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偏爱王维胜过李白？
[摘要]在中国，李白和杜甫是地位最高的诗人，在翻译成英文之后，比较受欢迎的是寒山和王维。
腾讯文化实习生杨竹琳编辑整理
10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博雅人文论坛”第四单元“诗、思与中外共享”在北大人文学苑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腾讯文化联合主办。骆英、西川、欧阳江河、张辉、陈福民、陈晓明等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发表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骆英：“虚无”的当代诗学意义
中国地域性的现代性经验已经变成世界的现代性资产，由于全球化使中国受益，中国的百年复兴一直在召唤现代化，所以意识形态上没有出现责难现代性的主体倾向。
但是我们没有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普及，而把现代性的总体知识和结构更换过来，这是当下语境对换的问题。文学失去了全球化现代性审美的主体活力。因此形成的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性，将会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我们的主体审美观念。所以它不能和尚未在美学意义上对社会的价值崩溃能做出深度的反应。尤其是出现在再意识形态化的再转向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性趋向值得关注。能否有自觉性和有能力审美，对中国泛滥的虚无主义审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处理中国文学和全球化关系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新诗的出现也是对现代性中国化美学的世界反应，表现在民族复兴的召唤下对现代性的渴望，对全球化的拥抱，对传统文化的置疑。现代性在中国的地域化导致两种含义的并列出现，一是在传统意义，所谓民族主义上价值体系的解体；二是前者意义的解体以后导致虚无主义在中国的地域性蔓延特征。
欧阳江河：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
欧阳江河（诗人）
诗歌写作不是为现实而存在的，而是为现实感而存在的。诗歌要处理的不是像新闻直接处理现实，而是从所有的有可能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或者从未发生的现实中提炼出诗歌意义、文学意义上的现实感。
时代发生的种种事情，种种灾变，种种的幸福，种种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如果没有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的深化，这个时代就不曾存在。
写作要有当代的活力，而这个活力是源于我们对生命的基本感悟，源于对现实的认识、接受、反省、怀疑、抵抗和容纳，也包括对现实的敏感超越，甚至有时候是低于这个现实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所有话语都无法对当代诗歌正在发生的进程做出描述。甚至我们进行批评和描述的时候，所使用的种种术语也更多地适合二、三流的诗歌，而不足以描述一流诗歌。因为一流诗歌包括太多的原创性、复杂性的东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但要强调写作意义上的原创性，也要强调阅读、批评、理解上的原创性。
西川：中国古典诗词的外译与传播
翻译的事情涉及到西方对中国想象，我们通过读外国文学的翻译也有对于外国文学的想象。我们自己以为了解的世界文学的状况也许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的状况，是一个被翻译、过滤过的状况。
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经过了几个阶段，20世纪以前，做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是一些传教士，因为他们不是文学家，只是把中国古典诗歌充满错误的翻译成了英文。随着现代主义的产生，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进入到一个加速度的时代，就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翻译。他们对这些诗人，或带有诗人气质的人的翻译，对于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和想象，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并不少，像全唐诗、千家诗，这些东西都翻译成英文。但是它最终形成的结果，当这些东西都翻译成英文以后，古典诗歌进入了另外一个评价系统，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中国古典诗人的评价，不完全等同于在英语世界呈现的情况。在中国李白和杜甫是地位最高的诗人，在翻译成英文之后，出彩的诗人李白和杜甫诗除外的，比较受欢迎的是寒山和王维。中国人对中国文学自己的认识，到另外一个语境中会遇到一点点挫折，也许有一个美国诗人给你大谈寒山，而我们自己对寒山的评价没有那么高。中国当代文学也碰到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大名鼎鼎的作家，有可能在国外没人读。
张辉：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与进略
今天我只讲两本书，一本是莱辛的《拉奥孔》，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拉奥孔》这本书一般被定义为符号美学，它的第二个标题是“画与诗的界限”，这个标题更像是艺术、哲学、美学意义上的标题，这个书讨论的是画与诗的界限，在画与诗的界限中莱辛是倾向于诗的。还有第三个标题，是“画与诗是在题材和模仿对象上的不同”；第四个标题，是“关于古代艺术史的若干观点”，这个标题本身在文学意义上讲，似乎就有某种诗的意味，设定了一个文学语境，实际上，书中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探讨《荷马史诗》。这说明，我们在讨论看起来被我们定义为理论性的文本的时候，会发现它有许多文学的入口。
第二，与之可以相呼应的例子。是尼采的文本，尼采的文本是文学性的，是语录体的文本，包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也有情节的设定，显然不是康德、黑格尔式的文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个句式恰恰是对德文的第一个圣经翻译文本的句式的模拟，一种戏拟。而这个戏拟说明他是要用基督教经典文本的方式来反基督教，这有非常大的反讽的意义。
从这两个被定义为美学家、哲学家的人的作品可以看到，这些现代学科所给出的也一系列的规定，不应该是限制我们去进入思想者的文本的那些障碍。而恰恰应该相反，它是我们进入理解思想者的一种文学性的通道。
陈福民：“诗意”与生存的当下境遇
