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家王易
萧轶
王易作为一代国学家，尤在词曲史与历学方面贡献突出，曾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国立中正大学等校，又与黄侃、汪辟疆、柳诒徵、王伯沆、胡翔东合称“江南七彦”。从著述来看，王易似与政治无涉，此中或因学界注视者皆为其学术成果，又或因史料未得整理，抑或学界大抵只围绕政学互动较为影响之人反复谈论民国而冷落了其他学人。近读江西《民国日报》，发现王易与政治之间，渊源颇深。
据《湖南省文史馆档案》中的王易《自述》，1926年北伐军入南昌城后，南昌市政府重组之时，王易经友人推举，曾任职南昌市政府秘书。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昌市政府改组为委员制，据自述档案，“适时，今副主席朱公来任市公安局局长，公馀洽谈，因知国民党内容日趋腐化独裁，难慰民望，值朱公他往，我乃决计抽身，于七月中旬借病辞职，自誓从此不官，还我故业。”众所周知，大陆鼎革后的知识分子交心自述，大抵存在特殊时期的自辩特色，王易事后交心文字当多一份存疑。
江西此时正值反程时煃风潮，熊式辉于日记中对风潮之甚，“深为忧念”；王易与程时煃又有亲家关系，或也受风潮影响。1927年9月，经胡先骕介绍，前往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此处时间值得留意，1927年7月辞职，9月往南京任教，而中间月份8月恰值发生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此前辞职的王易，曾与施计劝诱拖延江西党政人员的朱德之间谈论过什么，已无材料可资参考。
大陆鼎革后，王易于交心材料中言：“我以此校属于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坚不愿往，试要以三事，一不入党，二不出席纪念周，三不参与任何党性机会。我意渠必难同意，讵罗氏一一接受。不得已，遂在彼三约，专授国文。”中央政治大学前身是国民党于1927年于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主要负责北伐期间与军政时期党政干部的教育训练，由蒋介石亲任校长；1929年，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院。毋言任教于国民党的中央党务学校，王易后任教于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于江西省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多次演讲，并担任过三民主义文运会委员等职务。故而，此处交心自述，另当存疑。
王易交心自述之所以不可信者，有一文可作佐证，实际他对中央政治学校非常认可。1937年5月，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十周年，王易撰《中央政治学校十周年纪念献言》以志庆，从古代教育到废除科举，特别陈述学术与政治之关系，借废科举之事论述教育之于国家、学术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对蒋介石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培养党政干部高度认可，借此献词中央政治学校十周年庆：“（蒋介石）乃集党之群彦，创设中央政治学校，推本遗教，授以治术，去空言而归实用，励志节以树风声，贯学于事，通教于政，岂惟救历世之敝，抑已度越两京，上跻三代矣！”由此可见，王易对中央政治学校，并非如自述里所表达的那样排斥，反而对此校有很深的认可度。
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中央政治学校重组，胡先骕见王易已属无事状态，便介绍他返回中央大学，因罗家伦不放人而此事未果。翌月便是抗战爆发，中央政治学校也随之迁往重庆。在南京遭日军轰炸之时，王易“以老母不克随行”而没能随校西迁，乃携眷返回南昌，后回宜春省亲。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因经费无法落实而退出，复旦与大夏组成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西迁，以大夏为主体的联大第二部迁往贵阳；以复旦为主体的联大第一部迁往庐山牯岭，经潘震亚推荐如庐山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第一部任教。1937年年底，第一联合大学第一部因战事再次西迁：“藏书傥幸逃秦劫，压境终忧坏鲁城。”此后一直辗转宜春等地任教，直到1938年2月，熊式辉受蒋介石之命为蒋经国物色名师教授，得程时煃推举，给蒋经国教授经史子集，为适应战时需要而以授古代兵书为主。两三月后，“太子傅”因“太子”出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所军训总队长。在再次经历“失业”后，如宜春乡村师范学校教书。
