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王小波也是个盲从的孩子，很容易相信一些未经证实的东西，是他姥姥启发了他，在《积极的结论》中，他这样写道：“我小的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有一天，我父亲对我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30万斤粮食，而我的外祖母一位农村来的老太太，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她还算了一本细账，说一亩地上堆30万斤粮，大概平地有两尺厚的一层。当时我们家里的人都攻击我姥姥觉悟太低，不明事理。我当时只有6岁，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姥姥是错误的。事隔30年，回头一想，发现我姥姥还是明白事理的。亩产30万斤粮食会造成特殊的困难，那么多的粮食谁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10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这样的速度在地理上实在是骇人听闻。”通过这件事，王小波意识到：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这就是理性。

　　王小波生活的那个时代，革命浪漫主义很盛行，许多青年人都胸怀救世情结，把“解放全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王小波却认为：失去了理性的救世情结，就是瞎浪漫。通常的一种说法，认为吃苦受累尽管是一件不如意的事，但却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从苦难中受到了磨砺。王小波也同意“坏事也会转化为好事”这一说法，但他不认为坏的事情就是好的，就比如去云南插队这件事，虽然丰富了他日后的创作生活，但他还是认为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好事。他进而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不良少年一脚把一个盲人踢下楼梯，那个盲人因此复明，虽然结果是好的，但把盲人踢下楼去仍是一件惨痛的事，不能因此说那个少年是个好人。

　　在日常生活中，王小波也保持了高度的理性，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回，朋友请他去听高雅的音乐会，王小波在里面熬了两个多小时，根本没听出高雅在什么地方，反而感觉痛苦不堪，他因此得出结论：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对人也是有害处的。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反复提到了“媚俗”，听音乐会其实就是“媚雅”。王小波家的卫生间没挂镜子，岳母拿了一面镜子和一枚钉子来，让王小波把镜子挂上去。王小波知道没有射钉枪，仅凭锤子是无法把钉子钉到水泥墙上的，他也跟岳母解释了，但老太太不信，他不好意思让老太太伤心、不好意思不试一下了，结果可想而知，墙面被砸成了麻子脸，钉子还是没能钉进去。王小波就此反思道：“按照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他进而推导出：“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王小波的理性思维，其实是对先秦理性精神的一种传承，理性思维是一种智慧的生存方式，王小波认为，人们的生活应该有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信仰是重要的，但是应该从属于理性……”王小波虽然走了，但他的理性精神却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去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