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先秦主流价值的奠基与变迁”(10JJD720004)的阶段性成果。

　　“孝”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一个人修身成德的基础，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行“仁”的根本。君子修身、成就圣贤，必从“孝悌”始；只有立足于“孝悌”，方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方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的终极价值。但儒家所谓“孝”并非仅仅是说要符合道德规范的外在要求，而是强调发乎内心对父母的真实感情的“不容已”，是人性善的表现，所以重在内在感情的真实自然，而非刻意的外在强制，否则反失孝亲真义，实为“不孝”。孟子论大舜之“怨”尤见此“孝”的实质在于情感的真实义。惜乎先儒未达此意，强解此“怨”为“责己”而非“怨亲”，实是对曾子言“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的僵化理解，即拘泥于形式上的恭敬，并未探得孟子真意，反流于情感之虚假，妨碍本性的畅通。此点关系到孟子性善论的理论基础问题，所关甚大，故有必要对之加以澄清。

　　一、“孝悌”的重要地位

　　这里首先对“孝悌”的重要性略作说明。儒家何以把“孝悌”看得如此重要，“孝悌”何以是“为仁”的根本？概而言之，是因为儒家思想的精义在于：人的修身是人的本性的要求，而非囿于外在的道德规范，故修身实为复性之工夫，所以修行之要在于一任天性的自然流行，而勿干扰戕害之。相对禽兽而言，此天命之性在人这里是最容易体现出来的，故而以之作为人的性能。孔子曰“仁”，孟子曰“善”，实都是对“人较之其他种类的存在物更具有能够体现天道的能力”这种优越性的标识。

　　而在一个现实存在的人那里，最初与周围世界发生接触的对象无疑就是养育自己的父母，“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所以人能够直接流露天性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与父母、兄弟的亲情关系之中。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每个人婴幼儿时期对父母的爱都是全身心投入的，一心一意全在父母那里，毫无夹杂，须臾不可离；离开父母片刻，就会伤心哭号，寻觅不已，无论他人如何逗弄引诱，都不足以移其爱亲之心；只有回到父母的怀抱才能使其破涕为笑，以得到父母之爱为最大的满足。亲子一体，体现无遗。

　　而此时的孩童尚无思维能力，甚至还没有自我意识，显然这种真纯浓烈的爱亲之情完全是天性使然，毫无刻意做作，故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如程颢所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①也就是说，“孝悌”正是人天性的自然发见。人的天性自然为“孝悌”，正说明人的本性为善，也就为人的修身成德、恢复天性并臻于“内圣外王”之境奠定了一个现实的基础，故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朱子注引陈旸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尧、舜人伦之至，亦率是性而已。岂能加毫末于是哉？”②也就是说，尧、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完全“尽性”的圣人，就是因为他们顺着孝悌之情所体现出来的人性达至天下的结果，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也即“圣王之道”只是以“孝悌”之心加以推扩而已，并无其他。故孟子又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圣人正是保持着孩提之时对父母的那颗至真至纯的爱心的人，因此应事之际才能够不为物诱，循性而行。此正如朱子所注：“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③

　　由于“孝悌”在修身成道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儒家思想才把“孝悌”看作“为仁”的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朱子注曰：“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即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悌，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④修身若能致力于“孝悌”这个根本，则如掘井及泉，自然“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成道自不能已，必达至天下而后可，充塞宇宙而后止。这一切正是因为“有本者如是”也。

二、孟子论“怨”与“孝”

　　如上节所揭示的，儒家之所以重视“孝悌”在修身成德中的重要性，是因为“孝悌”为人的修身奠定了现实的根基，是使我们的天性得以呈现出来的源泉。因此，修行的关键就在于呵护好这个“源泉”的畅通无阻，勿遮蔽、勿壅塞、勿污染，不要干扰和妨碍它。所以儒家论“孝”强调的是本性的自然呈现，表现为赤子般对父母真挚的情感。这一方面是说“孝”不在于仅仅遵守外在的道德规范，不在于仅仅持守礼仪节文的行为，而在于行为背后内在的真情，如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仅是在表面上做到赡养父母的客观行为，而并非发乎对父母敬爱的“不容已”的感情，则并非真“孝”，因其非本性的流露，反而是虚假的恶行，父母也不会感到幸福。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此情感的具体表现还在于因任具体情况的真实自然，而非刻意强制自己的感情流行，否则反而戕害了爱亲的真情，失性情之正，并非是“孝”，反流于“不孝”的虚情假意，也即对人性的障蔽。下引文中所述大舜之“怨”，正是率性而发的真实感情，正是对父母至孝真情的流露，故孟子才会极力为之辩护，以驳斥对“孝”的庸俗理解，以保本护源之意。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曼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

