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替王若飞向傅作义求情
青年时期的王若飞
在这漫长的五年又七个月中，不为人知的是，胡适也营救过王若飞。
王若飞舅父四处奔走
王若飞是由其舅父黄齐生抚养长大的。1919年10月，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赴欧勤工俭学的热潮。黄齐生动员贵州师生参加，并积极筹措旅费。10月16日，贵州勤工俭学学生王若飞一行五人与其他省的学生一起，乘坐美国轮船渥隆号赴欧，11月21日，黄齐生也踏上了旅欧的旅程。1922年，王若飞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一起组建“旅欧少共”，并参加“旅欧中共总支部”工作，由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春天，王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舅父黄齐生由此分开。1925年4月，王若飞回到上海，先是出任豫陕区委书记，第二年初，调回中央担任第一任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人组织指挥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8年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回国突遭逮捕，王若飞心想必死无疑，于是他把自己被捕入狱的消息想方设法通知了黄齐生。
此时黄齐生也回到了国内，正在河北定县从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已经十年不通音讯了，突然接到外甥的消息，黄齐生迅速赶到了归绥，与王若飞见了面。为了营救外甥，黄齐生在监狱外面租了间小屋，一方面通过交涉每五天去看望王若飞一次，买营养品给他；一方面四处活动，甚至跑去绥远省政府找到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求他放了王若飞。傅作义倒也干脆，说只要黄敬斋(王若飞的化名)愿意留下来做事，就可以无条件释放。但王若飞回答，宁愿老死牢笼，也不愿出去不清不白混饭吃。
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天来了，塞外的冬天不仅漫长而且特别冷，王若飞担心舅父的身体受不了，同时妻子在上海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万一自己牺牲，后事也需料理，于是催老人南归，从衣服内里撕下一块绸布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并向老人表示愿葬于归绥城北大青山王昭君墓侧。黄齐生并不担心自己的身体，但他觉得外甥的“遗愿”也需处理，只好揣着信离去，在折返内地之前，他先去大青山花二十块钱替王若飞买了块墓地。
从盛成、张道藩到胡适
1933年秋天，黄齐生决定去北平找有关人士，看能不能对傅作义做做工作，对王若飞作宽大处理，或者改善一下狱中生活条件。
胡适替王若飞向傅作义求情
全力参与营救王若飞的学者盛成。
黄齐生想到了曾跟他和王若飞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盛成。盛是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少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盛成考入上海震旦大学读法语预科。三年后，考入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任职。“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郊民巷，火烧赵家楼，后来被推举为长辛店铁路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并与周恩来、许德珩等学运领袖结为亲密战友。
在法国，盛成也同胡志明交好，不仅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而且是该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法国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共，盛成逐渐不满，遂告别政治舞台，潜心于学术研究。1930年10月10日，盛成回到上海，受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盛大欢迎。之后，曾短暂当过国民党元老张继的秘书，“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投笔从戎，担任第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第十九路军后来被调往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又回到北平任教北大文学院外语系，同时在清华、师大等高校教授法文，还在农学院教授昆虫学。
也许是考虑到盛成的这个背景，黄齐生来找他了。1978年10月，盛成回到大陆，之后出版了《盛成回忆录》，在书中，他回忆了当时黄齐生先生来找他的情景：
有一天，黄齐生先生来宿舍看我，行色匆匆，交谈之下，他说：“王若飞被捕，关在绥远狱中，不见天日。我特来找你，加以营救。”我立即提起当年同船去欧洲的张道藩。他说：“今日之道藩，已非昔日之道藩。”我们商讨对策。最后，我提出去找胡适，他表示赞同。于是我们立即乘车前往米粮库(胡同)拜望胡适。胡适当即答应写信给傅作义，好像写了五六页八行书。我看了信之后表示赞同。他就盖了图章，将信封好，交与黄先生。黄先生当晚住在我家，第二天就回绥远去了……此后，王若飞在狱中可以出来晒太阳，看报纸，后来又去掉镣铐，最终被释放。
