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讲疏：文论大家深入解读王氏著作
书名：人间词话讲疏
作者：许文雨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为“小书馆”丛书之一，绝版多年。
闲翻眼前许文雨先生这本书，得以望见他与王国维的相通、他们的传统和风致相通、他们的气节和学问相通，是故许先生讲王先生讲的好，疏朗有间，疏密有度，那样的相知和相懂才能称得上临水照花的解人吧。而今天，有心人如若能偷得浮生半日捧起来读一读，也算不负昆明湖的那朵涟漪，也算对得起高山流水的知己可以相期了！
作者简介：
许文雨，生卒年不详，浙江奉化人，中国著名的文艺批评理论家。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是史学大家范文澜先生的高足，曾做过蒋经国的老师，后被邀请为蒋介石整修蒋氏家谱，但推脱之。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郑州大学。主要著作有《唐诗集解》、《钟嵘诗品讲疏》、《人间词话讲疏》、《汉魏六朝诗集解》等。
许先生终生治中国文论，用力颇深。他对《诗品》的研究，“其时无人能出其右”；学者评论其《唐诗集解》：“先生加议加评，文章如秋水得风，无痕可照，真第一流之散文鉴赏也”。他还是《人间词话》经典化的过程中，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其《人间词话讲疏》是首先对全书进行疏通讲解的专著，在文献征引和义理解说方面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为《人间词话》后续的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书摘正文：
写在前面
138年前，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88年前，还是那一个王国维，悄然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费人猜度的是，这位举世公认的大师，竟用其50年的有生之寿为世人荡起一片轻微的涟漪，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弃世遗言。88年一倏忽过去了，历史风云变幻，世事云诡波谲，除了解不开的谜，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对于这位遗老，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也说了“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这样一句话，陈寅恪更称其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今天，新时代的我们则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褒扬、赞叹或者称颂，总被雨打风吹去，没有人会过多在意。提起这位瘦小嶙峋的大学者，投影在读者心底深处的，除了一个投湖的背影外，大概就是一册薄薄的《人间词话》了吧。
1908年至1910年间，也正是多事之秋。对王国维来说，先有夫人病故，后有光绪、慈禧接连下世，宣统帝溥仪登基，而革命之变也悄然隐伏。他自己忙于词曲考证，偶尔也写些序跋，《人间词话》就零星完成于此期间。全书尽言其主观感受和一己之体验，体例上并不丝丝入扣，而是一则一则写起，写到哪算哪，颇为松散。在内容上，所选之词亦有侧重，他点评百家，独不选李易安就是明证。此外，他在考证上也略疏于谨严，譬如“衣带渐宽”一句其实出自柳永，而并非欧阳修；又譬如“众里寻他”一句出自辛弃疾，“回头蓦见”应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应作“那人却在”，此几处当为王氏误记。但瑕终究不掩瑜，《人间词话》的价值自在别处。
作为古典文学理论著作，近代以来极富盛名如《人间词话》者，还未曾有，关于这部书的注释、考证、研究，却是非常之多。大凡文学中人、古典诗词爱好者或文科学者，无不诵读此书。而王氏提出的三层“境界”，也已成为古典文艺美学集大成的理论，每有言《人间词话》者，则必少不了其“境界”论。
容我在此冒昧揣测，想来王国维先生当年写此书，或许未料到以后青史垂名，更不会有想当“最杰出学者”的心思，恐怕他也是兴之所至闲来试笔，无聊时偶而为之，少了许多考证时的谨慎和羁绊，条条框框少了，自然才会流露出心头之言，也才能言为心声。世事端的难意料，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承想他无聊之时却做了有聊的事，倒是写出了一部旷世之作。
自王国维写出《人间词话》，其后20年间，掩于尘埃之中，不被学界所知。后有俞平伯标点本《人间词话》刊行，方有《人间词话》学术史的肇端。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的北大讲坛上有两位学者讲授传播《人间词话》，一位是许文雨先生，一位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自不必论，许文雨何许人也？许文雨，浙江奉化人，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是史学大家范文澜先生的学生，曾做过蒋经国的老师。1948年前后，沙孟海先生曾邀其为蒋介石整修蒋氏家谱，但他因不愿介入时局，于是推脱之。
许先生和蒋介石有着同乡之谊，但是淡泊于名利政治，宁愿在战火硝烟的时代寻觅一间窗明几净的斗室，专注于中国文论理论体系的董理。其《钟嵘诗品讲疏》、《文论讲疏》、《人间词话讲疏》、《唐诗集解》等一系列杰出的中国文学批评著作的问世，奠定了许文雨作为中国文论大家的地位和一生治学的方向。
