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得知记者前来采访，王永昌老人特意穿上新衣，并在胸前佩戴上多枚金灿灿的抗战奖章。记者走进王老的家里，和王老面对面，听他回忆抗战往事。

　　家里来了陌生人 原来是共产党员

　　提起抗战，王永昌老人很激动。1939年，王永昌9岁，他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在王老的记忆中，父亲的好多同学都是共产党员。1939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晚上，父亲领着两个陌生人到家里来。为了让这两个人住下，大哥和弟弟都去邻居家住了。王老说：“这两个人每天都是天黑的时候出去，天快亮的时候就回来，在我们家住了十多天，这两个人很喜欢小孩子，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玩，还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我还记得几句：鬼子心似狼，抢占我村庄，杀人放火又抢粮，老百姓们遭了殃。”

　　十多天以后，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县城，并进行了第一次大扫荡。“父亲告诉我和大哥，在离村子十多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洼地，周围没有村庄，就让我们在野地里隐藏起来，等鬼子走了以后再回来。”

　　“鬼子扫荡结束后，住在我们家里的两个人也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才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共产党员，是地下工作者，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我那时还不太懂，但是通过父亲了解到，共产党深入到村庄，目的就是组织民兵，组成妇救会、农业会和儿童团，形成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我十来岁，在父亲的指引下，也参加了儿童团。”

　　王老说，这几个组织分工明确，民兵就是保护村民的利益，鬼子来了赶紧报信，组织老百姓赶紧撤退，妇救会就是筹粮筹草，农业会就是组织发动群众抗日。这以后，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就经常在村里出现。

　　鬼子施暴行 决心扛枪报仇

　　1939年是灾荒年，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缺食少穿。王永昌回忆说：“我们家里孩子多，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加上日本鬼子的骚扰，生活就更苦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都待在家靠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大人就决定，让我奶奶，领着我、二姐，还有大哥，出去乞讨。”

　　这是1939年冬天，王永昌当时家里的情况只是当时社会形式的一个缩影，为了养家户口为了生计，在外面乞讨的人很多。

　　“我们一天跑下来乞讨的东西很少，每天晚上还是饿着肚子睡觉。奶奶一看这样，当机立断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们赶快回家吧!”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回来后，那年的麦子收成非常好，麦子还没有熟的时候，我们靠青麦子熬了近半个月。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游击队又来了，他们开始发动群众，很快，村子里的民兵、妇救会、农业会和儿童团都成立起来了。

　　“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那时候村外都是民兵放哨，一旦发现日本鬼子来了，就赶紧打枪通知我们，然后我们全村老百姓就集体往外跑，鬼子来了几次全部扑空。”日本鬼子觉得这也不是办法，就开始“蚕食”，在各个村子后面修炮楼，建据点。修据点时，鬼子和汉奸就把村子里的壮劳力都抓了去修壕沟、修墙。那时候有人不好好修，鬼子和汉奸就用鞭子和刺刀打，特别是身强力壮的人被打得很厉害，这些年轻人逃的逃跑的跑，可是没有人修据点也不行，鬼子和汉奸就威胁说每家都要出一个人，按人头出，不出的就全家遭殃。没办法，村里的每户人家为了凑人头就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叫出来。鬼子和汉奸看到后，非常生气，都是些老弱病残，怎么修据点?可是没办法，就拉着这些老人和小孩去修了。“我当时也在这个队伍里，那年我12岁。有一次，我搬着三块砖往前走，很累了想坐下休息一会，我就把砖放在地上，屁股还没有着地，后背就‘哐哐’两下被打了，我回头一看，鬼子拿着棍子，气势汹汹地瞪着我。我当时心里那个气愤，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日本人真狠啊!我要是长大了，一定当兵打他们。说到这里，王老眼睛里含着泪，虽然时间过去很长时间了，可是仍然能感受到他对日本鬼子的愤恨。”打那以后，我思想上就坚定了一个事情：“日本人太坏!我要有能力一定去打鬼子!”

