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聊斋》百般世情(组图)

2015-12-14 10:52:31来源：扬州网-扬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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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宝明

　　如果说古代长篇小说以曹雪芹为首，短篇小说就是蒲松龄最有成就了，《红楼梦》与《聊斋志异》，这两部巨著都与扬州有关。
　　康熙九年，屡试不第的蒲松龄应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聘，随其主事宝应、高邮等地。至此，他与扬州结下文缘。蒲松龄不仅与扬州的地方官及文化人有交往，其《聊斋志异》中还屡屡见到以扬州为叙事原点生发出的故事，狐仙鬼怪背后的社会风情和景况无不是扬州时风之折射和投影，不能不说是扬州的文化土壤为其创作提供了不尽源泉。
　　结缘扬州成就《聊斋》
　　蒲松龄早年为博取功名用功读书，19岁时中得一名秀才，但此后即屡试不第，又不善治生，生计日窘，孩子又多，以致“家贫不足自给”。其转机是康熙九年(1670)九月，31岁的蒲松龄应同邑友人、时任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聘，来到宝应做一名文牍师爷。
　　孙蕙是一循吏，他长蒲松龄8岁，仕途颇通达，顺治十八年（1661）中进士，先在刑部任职，后转宝应知县，一度兼署过高邮州事。宝应县令任务繁重，除了管民事，还要管河工、驿站，上司部门还常刁难。但孙蕙深得民心，能游刃有余地周旋，有一次上官苛令浚河，欲借故找茬。士民感愤，不呼而至者万余人，两个月的工程6昼夜就完成，上官无话可说，士民绘制了《浚河图》以志其实。《聊斋》中有不少循吏的题材，不能不说是孙蕙对蒲松龄的耳濡目染。
　　王渔洋与蒲松龄虽生活在同时代，但两人在人生境遇、文风追求、著作价值上有着巨大的反差与对比，颇具戏剧性。王渔洋当年是大江南北莫不敬仰的“文坛领袖”，蒲松龄则偏居一隅，闻者甚少。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四年（1665）王渔洋在扬州任推官，后又任过江苏清浦海关监督。他廉洁奉公，审慎行事，勤于政务，在扬州被誉为“青天”，“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扬州百姓建“三贤祠”，供奉欧阳修、苏东坡和他。
　　而《聊斋》的成书与王渔洋关系密切。倪鸿《桐阴清话》载：“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闻其书初成，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并书后一绝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余谓得狐为妻，得鬼为友，亦事之韵者。”蒲不屈节，王不倚势，诚为难得。清末邹弢《三借庐笔谈》说：“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象，……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王阮亭（王渔洋号）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先生尝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时人服先生之高品为落落难合云。”蒲、王交往，尤见高雅。蒲氏身居困窘，三避显宦见访，不为富贵所淫，实为难得；王氏身居高位，能屈节下士，三访寒士，三拒而不愠。收书未成，犹与品题游扬，一夜读竟归还，以避录副之嫌。渔洋胸襟宽宏，极为难得。蒲松龄是由于在怀才不遇和文学创作的困惑中，受到了这位高官、文坛泰斗的褒誉，使其在文坛地位有所提升，而感到非常欣慰，颇有知己之感，自然对王渔洋的为官清正与诗文造诣非常钦敬关注，进而成为书中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关心民瘼的行状。王渔洋去世之际，蒲松龄以《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客数日矣》为题，含泪写下四首挽诗。其中有：“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极尽对这位恩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以及对其治学的推崇。