1939年蒋介石诞辰之日，国立中正大学正式成立，聘王易为国文系教授，后任文史系主任。在国立中正大学期间，是王易与政治之间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国立中正大学本身就是为纪念蒋介石在江西蓄势崛起而设立的学校，校名即“敬奉我民族领袖之名而名之”；二是此校创设的使命，乃因蒋介石北伐抵赣时“殷殷希望江西实行三民主义教育，以建立三民主义之江西”，故而此校“以发扬三民主义学术思想为基点，以达成革命建国之干部为目的”；三是创办人熊式辉留学日本，带回的办学理念即“政教合作”，要把此校办成培养地方党政干部的教育实验基地；四是熊式辉一直在江西推行三民主义文化思想化、行动化、学术化和制度化。即使被学术界一直以为不畏权贵的胡先骕，在江西期间亦无法脱离政治的漩涡。
王易来到国立中正大学第三个月，即1941年2月，便在第四次国民月会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活动上，发表演讲《理知与感情》。在这此演讲中，王易对学生讲道：“俄国革命者在煽动无产阶级的愤怒，抱着复仇的心理；而我们国父革命的动机，却是伟大的同情心，最后的目的在世界大同。”王易还坦诚自己四十岁后，因阅世愈深才真正体悟到“忠恕”的意义。同年年底，王易受邀前往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演讲《三民主义与文学》。一直到共产党攻破南昌城前夕的1949年4月19日，王易还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总理纪念周活动上演讲《人的教育》。此外，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督赣十年之际，国立中正大学为纪念熊式辉治赣十年所取得的“黄金十年”，筹建天翼堂及发行国立中正大学纪念熊天翼先生治赣十周年特刊，王易创作《十年教训歌》赞誉熊天翼，此首词被程懋筠谱曲成歌。翌年年初，《三民主义文艺季刊》创刊，由胡先骕撰发刊词，王易于创刊号刊发四篇文章：《民族精神论》、《三民主义与文艺》、《歌词创作研究》与《十年教训歌歌词》；年底蒋介石诞辰之日，王易撰《总裁诞辰暨本校成立二周年纪念祝词》，赞誉蒋介石为“维岳降神，实诞鸿哲”，其“君子万年，永绥中国”。
国立中正大学尚未创建之前，熊式辉就已在江西不断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并且要将之建设成全国典范以推广到全国。国立中正大学创办后，很多教授都加入了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会。熊式辉为了将三民主义文学在江西推广发扬，特意邀请了曾留学欧洲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叛徒叶青（任卓宣）到国立中正大学创建三民主义文学研究会，三民主义文运会的理论研究以叶青和吴曼君最为出色。王易及其好友胡先骕在任教初期便被邀请入会，并且二人皆担任委员职务，利用研究、讲演、图书出版、文学作品、戏剧表演、绘画雕刻、歌曲创作、广播宣传、新闻通讯、创办期刊、印刷册子及推销出版物等十二种方式达到三民主义的传播与灌输，而大学教授则将之推广到校内内部。故而，王易和胡先骕多次在省党部及校园总理纪念周上讲演，中正大学更是与江西《民国日报》合作创办了十几种三民主义方面的期刊。
最为体现王易政治观，当是1947年4月刊发于南昌《问政》杂志创刊号的《内战辨》。据国立中正大学同事胡守仁的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王易曾由章士钊推荐为中央文史馆员，因王易曾在《龙凤月刊》写《内战辨》一文，故推荐名单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审查时，王易落选，被从名单中删去。”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杀伤力是何等之强。时值各校掀起“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国立中正大学也毫无意外地陷入护校运动，学生拿石头砸破校长头部，局面失控时遭当局镇压。