　 喇叭来喊话 智斗鬼子和汉奸

　　那时候，地方武装在对付鬼子汉奸上也有一套办法，就是晚上到周围据点拿着喇叭去喊话。王老回忆说，老百姓对住在村子据点里的鬼子和汉奸很熟悉，甚至有些连名字都知道。可是别看鬼子和汉奸对村民气势汹汹的，其实他们的胆都很小，一到晚上更不敢出来。为了吓唬他们，地方武装和民兵，一到晚上就在离村子两三百米的地方，拿着大喇叭冲着据点里的汉奸喊话：“XXX，你们老实点，对老百姓要善良些，不要再欺负老百姓，不然的话我们就找你们算账。”甚至还学会几句日语，用日本话冲鬼子喊话，事实证明，这样的喊话方式还是很有效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天一黑，据点里的鬼子和汉奸都老老实实的不敢出来。“除了喊话，我们和鬼子汉奸还有交战，还俘虏过的几个日本鬼子。”讲到这里，王老脸上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因为喊话的方式震慑到了鬼子和汉奸，他们一时间抓不到人修据点，抢不到粮饿肚子，最后急眼了，就用很卑鄙的手段“抓人质”来威胁村民。“他们抓了人质后就留话给我们：不给他们提供粮食和柴火，就不放人!很不幸的是，第三次来抓人质时我和父亲都被抓去当了人质，连同前两次的人质一起被拉到据点里。地方政府着急了，老百姓更着急，抓去了还有好结果吗?”没办法，最后村里人就筹了一部分粮食和柴火，找了一个和汉奸头子熟悉的人送到据点里。“因为我父亲是教书的，也是地下工作者，又很少下地干农活，一看就和其他被抓的人不一样，为了保证我父亲的安全，送粮食和柴火进去的人就说服汉奸，说我父亲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地位，可以负责给你们筹集大量的粮食和柴火，你们放他回去，一定给你们筹集更多的东西。

　　最后，鬼子和汉奸就先把我父亲放出来了。为了保证我们这一帮人质的安全，父亲在地方政府、地方武装和村民的帮助下，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柴火送进据点，有惊无险，鬼子和汉奸觉得留着我们这些人质也没用，就把我们放回来了。”

　　轻伤不下火线 当上护理员

　　转眼到了1944年10月，王永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博兴独立营三区区中队，成为一名小战士。“我一心想端枪打鬼子，可是命运却‘捉弄’了我。”当时14岁的王永昌一心想亲自上战场打鬼子，可是在一次战斗中，左手负伤，在医院治疗后就留下来，当了一名护理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整编，王永昌所在的野战医疗所分了三个卫生队，王永昌所在的卫生队被分到渤海军区老七师20团。虽然不能直接端枪上战场与敌人拼命，但总算也是有了亲临战争的机会。在战场上，王永昌的任务就是跟随部队一起冲锋，每当有战友中弹伤亡，几名护理员就负责冒着枪林弹雨，把伤亡的战友从前线上抬下来，为受伤的战友进行临时急救再转送战地医院，而面对死亡的战友，也要保护他们的遗体，让家人能见到他们最后一面。

　　采访吐心愿 盼“回忆录”正式出版

　　年纪越来越大，王老有了一个想法，要将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几年前，王永昌开始写下自己的故事。这本“回忆录”目前已有几万字。详细地记录了王老从童年、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所经历的所有事情。这本“回忆录”虽然只印了几本，既不是正规出版，也没有经过精心的编排，只算一个简单的印刷本，但却是王永昌一生经历的结晶。“我还在继续修改和完善，希望今后能够正式出版。”采访结束时，王永昌向记者坦言了他的愿望。

　　现在老人身体依然硬朗，他告诉记者，他会好好保养身体，多活几年。“我要继续完善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历史，铭记历史。”

　　(记者 杲阳 通讯员 刘兴云 丁珊珊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