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从未仕清。在其晚年，先后蒙清廷授予翰林院检讨、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是从四品的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不过此时距离清廷灭亡不足一年，这样的恩宠几无意义。特授之后，王闿运没有像被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那样“入内谢恩”，没有像被溥仪赐寿的康有为那样上《七十赐寿谢恩折》。可是，你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1908年，亦即王闿运被授予翰林院检讨那年，他给人作家传，落款则云“特授翰林院检讨礼学馆顾问湘潭王闿运顿首拜撰”，笔下不无炫耀之嫌。

清朝覆亡，他并不伤心。“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殊为可骇，又补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夜作诗二篇，欲题《七哀》，无可哀。为《感遇》又不甚似，改题为《悲愤》。”无所念，故无所失；无所失，故无所哀。至于悲愤，则指向现实。欧阳兆雄的孙子欧阳伯元送诗来，“诗自忠节，行自叛逆，诗言涕泪而方庆贺新国，乃知读书人之伪，由文与行分二事也。”“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民国的人与事，都不能令他满意。

端方暴死，他作挽词云：“世事真难料，匆匆蜂虿伤。”蜂与虿，都是毒虫，用以隐喻革命党人，可见其观感之劣。袁世凯担任民国总统，他感慨时无英雄，有诗云：“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对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他一概称之为“窃国人”。

对旧朝无可哀，对新朝无可期。此际王闿运的政治心理，只能名之“孤悬”。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谈王闿运晚年的出山之举。一应疑云与争议，皆可迎刃而解。

民国肇建，王闿运便受到政府的召唤。直至1914年，他才应袁世凯之聘，以耄耋之龄进京担任国史馆馆长，是谓“晚年作公卿”。这背后，应出自杨度的鼓动，他既鼓动袁世凯聘请王闿运，同时鼓动老师北上。对此，叶德辉视之为王闿运一生最大污点，王氏死后，叶的挽联无比刻薄：“先生本自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早死五年，即死于1911年前，即可功德圆满，成为一代完人。陈散原作诗讽之：“名留倾国与倾城，奇服安车视重轻。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水在山清。”其意与叶德辉同，即批评王闿运晚节不保。

叶德辉与陈散原都是前清遗老，晚节可谓他们的立身之重。不过，王闿运已经明言，对清朝“无可哀”，自然不必守节。纵观他这一生，在权力之间东奔西走，翻云覆雨，难有政治节操可言。以晚节来批评他，不啻大炮打蚊子。

那么，王闿运此行，到底是什么意图？他已过80，年寿无多，不在家乡养老，反去北京凑热闹，足见壮心不死，老而弥热。以此推论，这一行未尝没有推行帝王学的期盼。吴熙为他祝寿联云：“献策即还山，文中子门墙有诸将相；投竿不忘世，周尚父耄耋为帝王师。”半贺半讽，可为注脚。

不过，观察王闿运这一年的行止，却属“一点都不正经”，充满玩世的味道，全程近乎喜剧，一言一行皆是段子。有人以此为王闿运辩解，称他逍遥应世，对时局洞幽烛微，故作姿态，玩弄袁世凯于股掌之上。

这两种说法，都不无道理。结合起来，恰可见王闿运的心态：观望。与此前的“孤悬”对应。

我以为王闿运此行的意图，正取决于袁世凯怎么对待他：若尊为国师，他便唱正剧；若奉为耆儒，他便唱喜剧。

从他抵京，初见袁世凯，便确定了这出戏的唱法。其日记当中，一口一个“袁世兄”，视总统为玩物。对外则装疯卖傻，嬉笑怒骂，满嘴荒唐言，诸如称新华门为“新莽门”、以女仆周妈为挡箭牌和护身符等，正应了章太炎的评语：“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
 

据李肖聃《星庐笔记》，1914年冬，他与方表等人访王闿运于国史馆。问：俗传“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联，果先生作否？王闿运曰：是。又问：人言下有“何分南北，不是东西”二句，信乎？王闿运曰：总统是我年侄，我骂他不是东西，不为犯法也。

王闿运以袁世凯的长辈自居，张口“世兄”，闭口“年侄”、“老侄”，可谓一种权术，即把出任国史馆馆长之举，由公家事变成私家事，如杨钧所强调的那样：“湘绮之去，实应年侄之招，非就总统之聘。”这固然是为其师开脱，却也反映了王闿运的玩世心理。

王闿运在京九个月，中途便作归计，其失意可知。最后以“惟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为辞职理由，幽了民国和袁世凯一默。不待袁世凯批准，他便解印绶付杨度，悄然而去。行则行，止则止，进退自如，不失潇洒。

王闿运行前，给正在帮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杨度写信，劝其南归。据说，作罢书信，王闿运叹道：“天下大乱，必自此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