《人间词话讲疏》初版于1937年，是首次对全书进行疏理讲解的专著，于王氏论词之意多所发明，不仅是“创为”,而且有不少“创获”。当代学者彭玉平评价说：“整个三四十年代所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无一将王国维《人间词话》列入研究物件的情况下，许文雨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列为中国文论的殿军，这种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角度对其历史地位的认定，比单纯的个案研究，更显出一种深邃的理论眼光。……许文雨从文学批评历史角度对王国维文论的慧眼拈出，其贡献当然是不容遗忘的。”
斯人已远去，没人能追得上，也无法追得上，他们只好带着那一代人的传统和旨趣渐行渐远了。
幸运的是，闲翻眼前许先生这本《人间词话讲疏》，得以望见他与王国维的相通、他们的传统和风致相通、他们的气节和学问相通，是故许先生讲王先生讲得好，疏朗有间，疏密有度，那样的相知才能称得上临水照花的解人吧。而今天，有心人如若能偷得浮生半日捧起来读一读，也算不负昆明湖的那朵涟漪，也算对得起高山流水的知己，可以相期了！
林东林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先生
——清华琐忆
王东明
最近收到一位从未谋面的美国女士辗转来信，用中文书写，文笔流畅典雅，据说已学了十九年中文，最近八年来，正致力于写一本书（英文的），有关我父亲——王公国维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介绍给西方世界。她去年曾到大陆游历，并特地到我们家乡——海宁，凭吊我们的故居，且以当天下大雨未能照像为憾事。像她那种追根究柢，实践笃行的精神，令人不胜感佩。
我们住在清华园的时间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与童年时无邪的欢笑，但也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相继失去了亲爱的大哥和敬爱的父亲。因此对父亲和我们最后共同生活的环境和事迹，以及当时印象最深的人和事，凭着记忆，忠实地记载下来。
西院居处
我家迁入清华园，是民国十四年四月间事，当时我尚留在海宁外婆家，从母亲给姨妈的信中得知消息。北平城内后门织染局十号的房屋十分宽敞，共有二十个房间。清华西院宿舍，每栋只有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内一小间，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储藏室。左边外为厨房，内为浴室及厕所，设备已稍具现代规模，有进口抽水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铁皮制成，天气稍凉，身体接触盆边，有一种冰凉透骨的感觉，因此后来将它拆下，改用木盆。厨房旁邻接隔壁房屋处，有一小厕所，是抽水蹲式便池，专备佣仆之用。那个时候，即使居住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多数未见识过新式的卫生设备。
这些房屋的特点是院子比房屋的面积大，每户都栽种很多花木，屋后紧接邻家前院，门开右边，左邻刚相反。如此共有两列连栋房屋，合计二十户。每户都是朱红漆的大门及廊柱，闪着金光的铜门环，在当时看起来，倒也气象万千。
第二个特点是窗户特别大，一个房间中有三扇大玻璃窗，上为气窗，向后有两扇小窗，对着别家前院，装得特别高，以确保各家的隐私权。除气窗外，均不能开启。气窗上面，蒙有绿色纱布，北方人叫它作冷布。每逢更换冷布及裱糊顶棚，是一件大事，在北方住过的老年人，大半都知道。每户除门铃外，每间上房，均有电铃通下房，这种设施，在当时还很新颖。
屋外是一条平坦的柏油路，路边种着高大的洋槐树，外面即为石砌的大围墙。这条围墙除南院外，包围了整个园区。正对两列宿舍中间的大马路，有一对大门供出入。门内侧的传达室有人全天候守护。大门外即为通西直门大道，旁有小河，终年流水，清澈见底。冬天仅有靠两岸结冰，春夏山上融雪，急流汹涌，沿着河边散步，听着水声及林间鸣蝉，为一大乐事。
我们向校方租屋时，原为十七号及十八号两栋，以为连号必然毗连，等到搬家时才发现十八号在最西面，十七号在最东面，两宅相距一二百尺，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先住下再说了。后来不知是否与十六号交换了房子，还是十六号正好空出来了。因当时我尚未赴平，事后也忘了追问。总之当年冬天母亲回乡带我来到清华时，我们已住在西院十六号及十八号了。
十六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间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另有藤躺椅一只，置于书架间之空隙处，备疲乏时休息或思考时用。中间为客厅，只有一张方桌及几把椅子而已。东间为塾师课弟妹处，厕所后墙开一扇门，通达十八号。门虽开在厕所，但门一打开，即把马桶遮住，所以虽为访客必经之途，尚无不雅感觉。十八号为家人饮食起居之所，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很拥挤的。
前院平常很少有人进去，大门常年关闭，后院颇整洁，母亲爱花，老佣人钱妈是农家出身，对种花很内行，虽然没有什么名花蕙兰，春天来时，倒也满院生香。
清华三院的特色
清华教职员的宿舍，共分三院，南院位于大门外左侧，为二层楼西式建筑，都是较为年轻学者所居，如赵元任先生夫妇及陈寅恪先生，即住于一号及二号。当时赵家已有两个女公子，陈伯父则尚未成家。赵氏夫妇在生活方面很照顾他，遂成为通家之好。