黄齐生将王若飞的境况对盛和盘托出，盛提出请张道藩帮忙，因为他们一同乘船赴欧，张也是贵州人，和王若飞、黄齐生同乡，他加入国民党后，逐渐成为CC系骨干，此时正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组织部副部长、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等要职，张如果愿帮忙，力度肯定很大。但可能正是张此时的身份让黄齐生对之失去起码的信任。“我们商讨对策”说明在否决了请张道藩帮忙之后，他们还一同想了很多方法和途径。最后，他们想到了胡适。
胡适不负所托
胡适此时在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有着核心般的地位，在军政两界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傅作义就对胡适相当敬佩。1933年3月3日承德失陷前一天，据胡适日记记载：“下午傅作义将军来谈。他极愤慨。”愤慨什么，显然是热河当时危急的形势和蒋介石的态度，如此交谈，显然是把胡当作知音。
5月23日上午，傅作义率领第59军打响了长城抗战最后一场恶战。激战三小时，傅部牺牲367人。事后，傅作义将寻得的203具牺牲将士的忠骸收殓安葬于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园，并特致函胡适，请他作碑文铭记。胡适同意，并认真撰写。其1934年5月5日日记载：“试写华北军第59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涂改甚苦，终不能满意。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涂改。”以傅、胡两人的关系，找胡适写信给傅作义应该能起一定作用。
再说，此时胡适与盛成关系也不错。盛成回来，胡适在上海参与欢迎。盛成来北大任教，胡适是包括外语系在内的文学院院长。1931年10月9日，胡母病逝，第二天，盛成奔丧南归，“我到学校看了胡适和温源宁，并向校方借了200元钱”。淞沪抗战回来后，盛成将经过写成《从军记》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发表。尽管如此，也保不准胡适愿替王若飞求情。没想到，盛、黄二人来到胡适住处，从盛成的回忆来看，胡适不仅答应写，而且认真地写了五六页八行书，还征求其意见看写得是否可行。
在许多人心中，胡适似乎与共产党水火不容。恰恰相反，胡适与许多共产党人有着深厚友谊，如果有人遇难，只要有可能，他都极力营救。他和李大钊一起掩护陈独秀南下组党；许多人都可能记得他和李大钊那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却不晓得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签名发表。李大钊被杀害后，胡适在《胡适文存》第三集扉页，郑重写上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朋友，排第一的即是李大钊。
大革命失败后，陈延年被捕，首先想到请胡适帮助营救，胡适请吴稚晖疏通却遭其出卖；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请胡适帮忙，胡适也积极想方设法；正是在“问题与主义”探讨时，胡适在现代中国第一次相对全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内含：“唯物的历史观”、“阶级竞争说”和“剩余价值说”，并如是说：“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马克思晚年十分关注实证主义，胡适也一直强调实证主义的实证检验过程，并首次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惟一试金石。
1926年7月，胡适去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路过莫斯科，同蔡和森、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畅谈，称赞苏联有一种“认真”、“奋发有为的气象”，“有理想和理想主义”，是“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发回的有关文章不仅让朋友们吓一跳，也让军阀吓了一跳，认为胡适可能赤化并加入了共产党。当此时蒋介石加紧围剿红军时，胡适却不合时宜地抛出了一篇几近给共产党“正名”的文章《所谓“剿匪”问题》，文中说“共产党不是匪”，“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应该平心想想，应该“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有着如此思想与行为的胡适，答应营救王若飞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能说王若飞狱中待遇改善和最终释放完全归功于胡适，但傅作义对王若飞后来采取优待措施：一、为防特务耳目，变相关押；二、每月从自己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贴，同时送书给王若飞读，让王若飞相对自由地写文章和与外界通信，暗中多次在夜间将王若飞接到家中交谈，则又不能不说有着胡适的影响。遗憾的是，胡适的信我们现在无法看到，1949年后，随着批胡的兴起，起义过来的傅作义恐怕不敢再提这段历史，而王若飞和黄齐生因“四八空难”而牺牲，也无法再复原这段历史。幸运的是，正是盛成后来的回忆，胡适的这段历史不至于完全湮没。（文/李传玺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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