就学术史而言，诗意的问题被提出来是在非常特殊的境遇下提出的，并不是自然生成的。中国是诗歌大国，中国的诗歌一直是自足、自我生长，但从来不曾提出“诗意”这个问题，大家就会去设想，诗意是怎么被提出来的？提出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有必要去追诉，海德格尔讨论的“诗意”是什么？
诗意的概念被提出的时候，是非常深刻的。第一，它意味着自然的、自足的诗歌写作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二，它体现着浪漫主义和现在生活的严重冲突。联系现实，“诗意”的提出表明中国现代生活遭遇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诗意”被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诗意”神圣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划定开放了界限，这是一种二元论的陷阱。诗意有被夸张的、渲染的时候，它与我们内心的日常生活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平凡理解构成了某种讽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会被这种二元论所纠缠。
所以我不会把“诗意”变成特别简单的、神圣化的、文艺化的词汇对待。通常我对诗意这个词保持“敌意”，当我们把它高悬在生活和自然传统之上，其实是在与我们的诗歌生活渐行渐远。
陈晓明：侥幸的回归，越过现代主义的乡土转向
中国在世界上被广泛承认的小说的作家，像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张伟等，他们的叙事相似，都在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衰败的岁月，做了非常深刻有力的表达，这在世界文学格局中都是非常独特的。这些作家都有非常扎实的、深厚的生活底蕴，特别是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农村中生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们的生存经验是此后的中国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今后的中国作家，再也不可能有生长于农村中的那深厚和全面的经验。
在今天，除了依赖这些乡土一代的60岁的大师，中国的乡土文学是不是能够维继保持这样的高度，达到更高的高度？我这点是怀疑的。
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现代主义运动，有非常经验的乡村、乡土大师，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在这条道路上一劳永逸。那么中国文学下一步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乡土文学让我们体会到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经验，这个经验也获得了世界的承认。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反省，就是找出今天和80年代的区别，在对自身的历史和语言的深刻理解中，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方式，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世界文学的共享和沟通。
腾讯文化实习生杨竹琳编辑整理
10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博雅人文论坛”第四单元“诗、思与中外共享”在北大人文学苑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腾讯文化联合主办。骆英、西川、欧阳江河、张辉、陈福民、陈晓明等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发表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骆英：“虚无”的当代诗学意义
骆英（诗人、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地域性的现代性经验已经变成世界的现代性资产，由于全球化使中国受益，中国的百年复兴一直在召唤现代化，所以意识形态上没有出现责难现代性的主体倾向。
但是我们没有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普及，而把现代性的总体知识和结构更换过来，这是当下语境对换的问题。文学失去了全球化现代性审美的主体活力。因此形成的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性，将会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我们的主体审美观念。所以它不能和尚未在美学意义上对社会的价值崩溃能做出深度的反应。尤其是出现在再意识形态化的再转向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性趋向值得关注。能否有自觉性和有能力审美，对中国泛滥的虚无主义审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处理中国文学和全球化关系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新诗的出现也是对现代性中国化美学的世界反应，表现在民族复兴的召唤下对现代性的渴望，对全球化的拥抱，对传统文化的置疑。现代性在中国的地域化导致两种含义的并列出现，一是在传统意义，所谓民族主义上价值体系的解体；二是前者意义的解体以后导致虚无主义在中国的地域性蔓延特征。
欧阳江河：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
欧阳江河（诗人）
诗歌写作不是为现实而存在的，而是为现实感而存在的。诗歌要处理的不是像新闻直接处理现实，而是从所有的有可能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或者从未发生的现实中提炼出诗歌意义、文学意义上的现实感。
时代发生的种种事情，种种灾变，种种的幸福，种种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如果没有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的深化，这个时代就不曾存在。
写作要有当代的活力，而这个活力是源于我们对生命的基本感悟，源于对现实的认识、接受、反省、怀疑、抵抗和容纳，也包括对现实的敏感超越，甚至有时候是低于这个现实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所有话语都无法对当代诗歌正在发生的进程做出描述。甚至我们进行批评和描述的时候，所使用的种种术语也更多地适合二、三流的诗歌，而不足以描述一流诗歌。因为一流诗歌包括太多的原创性、复杂性的东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但要强调写作意义上的原创性，也要强调阅读、批评、理解上的原创性。
西川：中国古典诗词的外译与传播
西川（诗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翻译的事情涉及到西方对中国想象，我们通过读外国文学的翻译也有对于外国文学的想象。我们自己以为了解的世界文学的状况也许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的状况，是一个被翻译、过滤过的状况。