西院地处清华园的西北角，建筑古色古香，距学生活动区域较远，恬静安适，是理想的住宅区。出门购物，离成府约一里，离海甸约三里，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时期，离市集稍近的地方，就方便得多。西院住的大概是年龄较长的教授和职员，租金也较便宜。墙外不远，是圆明园遗址，断垣残壁，硕大无比的石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好像在抗议无情的战火，对它残酷的摧残。
北院在园内东北角，为西式平房，大部分为外籍教授所居住。宿舍外面空地很广，不远处有一个土丘，下面有一个洞穴，小孩们常在洞里玩耍，并有刺猬出入。爬到丘顶，看到墙外一片平原，据说是个农场。
这都是六十年前的情况，前年冬天，六弟登明因事赴平，曾到西院凭吊故居，从所摄得的照片看来，面目依旧，神采全非，六十年的风霜岁月，人已绵延二三代了，而这些旧时宅院，却仍在苟延残喘，侍奉新主。
三座难忘的建筑
清华的大礼堂，是当时很有名的建筑，屋顶是铜质半球形，建材是用白色大块的大理石砌成，绝非目前所谓大理石建筑，只不过用钢筋水泥造好后，贴上薄薄一层大理石片可比。前面的大铜门，金光闪闪，又高又大。也许是那时我还小，必须要用全身之力，才能把它推开。门内甬道上铺着大红色地毯，后面为舞台。周末常有电影或晚会，那时电影只有黑白默片，演一段剧情，再有一段原文字幕的说明，虽然看不懂，倒也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大概是什么纪念日吧，请到了梅兰芳演唱《宇宙锋》，可惜当时我对平剧一窍不通，只觉得好听，扮相好看，非常像个女人而已。这座建筑，以目前的标准来看，作为集会及演出的场所，在设备灯光等方面都还谈不到，它最大的缺点，是有回声，台上说什么，后面就发出同样的声音，我想这也许是当初设计的错误。后来在南京看到中央大学的大礼堂，外表虽略相似，但总缺少那么一点华丽高贵的气质。
工字厅是因整座房舍的结构排列，像个“工”字而得名，是纯中国式的建筑，古意盎然，室外有回廊，旁边古木参天。父亲的研究室就在厅的西头，宽敞高大，书籍也不少。这地方，环境安静，很适合他在那里看书写作，是与朋友学生讨论问题的好地方。
工字厅的后面是荷花池，到了夏天荷花盛开，池边地形略高，遍植垂杨，是消暑的好去处。到了冬天，池中结了厚厚的冰，就成了溜冰场，有时有冰球比赛，平常小孩们推着冰橇，大人就在上面溜冰，在这里的冬天，比任何季节都热闹。
体育馆是当时全国高等学府中首屈一指的，里面有篮球场、羽球场及游泳池，二楼有一个圆形跑道，各种运动器材，应有尽有，设备相当完善。可惜有些地方我们不能进去，所以知道得很有限。
如今关山路隔，儿时旧梦，已不可寻。
父亲的辫子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当时有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是安然无恙。原因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对这样一位不只是一条辫子所能代表一切的学者，没有人会忍心去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而怀念着满清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向罗振玉汇报消息，最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部分中，可以说明一二。像其中所收民国六年六七月间致罗振玉的书信即是一个例子。但在同书一九四——一九五页，即民国六年六月三十日致罗函中谓：沈曾植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父亲与沈氏间私交之深，其家人尚加隐瞒，足见父亲与民六张勋复辟，并无关联。至于热中参与政治活动之说，更属无稽。
近来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极力强调父亲的死为“殉清”及“尸谏”，其立论的根据是父亲的遗折，但是遗折是罗振玉所伪造的，故其说法的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仪后来也知道遗折是伪造的，罗继祖引了溥仪一句话:“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他还添了一句“这话倒是说对了。”不知他指的是“字”还是“遗折”本身。
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罗王齐名，但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异，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恩怨，信口开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为长孙的罗继祖，不得不借二人间的共同点，找出接近、类似之处作对比，来替乃祖辩解。
父亲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父亲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国后，如在其中任何一时期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话的含意吧！
父亲教我读四书
我到北平清华时，在民国十四年阴历十一月中旬，已入严冬季节，那时家中请了一位老师，专教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没有安排我入塾。直到新年过后，父亲才准备了一部《孟子》，一部《论语》，开始自己教我念书。
