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映导演王则——被虐杀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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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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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保留下来的为数极少的王则遗照（左一为王则）。
王波收集的报道父亲王则事迹的文章。
王波收集的报道父亲王则事迹的文章。
81岁的王波老人，用她退休后的20年时间，解开了困扰她一生的谜团——父亲王则之死。王则，满映作家、导演，1944年死于日伪监狱里，时年28岁。没有人告诉当时只有10岁的王波，她的父亲因何而死。他是品德不端的罪犯，还是反满抗日的英雄？
6月11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明水路290号。王波老人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父亲很早就去了长春，留在营口老家的母亲和他们姐弟三人并不知道父亲是好人、坏人，生前究竟做了什么。父亲之死，成为王波一生最大的包袱和谜团，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都没有勇气去追问真相。
直到晚年，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长春人杨秀森。在老伴的鼓励下，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真相之旅。
从满映导演的身份开始寻访
王波脑海中对父亲的认定只有一个，他曾是满映的导演，因为姑姑在世时告诉她，父亲当年曾经回到营口大石桥拍摄电影。而她也朦胧地记得，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还看到过一部老电影《家》，导演的署名正是“王则”。
从1996年开始，王波和老伴杨秀森翻阅了大量伪满时期的报章杂志，走访了当时还健在的一些原满映电影工作者。父亲王则的生平渐渐清晰起来。
王则，原名王义孚，1916年生于辽宁营口。自幼酷爱文学，常有诗文在报刊发表。 1938年，王则考取满映第二期演员培训班，以演员身份加入满映，随即显露出文学才华。 1939年，年仅23岁的王则在“新京”（今长春）《大同报》上发表长篇小说《昼与夜》，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作家群中的地位。
从1938年5月至1939年10月，王则担任《满洲映画》编辑，因为他的参与，这份杂志告别当时多数电影杂志所采取的庸俗化路线，成为当时东北沦陷区的重要文学载体。与此同时，他还参与创办了《艺文志》杂志，进入东北沦陷区的核心作家圈。
1938年，王则曾被派往日本东京学习导演。 1940年甘粕正彦出任满映理事长后，开始起用中国人独立执导影片，当时的人们对他们寄望颇高，称他们是“开拓荒原的电影斗士”。作为被起用的导演之一，王则在1941年一年里完成了 《大地的儿女》、《家》、《满庭芳》、《巾帼男儿》和《小放牛》等6部影片的编导。
1942年，王则辞去在满映的编导职务，奔赴关内，在北京任国民杂志主编，参加华北作家协会，并在天津出席“华北作家会议”。此后又与安犀、山丁等人筹组“东北作家基地”，与大同剧团联合组织“满华输送剧团”。
秘密逮捕背后的真相如此残酷
父亲是如何被捕的？王波夫妇对长春市公安局落满灰尘的旧档案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档案记载，王则被逮捕的罪名为：“经常往返满华之间，摆脱国策电影，参加华北作家协会，建立东北文艺基地，组织满华输送剧团，丑化满洲电影。”在1943年日伪首都警察厅特高课1414号“特密文件”中，就有对王则进行全天候监控、在伪满全境全程跟踪的记录。
这份由“首都警察副总监三田正夫”向“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所呈报的文件中，对王则的跟踪竟然如此之细：“正如过去所作的报告那样，王则在本年内，两次由天津来新京。现又于12月23日由天津来新京。其来新京后的行动如下：王则来新京后……过着极其消沉的生活。10月24日下午4点20分，他应满洲作家山丁、张我权邀请，赴松竹梅饭店宴会，同日下午9点15分宴会完了后返家……王则于30日下午9时，乘车暂回原籍营口。 11月13日返回天津。 ”