在学生与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之际，王易被推选为教授会代表从中调停斡旋，在一所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高校里掀起如此高潮，事后共产党方面对此事高度肯定。正是在这个高潮阶段，王易追溯历代战事，辨析各自师出之名，探讨善恶是非，认为“内战”二字“其含义若何，似习用者未尽明了，故不可不辨”。“内战”表面解释为“国内的战争”，倘若细察其实，“内”者的范围是怎样的，“战”的动机、对象和行为又是怎样的，这些都不可不问，如其不然，那么就是以战争为美誉了。王易于此时撰写此文，一方面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传统历史价值观起见，另一方面或也有因国立中正大学学潮劝告学生之现实用意，所以他“爰申春秋道义之旨”，希望“国人察焉”。因此文加之高校时期言论，渡江战役期间，王易便已担忧往日言论将获罪，本欲经广州赴台湾，因在广州时被朋友“晓以大义，动之以情”以房为诱，将王易劝阻了下来。
一九五六年七月，王易在交心材料《自述》中“自悔不智”，以《内战辨》为“终身愧耻”。他辩解说当年对共产主义“惟虑为急进，未免波动太大，多有牺牲。于是遂觉三民主义，亦可进于社会主义，颇为适宜，此则近于民主思想”；直到阅读了“新书刊及毛公选集，沵觉唯物辩证法之完美，以较中国陈旧之唯心理学、欧美停顿之机械科学，显有真假大小之殊。本此以求，无怪所索皆实理，所治为实学，所施为实政，不似彼等之玄想奇谈，固执偏向，乞独为共产主义之泉源，抑且为世界进化之槖钥！”王易说，这才是他在“内战”过后的“解放”期“最深之感想”，并希望能够“培新知以理旧学，竭万一之贡献于文化建设”。写完交心书后，经杨树达介绍，再由湖南当局研究决定后，当月月底便收到湖南文史馆的聘书，“自1956年8月起，月支工资50元”。
然而，正如王易在交心书中所说的那样，他已是“体气日衰”之年，一切皆“未可期已”：在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聘任王易为湖南省文史馆官员通知的下一个月月底，肝病复发，因病逝世，遗稿未能整理，随着长子王述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叠遭批斗，终被迫害致死，王易的手稿、藏书、乐器等皆已荡然无存。一代国学大家，至此悲惨落幕。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王易作为一代国学家，尤在词曲史与历学方面贡献突出，曾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国立中正大学等校，又与黄侃、汪辟疆、柳诒徵、王伯沆、胡翔东合称“江南七彦”。从著述来看，王易似与政治无涉，此中或因学界注视者皆为其学术成果，又或因史料未得整理，抑或学界大抵只围绕政学互动较为影响之人反复谈论民国而冷落了其他学人。近读江西《民国日报》，发现王易与政治之间，渊源颇深。
据《湖南省文史馆档案》中的王易《自述》，1926年北伐军入南昌城后，南昌市政府重组之时，王易经友人推举，曾任职南昌市政府秘书。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昌市政府改组为委员制，据自述档案，“适时，今副主席朱公来任市公安局局长，公馀洽谈，因知国民党内容日趋腐化独裁，难慰民望，值朱公他往，我乃决计抽身，于七月中旬借病辞职，自誓从此不官，还我故业。”众所周知，大陆鼎革后的知识分子交心自述，大抵存在特殊时期的自辩特色，王易事后交心文字当多一份存疑。
江西此时正值反程时煃风潮，熊式辉于日记中对风潮之甚，“深为忧念”；王易与程时煃又有亲家关系，或也受风潮影响。1927年9月，经胡先骕介绍，前往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此处时间值得留意，1927年7月辞职，9月往南京任教，而中间月份8月恰值发生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此前辞职的王易，曾与施计劝诱拖延江西党政人员的朱德之间谈论过什么，已无材料可资参考。
大陆鼎革后，王易于交心材料中言：“我以此校属于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坚不愿往，试要以三事，一不入党，二不出席纪念周，三不参与任何党性机会。我意渠必难同意，讵罗氏一一接受。不得已，遂在彼三约，专授国文。”中央政治大学前身是国民党于1927年于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主要负责北伐期间与军政时期党政干部的教育训练，由蒋介石亲任校长；1929年，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院。毋言任教于国民党的中央党务学校，王易后任教于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于江西省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多次演讲，并担任过三民主义文运会委员等职务。故而，此处交心自述，另当存疑。