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经过了几个阶段，20世纪以前，做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是一些传教士，因为他们不是文学家，只是把中国古典诗歌充满错误的翻译成了英文。随着现代主义的产生，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进入到一个加速度的时代，就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翻译。他们对这些诗人，或带有诗人气质的人的翻译，对于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和想象，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并不少，像全唐诗、千家诗，这些东西都翻译成英文。但是它最终形成的结果，当这些东西都翻译成英文以后，古典诗歌进入了另外一个评价系统，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中国古典诗人的评价，不完全等同于在英语世界呈现的情况。在中国李白和杜甫是地位最高的诗人，在翻译成英文之后，出彩的诗人李白和杜甫诗除外的，比较受欢迎的是寒山和王维。中国人对中国文学自己的认识，到另外一个语境中会遇到一点点挫折，也许有一个美国诗人给你大谈寒山，而我们自己对寒山的评价没有那么高。中国当代文学也碰到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大名鼎鼎的作家，有可能在国外没人读。
张辉：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与进略
张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今天我只讲两本书，一本是莱辛的《拉奥孔》，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拉奥孔》这本书一般被定义为符号美学，它的第二个标题是“画与诗的界限”，这个标题更像是艺术、哲学、美学意义上的标题，这个书讨论的是画与诗的界限，在画与诗的界限中莱辛是倾向于诗的。还有第三个标题，是“画与诗是在题材和模仿对象上的不同”；第四个标题，是“关于古代艺术史的若干观点”，这个标题本身在文学意义上讲，似乎就有某种诗的意味，设定了一个文学语境，实际上，书中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探讨《荷马史诗》。这说明，我们在讨论看起来被我们定义为理论性的文本的时候，会发现它有许多文学的入口。
第二，与之可以相呼应的例子。是尼采的文本，尼采的文本是文学性的，是语录体的文本，包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也有情节的设定，显然不是康德、黑格尔式的文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个句式恰恰是对德文的第一个圣经翻译文本的句式的模拟，一种戏拟。而这个戏拟说明他是要用基督教经典文本的方式来反基督教，这有非常大的反讽的意义。
从这两个被定义为美学家、哲学家的人的作品可以看到，这些现代学科所给出的也一系列的规定，不应该是限制我们去进入思想者的文本的那些障碍。而恰恰应该相反，它是我们进入理解思想者的一种文学性的通道。
陈福民：“诗意”与生存的当下境遇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就学术史而言，诗意的问题被提出来是在非常特殊的境遇下提出的，并不是自然生成的。中国是诗歌大国，中国的诗歌一直是自足、自我生长，但从来不曾提出“诗意”这个问题，大家就会去设想，诗意是怎么被提出来的？提出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有必要去追诉，海德格尔讨论的“诗意”是什么？
诗意的概念被提出的时候，是非常深刻的。第一，它意味着自然的、自足的诗歌写作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二，它体现着浪漫主义和现在生活的严重冲突。联系现实，“诗意”的提出表明中国现代生活遭遇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诗意”被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诗意”神圣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划定开放了界限，这是一种二元论的陷阱。诗意有被夸张的、渲染的时候，它与我们内心的日常生活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平凡理解构成了某种讽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会被这种二元论所纠缠。
所以我不会把“诗意”变成特别简单的、神圣化的、文艺化的词汇对待。通常我对诗意这个词保持“敌意”，当我们把它高悬在生活和自然传统之上，其实是在与我们的诗歌生活渐行渐远。
陈晓明：侥幸的回归，越过现代主义的乡土转向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在世界上被广泛承认的小说的作家，像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张伟等，他们的叙事相似，都在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衰败的岁月，做了非常深刻有力的表达，这在世界文学格局中都是非常独特的。这些作家都有非常扎实的、深厚的生活底蕴，特别是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农村中生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们的生存经验是此后的中国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今后的中国作家，再也不可能有生长于农村中的那深厚和全面的经验。
在今天，除了依赖这些乡土一代的60岁的大师，中国的乡土文学是不是能够维继保持这样的高度，达到更高的高度？我这点是怀疑的。
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现代主义运动，有非常经验的乡村、乡土大师，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在这条道路上一劳永逸。那么中国文学下一步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乡土文学让我们体会到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经验，这个经验也获得了世界的承认。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反省，就是找出今天和80年代的区别，在对自身的历史和语言的深刻理解中，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方式，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世界文学的共享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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