　　有趣的是，经历400余年的历史沉淀，两个人在文坛、社会上的知名度却颠倒过来，王渔洋尘封于少数文学研究家的笔下，而蒲松龄则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人因文存，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经得起当代的眼光，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蒲松龄与扬州八怪同处一个时代，都是文坛画苑的巨擘和高峰。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也是蒲松龄的同乡挚友，高曾给《聊斋志异》题跋题诗：“《聊斋》一卷破岑寂，灯光变绿秋窗前。《搜神》、《洞冥》常惯见，胡为对此生辛酸。”高凤翰因随父亲在蒲的故乡淄川待过一段时间，与蒲松龄有忘年之交，从题诗题跋看，高是真正了解了聊斋的真意，是蒲松龄的知音。
　　扬州风情丰富《聊斋》
　　蒲松龄一直生活在山林乡间，他虽“读万卷书”，但未“行万里路”，他只远游至扬州、高邮、宝应一带。如果说古代长篇小说以曹雪芹为首，短篇小说就是蒲松龄最有成就了。这两部巨著都与扬州有关，不能不说是扬州的文化土壤为其创作提供了不尽源泉。可以说，没有扬州之行，就没有《聊斋志异》中很多好作品，甚至是一些支柱型的作品。
　　南方风物对蒲而言处处都有新鲜感，他于公事之外，常陶醉于宝应、高邮、邵伯和扬州的美景中，自然引起诗兴，如《射阳湖》、《早过秦邮》、《泛邵伯湖》、《泊舟》等等,都反映了他的悦目、悦耳、悦心。
　　他与孙蕙两次来扬州。一次就是康熙十年(1671)元宵后，《元宵后与树百（孙蕙字）赴扬州》:
　　沽三白酒供清饮，携岕山茶佐胜游。
　　分赋梅花漾轻桨，片帆风雪到扬州。
　　虽是紧急公务带夜乘舟赶往扬州的，风雪交加，却无妨风雅，饮着宝应的三白酒，喝着岕山茶，各自以梅花为题分韵赋诗，不知不觉于片帆风雪中到了扬州。
　　又一次来扬州，也是连夜启程。有《夜下扬州》诗:
　　梦醒帆樯一百里，明月江树密如排。
　　舟中对月拥窗坐，烟舍村楼尽入怀。
　　舟中一觉醒来，扬州已然在望，一片清新景象，顿感心胸一阔。
　　以水取胜的江淮风光，使他获得了不同一般的感受，南方的旖旎华丽，与山东的粗犷豪放反差巨大。城镇繁华，田园野趣，小桥流水，舞榭歌台，名胜古迹，园林古宅，或淡妆或浓墨却是无限风情，虽饱览沧桑仍然是吴越流韵。他有《与树百论南州山水》诗对比两处不同:“扬州有红桥，廊榭亦萧敞。余杭有西湖，淳流亦滃泱。雕甍斗华丽，名流过题赏。乃知北方士，自不善标榜。”南游期间，蒲松龄谈狐说鬼的兴趣不减，“途中寂寞多言思，舟上招摇意欲仙”，当是扬州的故事为《聊斋》吹入一股清新之风。
　　讽贪颂廉的《聊斋》诉求
　　蒲松龄是孙蕙府上的幕僚，近距离接触，赤裸裸地看到官场黑暗，寡廉鲜耻，达官贵人的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他能将官场黑暗刻画得入木三分，是扬州给他了真情实感。
　　官吏贪黩，腐败成风。蒲松龄很善于用神鬼故事剥开神圣的画皮，《岳神》写扬州同知，夜梦岳神召之，窥见神的秘密，原来“阎罗王与东岳天子，日遣侍者男女十万八千众，分布天下作巫医，名"鈎魂使者"。”有人生病投医，“出方为剂，暮服之，中夜而卒”。天神与地鬼公然勾结，赤裸裸地大肆残害无辜百姓，令人发指。当然作者也教训那些身在高位的人，《续黄粱》中，一个当官的人，在梦中当上了宰相，无恶不作，荒淫无耻。死后进入地狱，上刀山下油锅，还要将其贪污的325万两银子熔化成水，让他喝下。“生前只嫌银子少，此时只嫌银子多”。蒲松龄用天才的文笔，惩罚了贪官污吏。有人说这和扬州槐安蚂蚁国的故事如出一辙。
　　赞美循吏，关心民瘼。《于中丞》，是高邮的官员，他善于断案，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强寇，分析案情丝丝入扣，毫厘不爽，不动声色地将横行乡里的强梁尽数捉拿归案，为良民平冤昭雪。其对民负责的精神，分析判断的能力深孚众望。《橘树》取材于兴化，写刘县令之女爱橘、护橘，其后虽离兴化仍念橘如初，当刘姓女再回兴化时，橘已十围，枝繁叶茂，但茂而不实，及女同夫在兴化为官，政声很好，繁实盈枝，而当夫要解任时，树“憔悴而无华”。
　　百姓英勇，敢斗神鬼。能直揭匪鬼勾结，阴阳共同作祟。《伍秋月》写高邮王鼎，与鬼伍秋月真诚相爱，带王鼎到阴间，见兄虽是秉礼君子，但被鬼捉拿，受尽折磨，先是好话央求二鬼皂宽释，鬼皂公然索贿，王鼎忍无可忍，以佩刀立决二鬼。伍秋月帮他逃离阴间，教他方法，使王兄复活，王鼎脱险。但伍秋月却被监押，“押役遇之虐”。王鼎再入阴间，见二鬼役正猥亵伍秋月，于是“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斩如麻，篡取女郎而出”。虽然作者以宿命诠释，但他笔下的花妖狐怪、侠义斗贪的描写，寄予百姓的反抗精神；塑造的乐于助人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