王易交心自述之所以不可信者，有一文可作佐证，实际他对中央政治学校非常认可。1937年5月，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十周年，王易撰《中央政治学校十周年纪念献言》以志庆，从古代教育到废除科举，特别陈述学术与政治之关系，借废科举之事论述教育之于国家、学术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对蒋介石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培养党政干部高度认可，借此献词中央政治学校十周年庆：“（蒋介石）乃集党之群彦，创设中央政治学校，推本遗教，授以治术，去空言而归实用，励志节以树风声，贯学于事，通教于政，岂惟救历世之敝，抑已度越两京，上跻三代矣！”由此可见，王易对中央政治学校，并非如自述里所表达的那样排斥，反而对此校有很深的认可度。
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中央政治学校重组，胡先骕见王易已属无事状态，便介绍他返回中央大学，因罗家伦不放人而此事未果。翌月便是抗战爆发，中央政治学校也随之迁往重庆。在南京遭日军轰炸之时，王易“以老母不克随行”而没能随校西迁，乃携眷返回南昌，后回宜春省亲。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因经费无法落实而退出，复旦与大夏组成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西迁，以大夏为主体的联大第二部迁往贵阳；以复旦为主体的联大第一部迁往庐山牯岭，经潘震亚推荐如庐山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第一部任教。1937年年底，第一联合大学第一部因战事再次西迁：“藏书傥幸逃秦劫，压境终忧坏鲁城。”此后一直辗转宜春等地任教，直到1938年2月，熊式辉受蒋介石之命为蒋经国物色名师教授，得程时煃推举，给蒋经国教授经史子集，为适应战时需要而以授古代兵书为主。两三月后，“太子傅”因“太子”出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所军训总队长。在再次经历“失业”后，如宜春乡村师范学校教书。
1939年蒋介石诞辰之日，国立中正大学正式成立，聘王易为国文系教授，后任文史系主任。在国立中正大学期间，是王易与政治之间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国立中正大学本身就是为纪念蒋介石在江西蓄势崛起而设立的学校，校名即“敬奉我民族领袖之名而名之”；二是此校创设的使命，乃因蒋介石北伐抵赣时“殷殷希望江西实行三民主义教育，以建立三民主义之江西”，故而此校“以发扬三民主义学术思想为基点，以达成革命建国之干部为目的”；三是创办人熊式辉留学日本，带回的办学理念即“政教合作”，要把此校办成培养地方党政干部的教育实验基地；四是熊式辉一直在江西推行三民主义文化思想化、行动化、学术化和制度化。即使被学术界一直以为不畏权贵的胡先骕，在江西期间亦无法脱离政治的漩涡。
王易来到国立中正大学第三个月，即1941年2月，便在第四次国民月会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活动上，发表演讲《理知与感情》。在这此演讲中，王易对学生讲道：“俄国革命者在煽动无产阶级的愤怒，抱着复仇的心理；而我们国父革命的动机，却是伟大的同情心，最后的目的在世界大同。”王易还坦诚自己四十岁后，因阅世愈深才真正体悟到“忠恕”的意义。同年年底，王易受邀前往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演讲《三民主义与文学》。一直到共产党攻破南昌城前夕的1949年4月19日，王易还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总理纪念周活动上演讲《人的教育》。此外，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督赣十年之际，国立中正大学为纪念熊式辉治赣十年所取得的“黄金十年”，筹建天翼堂及发行国立中正大学纪念熊天翼先生治赣十周年特刊，王易创作《十年教训歌》赞誉熊天翼，此首词被程懋筠谱曲成歌。翌年年初，《三民主义文艺季刊》创刊，由胡先骕撰发刊词，王易于创刊号刊发四篇文章：《民族精神论》、《三民主义与文艺》、《歌词创作研究》与《十年教训歌歌词》；年底蒋介石诞辰之日，王易撰《总裁诞辰暨本校成立二周年纪念祝词》，赞誉蒋介石为“维岳降神，实诞鸿哲”，其“君子万年，永绥中国”。