每天下午两点，照规定是我到前边书房“上书”的时候，吃完饭，我就紧张了，上一天教过的新书还没有读熟，指定的一张大字没有写好，于是一面写字，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着、记着。到了两点，捧着书和字，战战兢兢地到了书房，一放下书，就背起来了，但很少是很顺利地背完那段书，有时忘了，就偷偷地看父亲一眼，希望他提我一句，只见他皱皱眉头，慢慢地提了我两个字，好容易拖拖拉拉地背完书，就要教新书了。有时连提几次都背不下来，就要来日连新教的一起背了。
父亲在讲书或听我背诵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字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今天的功课就算完了。
不到一年，一部《孟子》算是读完了，接着是念《论语》，这可没有《孟子》那么有趣味了，读《孟子》好像读故事，比喻用得特别多，而且所用的那些比喻，连我这十三岁左右的孩子，都能体会到它的妙处。《论语》却不然，天天“子曰”、“子曰”，所讲的都是为人的大道理，好像与我毫无关系似的。我很羡慕塾师教五弟读《左传》，可是我不敢向父亲说。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才念了一半，父亲忽然去世了，全家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如何来接受及因应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等到丧葬事宜告一段落后，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虽已办好燕京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研究院的一个职员位置，因此就辍学了，四哥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六弟及松妹则进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太太)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最后的决定，是由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观止》，倒也选念了数十篇文章。这时一改以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心听讲，用功熟读，想到以前背书时父亲皱眉头的情形时，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轻地把它放过了。
我家的西席先生
我家兄弟姊妹八人，没有一个是从小学一年级念起的，大哥二哥三哥小时，是在家乡请了一位郑姓的饱学之士开蒙的。那时我还很小，只是听说而已。到上海后，三人即进入工部局设立的育材公学就读。后来因一次学潮，英国籍的老师听说是姓王的学生领导的，正好二哥是学生会副会长，兄弟三人都被开除了。自此大哥考入海关，二哥考入邮政,三哥考入铁路，只有三哥年纪太小，被父亲逼令入沪江大学附中继续正规教育。
那时有一位表伯，长住我们家中，在工作余暇，就教导四哥及五弟读书。到北平以后，在城内亦曾请过老师，只是我不在北平，毫无印象可言。我见过的是在清华的一位陈老师，河北宛平县人，是罗振玉姻伯第四子的内弟，专教五弟六弟和小妹，为人老实拘谨。每次吃饭时，父亲都尊他上座，但是他举筷维艰，我猜想他每顿都不曾吃饱，因为他是道地的北方人，惯吃面食，而我们家却以米饭为主。又加拘束羞涩，见了父亲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腼腆表情，其实父亲对他的教学，并不过问。
书房在十六号正房的东间，与父亲的书房隔着客厅相对，室内放了几张小木桌，是弟妹们的书桌，左侧放着老师的床铺。父亲出入，必须经过，实在是非常不便的。
三个学生中，最难对付的是五弟。他那时念《左传》，常提出些怪问题来问老师，他的北平话已讲得不错，可是他念书时偏偏要用江浙音。一个初离家乡的年轻人，除了北方话以外，哪里听过江浙土音，所以五弟背书时，老师只有点头瞪眼的份儿，能听出几个字，只有他自己知道。像这样刁钻古怪的学生，还真难应付呢。幸亏四哥已有十七八岁，请校内学生补习数学、英语，预备投考高中。空闲时常去找陈老师聊天，并共同诵读诗词，老师的楷书写得很好，四哥常买了有格子的折本，请老师写些长诗，如《长恨歌》、《蜀道难》以及《春江花月夜》等，才打发了老师无聊的岁月。民国十六年春天，老师辞馆回家结婚，家塾就此中断了。
父亲对饮食的偏好
父亲喜爱甜食，在他与母亲的卧室中，放了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下面橱肚放棉被及衣物，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一开橱门，真是琳琅满目，有如小型糖果店。
每个月母亲必须进城去采购零食，连带办些日用品及南北什货。回到家来，大包小包的满满一洋车。我们听到洋车铃声，就蜂拥而出，抢着帮提东西，最重要的一刻是等待母亲坐定后，打开包包的那一瞬，这个吃一点，那个尝一尝，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等，大部是苏式茶食，只有一种茯苓饼,是北平特有的，外面两片松脆薄片，成四寸直径的圆形，大概是用糯米粉做的，里面夹着用糖饴混在一起的核桃、松子、红枣等多种小丁丁,大家都喜爱吃，可是母亲总是买得很少，因为外皮容易返潮，一不松脆，就不好吃了；一些细致的是为父亲买的。其他如花生糖、蜜供等，是我们大家吃的，酥糖是六弟吃的，虽然说各有其份，放在一起，常常会分尝一点。六弟享些特权，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因为他到五岁尚不能行，也不会讲话，后来忽然站起来走了，而且也会讲话了，大家都对他特别关心与爱护，父母亲对这个小儿子，也最钟爱，尤其是钱妈，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一样，事事都卫护他，所幸他并没有恃宠而骄，从小到大都是最乖的。