　　万章拘泥于对“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⑤的道德要求的僵化理解，而不能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故对舜怨慕父母“号泣于曼天”的情感表现表示不可理解。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曲意掩饰舜有“怨亲”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理解舜对父母的“怨”。孟子通过引用公明高对此问题的回答解释说：“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恝”，《说文》曰：“忽也。”⑥赵注曰：“恝，无愁之貌。”⑦焦循《正义》引臧琳《经义杂记》说：“忽，忘于心，即是无愁”⑧。“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的意思也就是如赵岐所注，“孝子不得意于父母，自当怨悲，岂可恝恝然无忧哉”⑨。但赵注下一句“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为“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爱，于我之身，独有何罪哉。自求责于己而悲感焉”⑩则就不妥了。朱子《集注》沿袭赵之意说：“于我何哉，自责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11)，更是曲意回护舜之“怨亲”的事实，其实都是不通的。因为正如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中所说的，“若如此说，‘为若是恝’便无着落了”(12)。因为“为不若是恝”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孝子竭力尽孝还不能得父母之欢心时，其情感的真实状态是应当有怨的。若把“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如赵、朱那样解释成“怨己”而非“怨亲”，则孟子这句话的整体意思就变成：孝子之所以怨亲，是因为竭力尽孝而不得父母欢心，对此不能无动于衷，所以“怨己”。显然，这是前后矛盾的，因为没有了“为不若是恝”之意。赵、朱拘于对“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的机械理解，唯恐说出舜之怨亲；但事实上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而是在回避问题，把这个问题消解掉了。总之，是没有领悟孟子的真实意思。

　　其实，“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之意正是孟子代拟的舜的“号泣”之辞(焦循《正义》引《颜氏家训·风操篇》说：“礼以哭有言者为号。”(13)云“号泣”，则是且言且泣)，这正可解释舜为何“不若是恝”、不能不怨。此怨非但不是不孝，恰恰是大孝与真爱的表现。赵、朱在此点上未能达至孟子的深意，唯恐“有怨”即落入不孝，所以其解则不能通。焦循《正义》倒是觉察到了这其中的问题，他说：“一说此申言上‘恝’字，若恝然无愁，则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职矣，尚有何罪而父母不我爱哉？孝子必不若是也。”(14)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他也只是对此解备列一说，其结论还是说“此说与经文不达，宜从赵氏。”(15)其实，按《孟子》本文，孟子论《诗经》“小弁之怨”与“凯风之怨”的不同，正是对孝子何以“不若是恝”、何以“此怨反是孝”的解说，经文之义理前后完全是一致的。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下》)

　　我们这里不必去详加考究《小弁》与《凯风》这两首诗的具体内容，只要知道其内容是在表达对“亲之过”的情感即可。高子因为《小弁》的情感表现是“怨”，就以为这是“小人之诗”，孟子将此斥为“固”，朱子注也说：“执滞不通”。因为高子同样是执滞于对“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的僵化理解，不考虑具体情况，所以其说不通。孟子举例说，若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陌生人向自己射击，则事后完全可以与人笑谈此事；但若是自己的兄长举箭射击自己，事后则只能向人哭诉。何以如此？正是因为与陌生人关系疏远、与哥哥关系亲近的缘故。相互之间没有感情，所以才会无动于衷，此正是“恝”；相互之间感情亲爱，所以才会“垂涕”，此正是“怨”。“亲其兄，故号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16)

　　同样的道理，“小弁之怨”恰恰是与父母感情亲近的表现，而“亲亲”正是人内在的仁心善性的表现，“亲亲之心，仁之发也”(17)。“小弁之怨”正是善端的呈现，不容否定。因为此点关乎“判断一个具体行为的道德属性的标准是依于内在本性还是外在规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则与性善论的理论根基直接相关，所关甚大，不可不察。所以孟子对此相当警惕，十分敏感，一再申斥高子的“固陋”。反过来讲，若面对亲之大过而不怨，反是对父母感情淡漠的表现，恰恰是不孝了。但公孙丑又转而滞于“此怨为孝”而质问“凯风何以不怨？”孟子回答说：“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对于“不可矶”，赵注曰：“矶，激也。过小耳，而孝子感激，辄怨其亲，是亦不孝也。”(18)朱子注曰：“言微激之而遽怒也。”(19)也就是说，《凯风》在“亲之过小”的情况下，还要怨亲，则是不能容亲，同样是对父母没有深厚感情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