泽（东川）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参加“救贫义勇军”。1932年，王兴书在国万明、余吉忠的掩护下，前往东川，参加中共东川县委书记蒋开榜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被任命为第五路救贫义勇军司令，并授予“第五路救贫义勇军总司令部”印章、旗帜、章程等。
   王兴书回到彝良后，利用群众迷信宗教的心理，以吃素、拜佛为掩护，在大关、彝良、盐津等地宣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剥削，打富济贫，解除穷人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串联发动群众秘密参加“救贫义勇军”。他在向青年人做宣传发动工作时讲到：“年青人不要怕，怕就闹不成革命”。为将“救贫义勇军”建设成为一支有纪律、受群众拥护的队伍，他向群众宣传：“我们走到哪里都要保护穷人，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王兴书历尽艰辛，秘密活动于彝良、大关、盐津的边境地区，经过宣传发动，数百人秘密加入了“救贫义勇军”，并为派了团长、营长等领导人。
   1933年冬，为了解决救贫义勇军的武器装备问题，王兴书率王相阳、余吉忠、余吉万、王应安等100余人，以赶街为名，进入彝良县城，准备夺取国民党彝良县政府武器。因部分先进入县城的人员在饭店吃饭时不慎将旗帜暴露，遭国民党地方武装围捕。王兴书命令全部队员撤到深山密林中隐蔽，等待时机，再行暴动。这时，国民党彝良县政府获得情报后，一面报告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一面派出大批军警对“救贫义勇军”进行搜捕。营长余吉忠及杨隆贵、杨隆科、杨隆榜、杨隆其、杨树银、陆先伦、王应安等人被捕。余吉忠被判刑3年，其余人员被关押，受尽严刑拷打后由亲属出资具保释放。王兴书等则隐蔽于川滇黔交界地区继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通令东昭各属机关严加防范，彝良县政府悬赏大洋200辑拿王兴书。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昭通。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王兴书认为时机成熟，积极筹划、准备武装暴动。秘密向救贫义勇军各级组织制发旗帜、宣言、符号、干粮，计划于1935年4月5日（农历三月初三）以劝道行善为掩护，召开龙华会，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枪支，扩大武装，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正当王兴书于营长李协文到红布戛指挥联络彝良、大关、盐津各路义勇军秘密聚集时，被国民党彝良县政府的密探张崇温和奸细元相、罗昭将救贫义勇军的行动计划密报彝良县政府。彝良县政府于4月2日召开军事联防会议，对围剿义勇军进行秘密部署，并函请大关县政府派兵协助。4月4日晚，大关、彝良两县军警民团将白家坡至戛玉道、扯路沟、则笆渡口，泥扯块至戛玉道、扯路沟、花鱼洞等通道、渡口封锁，并派对秘密将红布戛王兴书、李协文已聚集的救贫义勇军100多人包围。4月5日佛晓，国民党地方武装向义勇军发起攻击。王兴书、李协文指挥义勇军战士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数小时后，终因敌人武器精良，敌众我寡，部队被敌人打散。王兴书等十多人陷入重围，被敌人抓捕，印章、旗帜、符号、枪支、刀具被收缴。营长李协文突围后转移盐津县岔河（今柿子坝）麻地大岩脚，遭国民党地方武装“围剿”，壮烈牺牲，首级被悬挂于柿子坝街头示众。团长陈志彬被捕后关押于铜厂河，被吊打致死。李贵发全家遭洗劫，李母被吊打致死。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毛坪大寨遭敌人围攻打散。
   王兴书被捕后，关押于县城，受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秘密。王兴书被捕，时民国《云南日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报导，彝良县政府重赏了有功人员。
   敌人在对王兴书的审讯智尽途穷、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于4月底将王兴书杀害于彝良县城。在押赴刑场的途中，王兴书高呼革命口号，痛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围观的群众无不为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

                        王兴林  王大平  王世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