　　随笔点染，皆成妙境；嬉笑怒骂，都是文章。凡主要篇目，最后皆有“异史氏曰”，不是就事论事说故事的离奇，而是以之为载体针砭时弊，关心民瘼。
　　精神恋爱的笔底投射
　　扬州辖县的任职，多次名城的造访，他对扬州温柔富贵乡有了直观的感悟，而与孙蕙爱妾的缠绵的精神恋爱又丰富了蒲松龄笔下的爱情。
　　蒲松龄从高邮来扬州，游了红桥，写诗说，“我到红桥日已曛，回舟画桨泊如云。饱帆夜下扬州路，昧爽归来寿细君”。诗中说天不亮要赶回去“寿细君”，“细君”是对别人妻子的称呼，分明即是赶回去为孙蕙的妻子祝寿。孙有一位随任的聪明俊秀的妾顾青霞。顾青霞是扬州姑娘，蒲松龄曾经为她写了许多诗，其中一首《听青霞吟诗》：“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如披三月柳，斗酒听黄鹂。”蒲、顾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一说是蒲松龄入幕孙蕙前，顾已是孙妾；一说是蒲、顾认识在先，成孙妾在后。在《聊斋词集》中，有写给孙蕙的4题词，题下注“戏简孙给谏”，写的却全都是顾青霞，看似奇怪，实际上是很有深意的。作为开题的第一首分为3阕，上阕是《梦幻八十韵》中描述的情形；中阕写的是包括《听青霞吟诗》等在内的祝寿宝应期间的一切；下阕分为三层：第一层想象顾来到孙蕙府中后，“万唤才能至，庄容伫立，斜睨画帘。时教吟诗向客，音未响，羞晕上朱颜”；第二层写蒲对顾的情感，“忆得颤颤如花，亭亭似柳，嘿嘿情无限。恨狂客兜搭千千遍，垂粉领，绣带常拈”；第三层隐讳地说出对顾的思恋：“数岁来未领神仙班，又不识怎样胜当年”，并借孙蕙夫人赵氏之口说出自己“厮妮子，我见犹怜”的心思。下面3题，则描述了他们又一次见面的情形：“凄凉一夜，锐减小腰围”，“意惴惴，恐人觑破，急蹴纤弯”。4题词说明至少此时，顾青霞尚未成为孙蕙的姬妾，而蒲氏写这些词的目的，就是在委婉地请求孙蕙能成全自己和顾青霞的姻缘。康熙二十三年（1684）孙蕙丁父忧，服未除便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在家中死去。他的众多姬妾们自然都被放还出去，但顾青霞却留了下来，没有再返回自己的故乡。这当然不会是为了给孙蕙守节，而是因为淄川有她深爱着的人——蒲松龄，可惜不久她却寂寞地离开了人世，蒲有《伤顾青霞》：“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诗中的蒲氏对顾的情感是真挚的。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体现在《聊斋志异》里，就有了“精神恋爱”的描写，如《宦娘》，男主角温如春，曾经向一位女子求婚，遭到拒绝，其实姑娘是位女鬼，最终也成全了他在尘世中的好姻缘。这样的故事，在《聊斋志异》里有很多。
　　类似的还有《嫦娥》，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该题材取自扬州，开宗名义，“太原宗子美，从父游学，流寓广陵”，“父与虹桥下林妪有素”，三个人物，嫦娥是月宫仙人下凡，宗子美为人间君子，颠当则为狐狸精。蒲松龄通过三人分离聚合的曲折经历，歌颂了爱情的忠诚、待人的诚笃，夫妻朋友相待要能“极我之乐，消我之灾，长我之生，而不我之死”，可贵者，作者直指束缚男女爱情的礼俗，三人的相处是在无族长、父母的压制之下的自由相爱，无封建礼教的干涉，能按照自己的感情与意愿，大胆地追求心爱之人，同时又不自私，设身处地为他人，尤其是心爱的人着想，甚至以牺牲自己的幸福而成全他人，所以最终他们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这种充满理想的期盼，无疑是对扬州现实爱情生活中的新生因素的集中升华，真切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憧憬与渴望。
　　当然这种爱情要有勇气、执着，突破世俗藩篱。《伍秋月》中，王鼎为使爱人伍秋月还魂，遵伍嘱咐，将僵尸从棺木中抱出，归还家中，不管家人的疑惑不解，而是“生启衾，长呼秋月，夜则拥尸而寝”，终于“日渐温暖。三日竟苏，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
　　应该认识到，《聊斋》的不少爱情题材，有人给其定位“精神恋爱”。其实作者不仅仅是复说离奇的故事，而是形象地反对程朱理学，既摒弃《金瓶梅》中的“滥淫”，否定其“纵欲主义”；也舍弃《红楼梦》中的“意淫烂俗”，取其“钟情主义”的纯真。男女的相知相慰、相守相契，表现出抵制理学的民主精神、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
　　“西周生”应是蒲松龄