国立中正大学尚未创建之前，熊式辉就已在江西不断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并且要将之建设成全国典范以推广到全国。国立中正大学创办后，很多教授都加入了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会。熊式辉为了将三民主义文学在江西推广发扬，特意邀请了曾留学欧洲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叛徒叶青（任卓宣）到国立中正大学创建三民主义文学研究会，三民主义文运会的理论研究以叶青和吴曼君最为出色。王易及其好友胡先骕在任教初期便被邀请入会，并且二人皆担任委员职务，利用研究、讲演、图书出版、文学作品、戏剧表演、绘画雕刻、歌曲创作、广播宣传、新闻通讯、创办期刊、印刷册子及推销出版物等十二种方式达到三民主义的传播与灌输，而大学教授则将之推广到校内内部。故而，王易和胡先骕多次在省党部及校园总理纪念周上讲演，中正大学更是与江西《民国日报》合作创办了十几种三民主义方面的期刊。
最为体现王易政治观，当是1947年4月刊发于南昌《问政》杂志创刊号的《内战辨》。据国立中正大学同事胡守仁的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王易曾由章士钊推荐为中央文史馆员，因王易曾在《龙凤月刊》写《内战辨》一文，故推荐名单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审查时，王易落选，被从名单中删去。”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杀伤力是何等之强。时值各校掀起“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国立中正大学也毫无意外地陷入护校运动，学生拿石头砸破校长头部，局面失控时遭当局镇压。在学生与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之际，王易被推选为教授会代表从中调停斡旋，在一所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高校里掀起如此高潮，事后共产党方面对此事高度肯定。正是在这个高潮阶段，王易追溯历代战事，辨析各自师出之名，探讨善恶是非，认为“内战”二字“其含义若何，似习用者未尽明了，故不可不辨”。“内战”表面解释为“国内的战争”，倘若细察其实，“内”者的范围是怎样的，“战”的动机、对象和行为又是怎样的，这些都不可不问，如其不然，那么就是以战争为美誉了。王易于此时撰写此文，一方面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传统历史价值观起见，另一方面或也有因国立中正大学学潮劝告学生之现实用意，所以他“爰申春秋道义之旨”，希望“国人察焉”。因此文加之高校时期言论，渡江战役期间，王易便已担忧往日言论将获罪，本欲经广州赴台湾，因在广州时被朋友“晓以大义，动之以情”以房为诱，将王易劝阻了下来。
一九五六年七月，王易在交心材料《自述》中“自悔不智”，以《内战辨》为“终身愧耻”。他辩解说当年对共产主义“惟虑为急进，未免波动太大，多有牺牲。于是遂觉三民主义，亦可进于社会主义，颇为适宜，此则近于民主思想”；直到阅读了“新书刊及毛公选集，沵觉唯物辩证法之完美，以较中国陈旧之唯心理学、欧美停顿之机械科学，显有真假大小之殊。本此以求，无怪所索皆实理，所治为实学，所施为实政，不似彼等之玄想奇谈，固执偏向，乞独为共产主义之泉源，抑且为世界进化之槖钥！”王易说，这才是他在“内战”过后的“解放”期“最深之感想”，并希望能够“培新知以理旧学，竭万一之贡献于文化建设”。写完交心书后，经杨树达介绍，再由湖南当局研究决定后，当月月底便收到湖南文史馆的聘书，“自1956年8月起，月支工资50元”。
然而，正如王易在交心书中所说的那样，他已是“体气日衰”之年，一切皆“未可期已”：在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聘任王易为湖南省文史馆官员通知的下一个月月底，肝病复发，因病逝世，遗稿未能整理，随着长子王述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叠遭批斗，终被迫害致死，王易的手稿、藏书、乐器等皆已荡然无存。一代国学大家，至此悲惨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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