父亲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我们这一辈，大致都承袭了父亲的习惯——爱吃零食。
父亲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的，他才爱吃。在北平，蔬菜的种类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备，也是饭桌上常见的蔬菜，其他如西红柿、茄子(形状有点像葫芦，圆圆的）、鸡蛋等，也常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干、百叶等，他也爱吃。鱼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记得有吃鱼的事。平常除了炖鸡以外，都不煮汤。
我们到北平以后，母亲和钱妈，也学会了包饺子，这种面食，父亲也喜欢吃。吃剩下来，第二天早上用油煎了，“就”稀饭吃。每天早上，除稀饭必备外，总有些固体的食物，如烧饼、包子等等。
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桔子、柿子、葡萄等，还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就跟着他吃。
我对自己能把将近六十年的往事，拾回那么多记忆，感到惊异，只是已逝的岁月，却永远捡不回来了。
天哪！这是母亲的遗书
父亲的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仆佣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都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包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时当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几时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材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圹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正好又到坟地去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些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较冷静沉着，她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西院一号陈伯母（陈达教授太太）、四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较接近。两人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的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口，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惊慌，她一定会尽力说服母亲的，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解劝，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当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地放下了大半心。
那一年里面，母亲要出门，我必定要问她到那里去，有时她烦了，就说我不该管她的事。尽管这样，我还是偷偷地在后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时她出去迟迟不归，我和钱妈两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等到见她进门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该入学，可是不放心母亲，我推说对学校的规矩都不懂，除国文外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无法上学。赵伯母曾数次相劝，我仍以这个理由推拒了。
民国十七年阴历六月中旬，学校已放暑假，我们才摒挡南归，三哥送我们到塘沽上船后，仍返平在清华任职。到上海后，因行李什物太多，在二哥处略作停留，即返回原籍外祖父家定居。我们有两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亲小，他们之间，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见的，母亲得到他们宽慰，精神逐渐振作，一一安排我们入学。
民国二十五年夏天，三哥和四哥都已成家，都在海关任职，且同住一处，母亲随他们住在上海，小舅父亦在沪经商。我想到当初母亲对我们有“十年”的承诺，有些担心的问小舅父，他说:“傻瓜，现在生活得那么幸福，你们又肯用功上进，她有什么理由想死呢?”