而王则之所以受到严密的监控，竟然是因为几位满映同事的出卖。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汉奸罪”被判刑的日伪警察关宗显，在交代材料里说：“1943年，徐聪和赵精石皆谈称满映编剧兼导演王则曾编导过一部影片叫《新生》，是宣传新生活运动的片子，因嫌疑而被扣留，未能公演。他经常往来关里、东北之间，可能与重庆及延安有关系。赵精石说，王则曾去延安抗战联合大学读过书。……徐聪后来在逮捕王则的那次行动中，共得到50元报酬。 ”这份交代材料也同时说明了在“汉奸演员”徐聪等人的“配合”下，日伪警察是如何秘密逮捕王则的。
1943年底，王则被捕后，被关押在首都警察厅的思想犯留置场，经过半年的酷刑折磨而致残。在他弥留之际，日伪警察才通知他的父母前来探望。此时的他，已经骨瘦如柴，不能言语，所吐之物，异常腥臭，不日即与世长辞，时年28岁。
不拍满映号召的“国策电影”
毫无疑问，王则被捕皆因他的言行深令日伪当局不满。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弄清这一问题，王波得到了长期进行满映研究的吉林大学学者蒋蕾的帮助。
蒋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则导演的作品没有一部响应满映拍摄“国策电影”的号召，更多的是反映社会家庭生活，以及沦陷区人民的命运。在成名作《昼与夜》里，他一直思考一个人如何才能构建健全的精神。在伪满洲国里，谈论“中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王则却在小说中将祖先上溯到了黄帝。王则的文章中，还常常表现出身为沦陷区作家的苦闷和彷徨，如1940年他在《结算和预算》一文中所写：“不愿向观众提供（带有）毒素的花好月圆的梦的恋爱，因之我彷徨，我迷惘，我不知道究竟哪一种题材会不违背我个人的艺术良心”。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对进步文化人士的打压越来越严厉，而王则的反满抗日情绪也日益增长。这也是他辞去满映职务奔赴关内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3年，王则发表《满洲电影剖析》一文，以空前尖锐的语气，抨击和斥责了满洲电影，指出“满洲电影制作者的立场如同大家庭的丑女，不仅是赔钱货，而且容貌还叫人可憎”，“满洲电影的诞生，不曾拓宽满洲观众的视野，反而倒把他们拉到迷魂阵去了”。
日本学者山口猛《哀愁的满洲映画》一文中以“满洲被虐杀的艺术家”的视角，较为概括而详尽地叙述了王则的一生。他认为，“满洲警察、宪兵等治安组织和抗日组织间的反复斗争一直持续到最后。具有力量优势的统治国家日本，利用关东军和警察组织对反日的人们实行镇压和压制是自然的。王则就是牺牲者之一。”
对于很多文章中说王则是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被杀害，王波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掌握的材料太少，尚不足以证实，但他受到抗日进步人士的影响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反满抗日的爱国者。
6月11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明水路290号。王波老人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父亲很早就去了长春，留在营口老家的母亲和他们姐弟三人并不知道父亲是好人、坏人，生前究竟做了什么。父亲之死，成为王波一生最大的包袱和谜团，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都没有勇气去追问真相。
直到晚年，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长春人杨秀森。在老伴的鼓励下，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真相之旅。
从满映导演的身份开始寻访
王波脑海中对父亲的认定只有一个，他曾是满映的导演，因为姑姑在世时告诉她，父亲当年曾经回到营口大石桥拍摄电影。而她也朦胧地记得，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还看到过一部老电影《家》，导演的署名正是“王则”。
从1996年开始，王波和老伴杨秀森翻阅了大量伪满时期的报章杂志，走访了当时还健在的一些原满映电影工作者。父亲王则的生平渐渐清晰起来。
王则，原名王义孚，1916年生于辽宁营口。自幼酷爱文学，常有诗文在报刊发表。 1938年，王则考取满映第二期演员培训班，以演员身份加入满映，随即显露出文学才华。 1939年，年仅23岁的王则在“新京”（今长春）《大同报》上发表长篇小说《昼与夜》，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作家群中的地位。
从1938年5月至1939年10月，王则担任《满洲映画》编辑，因为他的参与，这份杂志告别当时多数电影杂志所采取的庸俗化路线，成为当时东北沦陷区的重要文学载体。与此同时，他还参与创办了《艺文志》杂志，进入东北沦陷区的核心作家圈。
