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盛唐气象是华夏文明史上最为璀璨绚丽的篇章。而这其中，又包括繁盛的乐艺。唐代历代君王爱好音乐，有很高的音乐艺术素养，并为此设立了专供皇室享乐的乐艺机构。音乐演出也密切地融入到唐代政界名流、文人墨客乃至平民阶层的社会交往中，不少有名的唐诗就由诗人在这类活动场合现场创作，一些作品甚至就是专为乐工、乐伎而作。

新星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加拿大华裔学者王立所著的《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作者以唐代乐艺机构为研究对象，深入梳理了历史典籍及历代文艺、礼乐研究著作，弄清了唐代各类音乐机构的所属关系、人员构成、日常职能和表演项目，指出并修正了长期流传于学界的一些谬误定论。全书视野开阔，不仅翔实引介了唐代长安、东都洛阳的中央级乐艺机构，而且还介绍了中唐和晚唐时期，分布于各节度使幕府的官伎，以及长安北里的市井伎。

全书开篇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乐户制度。华夏文明早期时期，音乐已经被赋予了礼仪教化和悦人耳目的双重功能，也正因为此，不同时期都存在对音乐作品、国家音乐机构及从业者的推崇。尽管音乐本身在古代显得十分重要，但历朝历代，乐户的社会地位都不高，北魏之后，出现了犯官亲属充当乐户的成例。元代和明代，乐户甚至被列为社会最底层，这一制度在清初被废止。
 

书中第二章介绍指出，唐帝好乐之风在中国历史空前绝后，多位皇帝不仅懂乐理，会乐器，还能亲自作曲。但初唐、盛唐时期和中唐之后的时期，乐艺发展的动力存在显著区别，“安史之乱”之前，唐代君王重视乐艺，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享受，而且也有意借音乐施行教化，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但在中唐之后，藩镇割据再加上中枢宦官专权，各方势力有意识让唐帝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乐。

唐玄宗在开元二年还设立了另一所宫内乐舞机构梨园，他本人还振兴了盛唐时期原本已经衰微的清商乐，使之变成了法曲。法曲在后来继续发展，演化出专门的为乐制词。唐代的宫廷女乐也常参与词的创作和传播，书作者指出，宫廷女乐在词兴起时在宫中表演，后来使之传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