父亲的消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平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我们，一个大了，一个接着来，倒也不寂寞。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毛长得很长，体形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人一呼叫，它就跳到谁的身上。父亲有空坐下时，总是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抚它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母亲找遍了园内各角落，又怕学生捉去解剖了，四处托人询问，始终没有踪影。
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仁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可是我因脚踏不到足镫,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颐横卧在大殿中，人与它一比，就显得太渺小了。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其他印象，已无迹可寻。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是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回想起来，謦欬犹自在耳，昔日儿辈，已满头白发了。
父亲的助教赵万里先生
赵万里先生与我家本来是亲戚，他是母亲表姊的长子，平时各处一方，很少往来，他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家乡都是优异的学生。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
民国十四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第一天他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还要失笑。他毕恭毕敬远远地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受益最多的学生。他家住在西院十二号，与我们家相距很近，早晚都可前来向父亲请益，父亲有事，只要派人去请一下，马上就到。父亲交代什么事，他都做得很好，因此对他敬业勤奋的态度，很是器重。
父亲去世后，所有书籍、遗作都是他整理的。书籍方面，后来由陈寅恪、吴宓、赵元任三位先生建议，捐赠与北平图书馆，由赵先生整理编目，至于遗著方面，有已刊、未刊及未写定三类，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并撰写《王静安先生年谱》。
近人罗姻伯之孙罗继祖，对赵先生编纂遗书，撰写年谱，颇有微辞，说他未能尽心尽力。我想那时他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思想识见未臻成熟，所做的事，不能尽如人意，后来又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公务私事两忙，更难兼顾为父亲的事效力了。再退一步想，我们是他的子女，在他身后却不能为他做什么事，何能苛求他人呢。
赵先生与我，又有一年的师生之谊，当时弟妹们都上了学校，我由家中决定请他教古文，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读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次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表示我已能全心的投入了。
赵先生有一位贤内助，是硖石张氏名门之女，写得一手好字，凡是赵先生的稿件，都是她誊写的。当他们离开清华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
抗战胜利后，他曾到南京二哥家探望母亲，并携去不少父亲的遗稿，说是要拿去整理编印，以后音讯隔绝，未知此批稿件下落如何。
园内的子弟学校——成志小学
清华教职员的子女众多，上中学及大学的，都在城内寄宿，郊区并无小学的设置，因此校方就在校内成立了一所子弟小学，定名为成志小学，并附设有幼稚园。在那个时候每个城市都有小学，幼稚园却很少见。