　　《醒世姻缘传》是清朝初年以家庭、婚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全书一百回，百万余字，该书写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该书的作者一直聚讼纷如，署名为西周生，但多相传为蒲松龄所作。
　　钱玄同看到了这部小说宣扬因果报应的一面，因而对它评价很低，认为它“除了楔子之外，便是迷信，一无足取”。胡适同意此书的“大结构”是“根据于一种迷信观念”，但认为“富于写实精神”，语言“流畅漂亮”，“很有可取之处”。
　　1925年时，胡适在北京大学做教授，亚东书局标点重印的《醒世姻缘传》已排好，冲着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声望，邀请他作序，且把清样送给胡适，年年催促，因他不曾考出这书的作者“西周生”是谁，所以六七年不能动手作序，后来由于材料渐渐增添，居然可以解答作者是谁，于是写了考证，最后署的日期是1931年12月13日。
　　胡适对这部书的最大贡献，考证出了署名西周生的作者就是蒲松龄。
　　胡适的依据之一，提到《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小说与《醒世姻缘传》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如一篇小说《马介甫》，写大名诸生杨万石与尹氏一对夫妇的故事。尹泼辣悍毒，鞭挞丈夫，虐待公公，杨极为软弱，后万石遇一狐仙幻化的年轻人，名马介甫，二人订交。马知杨惧内，便多次助杨，设法惩罚尹氏，但杨始终不能改变惧内的毛病。再如一篇是《恒娘》，写洪大业其人，妻（朱氏）貌美而妾貌平平，但洪却昵妾疏妻。另有布商狄某，妾貌美而妻（恒娘）貌平平，但布商却昵妻疏妾。朱氏向恒娘求教，在恒娘的指导下，终于得到丈夫的专房之爱，两人遂成闺中密友。数年后，恒娘才向朱氏坦陈，自己是狐仙。两篇可作对比，针砭时弊：夫虐妻、妻虐夫，一夫多妻，妻妾争宠，揭示社会现象，寻其发生根源。胡适不同意人们以因果报应说评价蒲松龄，而是用新视角对《聊斋》提出了新评价，他提出发生上述现象的“真原因”在于男女“性情不合”与“婚姻的根本制度不良”，部分地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升华了蒲松龄《聊斋》的思想意境。
　　胡适的根据之二，盂城驿有接待来往官员、传送文书、监狱管理的多种功能，《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四回“薛素姐送回明水，吕厨子配死高邮”：吕厨子因犯罪发配至盂城驿，无银钱贿赂驿丞，又无关节说情，30板杀威棍打得皮开肉绽，这才怀恨在心，当得到厨师差事时，下毒药在驿丞的饭菜中以泄其愤，事情败露后，被活活饿死狱中。吕厨子的不幸命运与悲惨结局，驿丞的横行不法，无法无天，与《聊斋》的思想吻合，唯有像蒲松龄这样做过盂城驿驿幕的人才有深刻体会，也才能入木三分地反映驿站的黑幕。现盂城驿有两组塑雕，一是康熙南巡图，排场、威风，风光；一是吕厨子活活饿死，凄凉、悲惨。
　　清顺治初年，清朝政府为减轻负担，首次将部分驿丞裁撤，驿站划归当地州县管理，以后又陆续撤并。这样一来，马价、草料、工资等银两入不敷用，造成“邮递瘦累至极”，“冲要地方尤为困苦”。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高邮“水灾连年”，遇到了“从来未有之奇荒”，加之过往驿使、官吏违例用驿者越来越多，“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不当入者，十有八九”，且愈演愈烈，当时盂城驿已濒临倒闭。孙蕙深感压力沉重，要蒲松龄代写《高邮驿站》呈文上报扬州府。蒲松龄在呈文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驿站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深刻揭露了治邮松弛、扰民害民的弊端。蒲先生神情凝重地写道：“头站一到，家丁四出，鸡犬不宁”；“夫船有供应矣，而又勒索马匹；廪给有矣，而又勒索折乾。稍不如意，凶焰立生，轮鞭绕眶，信口喷波，怒发则指刺于睛，呵来则唾及于面”。上面虽然规定严禁大吃大喝，而过往的上级官员定要美味佳肴，索取各种特产。至于那些生活在最基层的驿卒、马夫、水夫则更为困苦。蒲松龄在呈文中大声疾呼：“救一线危驿”。《高邮驿站》呈文切中时弊，表现出蒲松龄对盂城驿内幕有着深刻的洞察，并具有诚实率真的本性，敢于直言，如实禀报。这篇呈文已被收入《蒲松龄集》。
　　蒲松龄对盂城驿的描写，无论是在《聊斋》中以小说语言的绘声绘色，还是在呈文中的入木三分，都说明他对驿站的驿务、内幕洞若观火，对驿丞、邮差的生活鞭辟入里。因此，胡适据此推断他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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