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我们怎样抢救一个“半残村”
王澍
日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在2016年“TED×上海”活动中作了题为《让城市向乡村学习》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讲述了自己在浙江富阳将一个“半残”的村子起死回生的故事。以下是演讲内容精编。
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乡村文化需要抢救，中国的乡村文化天天都在崩溃，如果你不抢救，10年之内也许就不存在了。
我们从2012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的一个工作，就是抢救富阳的一个村子。我们在富阳做了一个全县调查，一共300多个村子，列入保护名录的只有一个村子，剩下的290多个都可以随便拆除。那么还有多少个村子值得保留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还保留一些传统的村子，也不过剩下20多个。这20多个村子，我想把它们抢救回来。
我们从中选择了文村作为启动点。这个村子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录，我们的专家认为它没有任何保护的价值。但是在我眼里，它是有价值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村落都有它的价值，有一群人生活在那里，这就是它的价值。
我给文村起了个外号——“半残村”，因为它基本上老房子只有不到一半，其余都是新房子。
当时村里有块新的土地，他们做了个规划，要造15栋新的农民房，大家梦想着像美国人一样生活，要住进新的大房子。我当时看了之后就跟他们聊天，我说我们不能这样浪费土地，我们的土地很紧张，这种做法太奢侈了。于是我们启动了这个工作，想办法帮助他们。
我们进入村子后，试图找到一种不同的做法。
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房子挨着房子，密度很大，我想在原来的土地上重新规划。我一共设计了24户人家，而且是疏密有致的，这些房子感觉是从老的村子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这个时候，你就体会到了建筑学的力量、设计的力量。
24户人家，我一共设计了8种房型，每一种又设计出三种变化，也就是说一共设计了24种户型。任何一个建筑师如果用商业利益去计算，都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你必亏无疑。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群生命，你就完全会有另外一种想法。
中国人的生活里，有没有院子是一个天大的区别。还有，我们中国人一进门就有一个堂屋，你的祖宗在那里供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现在很多新的农民房，没有院子，没有堂屋，祖宗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们新做的房子必须坚持有院子和堂屋，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我把厨房设计得很大，我希望他们还能用传统的方式烧饭。
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有四年了，只完成了一半。我们做得很慢，我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快，快了要出问题。如果你们去看村子改造前后的对比图片，只能看到一点点微妙的变化。
我们设计了一个夯土的新民居，当时很多人说，农民不可能接受的，绝对不可能接受。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2013年，确实很多农民是抵触的、反对的。当地的政府压力很大，村长、书记压力也很大，大家都怀疑这些房子农民到底能不能接受。
今年春节后，村里开了个会，让农民自主选择新房子。第一批有13户人家获得了选房的优先权，村里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在我们设计的房子里挑一栋，另外还有一块地农民可以自己造房。最后13户农民有12户选择了我们设计的新房子，有一户选择自己造。
前两天，我们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跑到那个村子里去看，他回来对我说：“农民居然把烧柴的土灶砌在了你设计的厨房里，这是你想要的吗？”我当时非常高兴，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当时把这个厨房设计得比城里大得多，我就是希望有农民做这样的事情，把土灶砌回去，柴烧的饭的香味才会出来。城里人不知道，山上的杂木要定期清理，不清理的话山里的植物不能够很好地生长，所以砍柴和烧柴对农村人来说是必需的。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老人们仍然能够轻松地、开心地住在原来的村子里，我们的改建工作没有打扰到他们的生活。同时你会发现，他们身上还多了一样东西，多了一份对这个村子的自信和骄傲。
日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在2016年“TED×上海”活动中作了题为《让城市向乡村学习》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讲述了自己在浙江富阳将一个“半残”的村子起死回生的故事。以下是演讲内容精编。
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乡村文化需要抢救，中国的乡村文化天天都在崩溃，如果你不抢救，10年之内也许就不存在了。
我们从2012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的一个工作，就是抢救富阳的一个村子。我们在富阳做了一个全县调查，一共300多个村子，列入保护名录的只有一个村子，剩下的290多个都可以随便拆除。那么还有多少个村子值得保留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还保留一些传统的村子，也不过剩下20多个。这20多个村子，我想把它们抢救回来。
我们从中选择了文村作为启动点。这个村子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录，我们的专家认为它没有任何保护的价值。但是在我眼里，它是有价值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村落都有它的价值，有一群人生活在那里，这就是它的价值。
我给文村起了个外号——“半残村”，因为它基本上老房子只有不到一半，其余都是新房子。
当时村里有块新的土地，他们做了个规划，要造15栋新的农民房，大家梦想着像美国人一样生活，要住进新的大房子。我当时看了之后就跟他们聊天，我说我们不能这样浪费土地，我们的土地很紧张，这种做法太奢侈了。于是我们启动了这个工作，想办法帮助他们。
我们进入村子后，试图找到一种不同的做法。
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房子挨着房子，密度很大，我想在原来的土地上重新规划。我一共设计了24户人家，而且是疏密有致的，这些房子感觉是从老的村子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这个时候，你就体会到了建筑学的力量、设计的力量。
24户人家，我一共设计了8种房型，每一种又设计出三种变化，也就是说一共设计了24种户型。任何一个建筑师如果用商业利益去计算，都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你必亏无疑。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群生命，你就完全会有另外一种想法。
中国人的生活里，有没有院子是一个天大的区别。还有，我们中国人一进门就有一个堂屋，你的祖宗在那里供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现在很多新的农民房，没有院子，没有堂屋，祖宗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们新做的房子必须坚持有院子和堂屋，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我把厨房设计得很大，我希望他们还能用传统的方式烧饭。
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有四年了，只完成了一半。我们做得很慢，我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快，快了要出问题。如果你们去看村子改造前后的对比图片，只能看到一点点微妙的变化。
我们设计了一个夯土的新民居，当时很多人说，农民不可能接受的，绝对不可能接受。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2013年，确实很多农民是抵触的、反对的。当地的政府压力很大，村长、书记压力也很大，大家都怀疑这些房子农民到底能不能接受。
今年春节后，村里开了个会，让农民自主选择新房子。第一批有13户人家获得了选房的优先权，村里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在我们设计的房子里挑一栋，另外还有一块地农民可以自己造房。最后13户农民有12户选择了我们设计的新房子，有一户选择自己造。
前两天，我们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跑到那个村子里去看，他回来对我说：“农民居然把烧柴的土灶砌在了你设计的厨房里，这是你想要的吗？”我当时非常高兴，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当时把这个厨房设计得比城里大得多，我就是希望有农民做这样的事情，把土灶砌回去，柴烧的饭的香味才会出来。城里人不知道，山上的杂木要定期清理，不清理的话山里的植物不能够很好地生长，所以砍柴和烧柴对农村人来说是必需的。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老人们仍然能够轻松地、开心地住在原来的村子里，我们的改建工作没有打扰到他们的生活。同时你会发现，他们身上还多了一样东西，多了一份对这个村子的自信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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