校址在清华大门与西院之间，校舍陈旧，只是油漆尚新，老师的人数不多，一切游戏设备却很齐全。我也曾经向往学校生活，只是高年级的学生，比我年纪还小，心中既胆怯又自卑。常偷偷去看他们上课及游戏，对他们好生羡慕。在父亲去世以前，所聘请的家庭老师已辞职回家，弟妹们正打算下半年入小学，父亲就去世了，全家遵父亲的遗嘱，要在城内觅屋居住，后来父亲生前友好商定：因校方续发一年薪金作为抚恤，须按月具领，不如在园内续住一年，等书籍处理好，先将十六号房屋退租，以节省开支，到下年暑假，再整装南归。就这样，五弟进入成志小学五年级，六弟及松妹进了四年级，开始接受他们的正规教育。
我那时，一方面要照顾母亲，以防再发生任何意外，一方面对学历及文凭，尚无任何概念，以为每日读一篇古文，已经够我受用一辈子了。不过在那一年中，我也从弟妹处学会了十个阿拉伯数字。
赵元任夫妇二三事
赵元任先生夫妇在清华时，是风头人物，无论衣着或行动，都很受人瞩目。当时清华学校的教授，大都是留学回国的，可是太太们，多数是旧式家庭妇女，保守、节俭，在家相夫教子，从不过问外面的事。只有赵伯母——杨步伟女士，与众不同，她也留过学，敢在大众面前高谈阔论。平常，人未进门，爽朗的笑语声，已响彻庭宇，这种豪放不羁的个性，在女性中是难得一见的。她爱穿洋装，只是身体略胖，所穿丝袜，也要向外国买来才穿得下，可是看在我们晚辈眼里，好生令人仰慕喜欢，那时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语汇来形容那种感觉，长大后才知道大概就是所谓潇洒吧。赵伯父对衣着也很讲究，他常穿西装，或长袍下穿西装裤。一副金丝眼镜，更显得温文儒雅。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女儿，只有六七岁光景，打扮得漂亮又活泼，是全园最出色的孩子。
赵伯父深通音律，家中客厅里的一排木鱼，摆成弧形，据说可以击出高低音阶，可是我们都没有看他敲过。他们家爱请客，当时首创的所谓“立取食”，其实就是现在的自助餐，把食物放在长桌中间，客人拿了餐具，自己取了站着吃。这种吃法，在六十年以前，是闻所未闻的，参加的客人，宴罢回来，都议论纷纷，还有些太太们，把镂花纸巾带回家去保存，因为向来没有看见过。
最轰动一时的是赵伯母与另外两位教授太太合资，开了一间食堂，在清华园大门前右方、南院对面的小河边，因河上有小桥，故命名为“小桥食社”。木屋抑茅舍，今已记忆不清，只记得屋后树木荫森，前左都濒小河，古雅的建筑，景色宜人。
文君当垆，至今传为佳话,可是封建气息特重的当时北平社会，尚不能接受这种新思想，清华算是较开放的，但对赵伯母的创举，多半抱持着不太赞同的态度。
小桥食社供应的，大概是以南方菜点为多，我只记得有一种烧饼，香酥松脆，很像现在的蟹壳黄，与北平硬韧的芝麻酱烧饼一比，风味截然不同，她选用的餐具都很漂亮，这些，都是事隔六十年尚存的印象。
“小桥食社”生意不错，食客有学生、教职员及其眷属，附近又没有别的小吃店可去，可说是独门生意，应该是一枝独秀才对。问题是在赵伯母交游广阔，又喜请客。凡是稍熟的人到店里，她总是嚷着：“稀客，稀客，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小桥食社”在请客声中关闭了。
民国四十七年，赵氏夫妇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三哥嫂与他们相聚多次，临行曾请他们吃饭，并请到胡适及梅贻琦两位先生作陪，我因俗务缠身，未能躬逢其盛。据三哥嫂说，赵伯母仍是谈笑风生，意兴不减当年。一九七四年，三哥到美国探亲，在旧金山停留时，曾与电话联络，并由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亲自驾车，接往山区住宅相聚。对故人之子久别重逢，热情的招待，并坚留三哥在山间小住。可是三哥看到两位老人，事事必须躬亲，不忍打扰，坚持不能停留，结果二老再亲送下山，并在中国餐馆请他吃饭。赵伯母一面殷勤叫菜，一面说，“没关系，吃不完你带回去，可以两天不买食物。”
他们夫妇是两个性格并不相同的人，一个沉默，一个爽朗，但是那种洒脱及崇尚自由、互相尊重的德行，一直是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如今虽已作古，仍令人怀念不已呢！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1985年6月1—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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