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大地》杂志 ( 2008-04-15 第8期 )

  　以书生之弱，育王霸之才；以布衣之微，为盛唐之师；以卅年之寿，垂千秋令名。河汾门墙，流芬千古。 隋人王通，堪比肩贤圣。 

  　宋儒张横渠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为士人使命，文中子王通无疑堪称典型。

  　王通，谥“文中子”，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据说父亲为其卜卦，得“坤”之“师”，祖父安康献公王杰认为他未来“必能通天下之志” ，于是取名王通。

  　其家世精儒学，自南朝宋、北魏至隋，共经六朝，皆曾出任国子学博士。祖上本居于祁（今太原市），因遭“愍怀之难”举家东迁。六世祖王玄则精通儒学，曾任宋太仆与国子博士，学问高深，声名极著，为江左子弟尊为“王先生”。玄则孙晋阳穆公王虬，因“建元之耻”自齐归魏，太和年间，官至并州刺史，于是定居于龙门，临近河汾。王通祖父王杰，称安康献公，周朝建德年间，曾跟从武帝征邺，为前驱大总管，后官至济州刺史。其家藏书甚丰，于儒学亦颇有研究，时人多相从问学。父亲王隆，字伯高，也以儒学知名，门人众多，号千余人。隋建立后，曾以国子博士待诏龙门，后任乐昌令和铜川令，颇有令名，被称为“铜川府君”，秩满不再出仕。

  　王通秉承家学，复得名师指授，曾“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颖异勤勉，十五岁便名动一方，有不少人相从问学。

  　十八岁参加本州科举，以射策中秀才。

  　隋文帝仁寿三年，王通年二十，行冠礼成年。其时政治尚清明，有志之士多欲一展身手。王通少怀四方之志，仰慕古人辅明君治天下事迹，时学有所成，自不甘埋没，遂踏上西游长安之旅。

  　其年春，王通在太极殿觐见隋文帝，呈奏《太平十二策》，畅言王霸大略，以古证今，大有运天下于股掌之志。

  　文帝听后异常高兴，认为王通乃上天赐予的辅政之才，于是“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公卿首指当时把持朝政的杨素等人。他们为何不悦？先要看看之前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一月，隋文帝在杨广以及大臣杨素等人的谗间下，废了太子杨勇，同年十二月，改立杨广为太子。仁寿二年（602年），杨广又与杨素合谋构陷蜀王杨秀，导致“废秀为庶人，幽之内侍省，……连坐者百余人”。

  　杨素为协助晋王杨广夺取皇位，筹划了一系列阴谋。而王通到长安时，蜀王秀的事件才刚刚结束不久，正是他们紧锣密鼓准备夺取皇位的时候。文帝在这个时候赞赏王通的《太平十二策》，还要举贤任能，杨素会高兴么？

  　王通何等聪明敏锐，自然也知道杨素与太子绝不会就此罢休，天下将乱，自己的抱负绝无施展的可能，于是不得不长叹而出长安。离开时，写了一首《东征之歌》：“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

  　诗里表明了他最初的志向和决心，也说明了他有志难酬的原因。他本想做一番事业，所以才西游长安，准备像古人那样为苍生立命，可没想到时移势易，天下将变，皇帝又不能察断时局，他的主张和志愿就没有机会施展了，无奈，只好返回故乡。

  　《论语》云：“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王通经过长安之行后，对隋朝已完全不抱希望，他看到了无道的迹象，虽有大志，却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隐居的道路。

  　仁寿四年（604年），文帝崩，太子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这一年，王通开始了《续六经》的整理和写作。虽然不能在朝廷上有所作为，但他却不甘心自己的才华与思想就此埋没，于是通过反思前朝的为政得失，借古讽今以教育后人。

  　九年后，《续六经》完成，王通名动天下，四方学子远道来奔，学习辅君为政之道。王通于是设教于黄颊山、白牛溪，当时号称门下千人，时人因此视为孔子一般的人物，他讲学的那条溪也被称为“王孔子溪”。因为他读书教书的地方临近河汾，后人便称此为“教授河汾”，也称王通的学问思想为“河汾之学”。

  　长安之行使王通看清天下大势，同时也浇冷了事功之心，成就他一番大学问。曾自况云：“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

  　然而，王通虽一生不仕，却心忧天下，门人多为盛唐栋梁，魏征、薛收、温彦博、杜淹、杜如晦、陈叔达等开国功臣均出其门下，房玄龄、李靖、王、李密等都曾向其问学请益，受其影响。贞观年间，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杜淹为御史大夫，魏征先为尚书右丞后又执掌门下省。前人说贞观之治全出于河汾门墙，信哉。

  　王通最喜欢的学生薛收，虽英年早逝，却为唐政权建立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唐太宗征战期间，他一直随侍左右，一方面谋划参赞，一方面也影响圣意。武德四年（621年），太宗讨伐王世充，窦建德领大军抵御，所有人认为应退兵，薛收力排众议，主张以逸待劳，为唐政权建立打赢了决定性的一仗。

  　太宗登基之后，曾对房玄龄说，若是薛收还活着的话，我一定让他做中书令。可见，在李世民的眼里，薛收实在是首选的宰相之材。

  　王通持儒家性善说，主导政府引导百姓向善，君主应爱惜民力，勿过分使民，百姓疲弊则社稷难保。太宗即位，制定国家政策方略，魏征不顾封德彝等大臣反对，坚持“人心本善”，主张推行教化，施行仁政，为太宗接纳。《新唐书》记载：“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帝谓群臣曰：‘此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出于仁政爱民，王通还主张直言进谏，其著作《中说·问易篇》说：“古之明王讵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房玄龄曾向他询问汉代霍光废帝更立之事，他说，何止霍光？古代的大臣都是这样的，废除昏主另立明君，才能使天下兴盛。魏征以敢谏成为名臣，太宗也以善纳而成为明君，君臣相得，传为美谈。　

  　《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尝谓（魏征）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又：“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王通主张夷夏和处，三教合一，其开放的胸襟与包容的气魄实为大唐精神的先声。前秦苻坚建立政权，勤政爱民，劝课农桑，王通大为赞赏，以其功绩可比周武王、齐桓公。北魏孝文帝大力学习汉文化，王通评价也很高，甚至认为中原文化之不至湮灭断绝，全是孝文帝功劳。王通主张，儒释道三教各有可取，政权存亡与君王信奉哪派思想关系并不大，“子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针对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禁毁佛道教的教训，提出“三教合一”的想法：“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弟王绩，为当时著名隐士，号称“东皋子”，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人物。王通之孙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为诗歌创作从宫体诗枷锁挣脱奠定基础。后人将其并称为“三王”。

  　在王通隐居河汾的十余年间，朝廷曾经四次征召而不应。不是他无意于天下，而实在是未遇其时，这一点，王通异常清醒，他说：“治乱，运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穷达，时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来一往，各以数至，岂徒云哉？”就在他三十三岁那年，隋炀帝江都遇难，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意识到澄清天下的机会来了，可是他却卧病在床，不得不含泪道：“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

  　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王通卧病身亡。

  　同一天，李渊于太原兴兵起义。

  　附注：

  　王通死后，门人依据《论语》体例将其言行辑录成《文中子中说》，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 、关朗十篇。其著作《续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共八十卷又称《王氏六经》，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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