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人抗战：王芸生钩沉中日史影响传世代
图：1943年，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工作/资料图片
大公网8月18日刊文（记者孙志）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王芸生，在其而立之年受命主持“明耻”专栏，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达两年半之久，也因其鸿着成为饮誉中外的日本问题专家。正是这部着作，同时深得国共两党领导人重视和推崇，其洞穿历史视野展现的卓尔不群的史识与作为史料汇编的厚重感，至今难以被超越。王芸生在这部鸿着中构筑的中日关系史观，即古代中国有恩于日本、近代日本负于中国，特别是关于近代中日外交的“国耻”见解，虽为一家之言，但随着其着作的传播，其实对于近现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形成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率先报道九一八事变的天津大公报，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由所有编辑都参加的会议，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会上宣布两项决策，其一叫做“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一八七一年中日两国签定《中日修好条规》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关系史料。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
这一年，加入天津大公报两年的王芸生刚好三十岁。三十而立，对于王芸生来说，意味着声名鹊起，屹立起一个时代的代表作。
三十而立史运亨通
王芸生则称自己“史运亨通”。因为开始编撰工作时，正好赶上清废帝溥仪离开清宫，清代历史档案得以公开，这些一手的晚清中日外交史料的再版与出版，无疑为王芸生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当年在故宫作档案整理的单士元回忆说：“此时大记者、大历史学家王芸生先生正在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日余任整理清代档案之事，由此得识先生。每次先生由天津来北平，均能相与议论探讨。”
大公报开辟“明耻”专栏，实际上就为王芸生的中日关系研究清晰划定了“国耻”研究的定位。大公报所推出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广告词宣称：“吾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至光绪朝而益烈；九一八奇耻大辱，其来也渐，此中交涉，悉有线索可寻，只因帝制时期重要文件留中不发，致无完备之记载。”而故宫博物院这些从秘密到公开的史料及其蕴含的中日外交“国耻”的见解，无疑推动影响了王芸生的研究。
王芸生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底开始，边搜集材料、边写作、边发表，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和誊写史料。在多数未经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档案中，他精选细斟，常通宵不眠。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起，王芸生在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两年半，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
条分缕析史实严谨
王芸生引用中日外交事件中的原始史料，条分缕析地揭示日本的侵略野心，他在前言中写道：“迨甲午一战，中国遂大暴露，赔款割地，自是日本渐为强国，中国则日衰。庚子后，日人在华之势力，亦日益伸张。迄今又三十馀年，日本着着进步，窥伺之计无穷，而中国则积弱之势，每下愈况，迄今东北三省复又不战而失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览兹篇者，庶知耻而怀奋焉。”
他采取一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譬如：当年日本怎么一步步吞并琉球，后来中日间的交涉，日本人也提出过分岛统治，最后甲午战争一打这个问题不了了之，叙述得非常清楚。
一九三二年四月，大公报社出版部将已连载三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书，出版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第一卷，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二至七卷。
蒋邀授课赞誉有加
那时，一般读者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知其详者不多，读《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抚今追昔，将数十年中日两国间重要史实了然于胸，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心。王芸生之女王芝瑜曾在接受采访时忆述，专栏出街后日本各大报纸都很警惕，日本有观点指出，中国有一份大报纸，开始写中国受日本耻辱的各项条例，这样将会激起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
一九三四年八月，时任军事委员长的蒋介石两度约请王芸生赴庐山牯岭授课，蒋很坦率地说，他没有时间全部读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阅读对他的帮助很大。在第二次见面时，王向蒋细述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段—《马关条约》签订前后。蒋其间提出年许多细节问题，王芸生后来撰文回忆：“他身居高位，日理万机，求知识的心还是很盛，虽然若有不足，可称虚怀。”
理性精神泽被今世
距《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首版后四十年，深陷“文革”漩涡的王芸生又因这部着作免遭劫难。一九七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时多次提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接促成了王芸生的复出。王芸生离开了“斗私批修学习班”回到家中，不久后被任命为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他感触良多：“是这套书让我多活了几年。”
在中日历史纠葛不断、现实障碍犹困的当下，探寻这部着作于当代价值，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当钓鱼岛问题再度升温，中国学者捧出王芸生八十多年前记载经日本认可的史实痛击日政府的狡辩之时，这部着作其史实的厚重和谨严，足以作为思考东亚现状和未来的理性基础，时间流逝未见其价值消退，反而愈见真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无疑为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坐标。
誓不投降终迎胜利逼人
抗日战争期间，王芸生在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一九四一年张季鸾辞世后，王芸生继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芸生继续弘扬敢言之风，不投降、不受辱，以一篇篇激昂的评论来“天南地北，和日阀厮拼”，擎起秃笔浴血抗敌，直至日寇投降。
王芸生以其热情、远见献身于新闻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继续扞卫民间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他亲历了抗战救国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
鞭策军队戮力反攻
进入一九四四年，与欧洲战场反法西斯频奏凯歌相比，中国军队在东方战场仍然连连失利。一九四四年，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大公报发表社评《军事与大局》，指出：“抗战必能胜利，这是大势的必然。但同时胜利，也可以胜利得很难看。若要胜利得像样子，就必须打得像样子，努力打仗，甚是要紧。”藉此鞭策军队振奋精神，戮力反攻。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胜利曙光在望。大公报又发表《胜利逼人》的社评，文章写道：欧战既已经结束，联合国的全力逐渐压向日本，提醒国人“唯有远作准备，来迎接逼人而来的胜利”，并针对时局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准备军事力量，在自己战场上，到处作主力的反攻，就能加速敌人的崩溃，善收战果；第二，要切实掌握国家的统一与团结，才能使胜利不成空谈，使国家立于巩固的地位。”
两个月之后，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大公报以特大号字体标题“日本投降矣！”报道了这一伟大胜利，整个山城一片沸腾。在上海大公报当年因抗拒日军的新闻检查而被迫停刊时，王芸生曾写下着名的社评《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大公报人义不受辱，正义之战终获胜利。
胜利社评痛快淋漓
十五日这一天，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人沉浸在欢乐之中。喜庆的晚餐上，同人们一致请对中日关系颇有研究且能言善讲的总编辑讲讲话。王芸生感慨良多，即兴背诵了诗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构思胜利日的社评，王芸生开篇就抄录了这首诗作为开场白。而在文末，他再一次写道：“杜子美闻捷诗，有‘青春作伴好还乡’之句。抗战胜利了，使流离播迁的人们人人能够快乐还乡，我们的胜利就可算是胜利无缺了。我们以闻捷而喜，并为还乡而祝！”文章如江河奔泻，喜悦中饱含痛快淋漓。王芸生为这篇社评写下的标题是“日本投降了”。
看重庆念中原为民请命
国难当头，对于国民党官场昏聩，王芸生予以无情的鞭挞和揭露。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向外界全面披露了河南旱灾的真实悲惨景象。文章用愤怒而悲凉的笔触写道：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王芸生收到稿子后，大受震动，他将题目改为《豫灾实录》，并于二月一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此时，目睹重庆物价跳涨、阔人豪奢，遥想河南同胞垂死挣扎，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王芸生忧愤难平，他提笔写下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并于二日见报。
社评写道，读了《豫灾实录》“任何硬汉，都得下泪”，社评严厉斥责河南当局的横徵暴敛，直言：“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文末，王芸生劝吁：“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徵逐物慾，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慾，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晚上，新闻检查所派员送来了国民党当局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决定，以示“惩戒”。但读者被大公报为民请命的气节所打动，停刊过后，销量不断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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