1938年，王则曾被派往日本东京学习导演。 1940年甘粕正彦出任满映理事长后，开始起用中国人独立执导影片，当时的人们对他们寄望颇高，称他们是“开拓荒原的电影斗士”。作为被起用的导演之一，王则在1941年一年里完成了 《大地的儿女》、《家》、《满庭芳》、《巾帼男儿》和《小放牛》等6部影片的编导。
1942年，王则辞去在满映的编导职务，奔赴关内，在北京任国民杂志主编，参加华北作家协会，并在天津出席“华北作家会议”。此后又与安犀、山丁等人筹组“东北作家基地”，与大同剧团联合组织“满华输送剧团”。
秘密逮捕背后的真相如此残酷
父亲是如何被捕的？王波夫妇对长春市公安局落满灰尘的旧档案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档案记载，王则被逮捕的罪名为：“经常往返满华之间，摆脱国策电影，参加华北作家协会，建立东北文艺基地，组织满华输送剧团，丑化满洲电影。”在1943年日伪首都警察厅特高课1414号“特密文件”中，就有对王则进行全天候监控、在伪满全境全程跟踪的记录。
这份由“首都警察副总监三田正夫”向“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所呈报的文件中，对王则的跟踪竟然如此之细：“正如过去所作的报告那样，王则在本年内，两次由天津来新京。现又于12月23日由天津来新京。其来新京后的行动如下：王则来新京后……过着极其消沉的生活。10月24日下午4点20分，他应满洲作家山丁、张我权邀请，赴松竹梅饭店宴会，同日下午9点15分宴会完了后返家……王则于30日下午9时，乘车暂回原籍营口。 11月13日返回天津。 ”
而王则之所以受到严密的监控，竟然是因为几位满映同事的出卖。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汉奸罪”被判刑的日伪警察关宗显，在交代材料里说：“1943年，徐聪和赵精石皆谈称满映编剧兼导演王则曾编导过一部影片叫《新生》，是宣传新生活运动的片子，因嫌疑而被扣留，未能公演。他经常往来关里、东北之间，可能与重庆及延安有关系。赵精石说，王则曾去延安抗战联合大学读过书。……徐聪后来在逮捕王则的那次行动中，共得到50元报酬。 ”这份交代材料也同时说明了在“汉奸演员”徐聪等人的“配合”下，日伪警察是如何秘密逮捕王则的。
1943年底，王则被捕后，被关押在首都警察厅的思想犯留置场，经过半年的酷刑折磨而致残。在他弥留之际，日伪警察才通知他的父母前来探望。此时的他，已经骨瘦如柴，不能言语，所吐之物，异常腥臭，不日即与世长辞，时年28岁。
不拍满映号召的“国策电影”
毫无疑问，王则被捕皆因他的言行深令日伪当局不满。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弄清这一问题，王波得到了长期进行满映研究的吉林大学学者蒋蕾的帮助。
蒋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则导演的作品没有一部响应满映拍摄“国策电影”的号召，更多的是反映社会家庭生活，以及沦陷区人民的命运。在成名作《昼与夜》里，他一直思考一个人如何才能构建健全的精神。在伪满洲国里，谈论“中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王则却在小说中将祖先上溯到了黄帝。王则的文章中，还常常表现出身为沦陷区作家的苦闷和彷徨，如1940年他在《结算和预算》一文中所写：“不愿向观众提供（带有）毒素的花好月圆的梦的恋爱，因之我彷徨，我迷惘，我不知道究竟哪一种题材会不违背我个人的艺术良心”。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对进步文化人士的打压越来越严厉，而王则的反满抗日情绪也日益增长。这也是他辞去满映职务奔赴关内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3年，王则发表《满洲电影剖析》一文，以空前尖锐的语气，抨击和斥责了满洲电影，指出“满洲电影制作者的立场如同大家庭的丑女，不仅是赔钱货，而且容貌还叫人可憎”，“满洲电影的诞生，不曾拓宽满洲观众的视野，反而倒把他们拉到迷魂阵去了”。
日本学者山口猛《哀愁的满洲映画》一文中以“满洲被虐杀的艺术家”的视角，较为概括而详尽地叙述了王则的一生。他认为，“满洲警察、宪兵等治安组织和抗日组织间的反复斗争一直持续到最后。具有力量优势的统治国家日本，利用关东军和警察组织对反日的人们实行镇压和压制是自然的。王则就是牺牲者之一。”
对于很多文章中说王则是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被杀害，王波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掌握的材料太少，尚不足以证实，但他受到抗日进步人士的影响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反满抗日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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