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泉州早期的海外交通史因文献记载的阙失或淹没，存在不少引起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泉州海外交通的起始时间、6世纪中叶印僧拘那罗陀（中名真谛）由晋安郡治所福州至梁安郡欲换大舶南返的那个梁安郡在哪里、《闽书》有关灵山圣墓的记载是否可信、唐代诗人包何的诗《送泉州李使君之任》描述的是今泉州还是福州、9世纪阿拉伯著作中的中国南方四大港之一Djanfou，以及后来西人所称之Zaitun究指何处，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因新史料的出现已经解决，有的还难取一致。

不过，将唐末五代这一历史时段视为泉州海外交通宏观发展周期的一个转折点，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它对之后泉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全面进步，尤其是对泉州港在宋代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确实具有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和直接的关联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泉州的海外交通实际上是到了这个时候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是宋代闽南大踏步快速发展的起始阶段。[1] 国际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则将五代之后的中国海外交通称之为“泉州时代”，他认为，五代南方各个“自然区域”对南海的单独贸易，虽也产生不少新的市场，但最显著的发展乃是“泉州时代”的到来。因为五代的泉州不仅是一个“能够满足南唐需求的南海商品中心”，而且已发展成为“一个可以与广州、福州匹敌的港埠”。 [2]

为什么唐末五代之于泉州会有如此的重要性？在这乱纷纷的时代，泉州何以能在危难之中有如此华丽的转身，一变而成为可与广、福比肩的港埠？毫无疑问，这完全是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出色治闽、大力发展海外交通的结果。显然，若非王氏兄弟统一福建，建立政权，并在长达33年间，使福建境内“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逐步赶上中原发达区域的水平，[3]很难想象会有后来留从效、陈洪进治泉时海外交通的持续发展，也不可能在北宋初出现那么活跃的海上交易，并引起朝廷的紧张和关注。

我们不妨再试想一下，当年（885年，唐僖宗光启元年）王绪率领五千光、寿兵（另一说“有众数万”）入闽，要是最终让这个生性凶残、忌贤妒能的屠夫占领福建，又焉能有如此这般的好局面？重写的历史恐怕会是黯淡无光，充满悲剧。倘若当年众军士在南安成功“兵变”之后，执掌军权的王潮挥师北上，以张延鲁为首的泉州民众代表团赶到沙县，欲吁请王师回攻泉州以赶走贪暴的刺史廖彦若，而部队已离闽远去，泉州依旧在廖氏的残酷统治下苟延残喘，又哪来之后近一个世纪对南海贸易的盛况？须知此时的泉州已是暗无天日，因廖氏的横征暴敛，“郡人悉下海避之”。 [4]好在充满变数的历史最终选择了王氏兄弟，这不能不是福建之大幸。正如史学家所评论的，是他们“根本改变了福建往后的历史进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海外交通与贸易的重大转变”。 [5]难怪后世对他们的功绩会那样大书特书，称颂不绝。 

                      二

如所周知，唐末以迄五代十国，整个国家政治分裂、军阀割据，是个兵连祸结的大动荡时期。王氏虽然建立了政权，但相对于中原及周边的强势王国，却要弱小得多，始终面临被吞并的危机。尽管如此，王氏兄弟却能在割据格局的隙缝中打造出一片和平安定的乐土，实堪称奇迹。在王潮统治泉州的7年间（886～892），他“招怀离散，均赋缮兵”， [6]又“兴义学，创子城，罢役宽征，保境息民，泉人德之”。 [7]王审邽接任泉州刺史后（893～905），也有骄人的政绩，他“居郡十二载，勤劬为牧，俭约爱民，童蒙诱掖，学校兴举，制度维新，足食足兵”。 [8]审邽卒后，其子延彬、延美、延武，孙继严、继业、继勋相继出任泉州刺史，其中尤以延彬两度出任此职，前后26年为最久（乾隆《泉州府志》称“凡三十年”），对发展泉州海外贸易的贡献也最大。这个能干多才的年轻才俊，忠实执行叔父王审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9]“尽去繁苛，纵其交易”[10]的政策，在其任内，“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11]他的确做得很成功，不仅农业生产屡屡获得好收成，且因派发了许多船舶到海外贸易，一来解决了财政开支的问题，二来又让民众从中获利，因此赢得了如此充满爱戴和感恩之情的美称。更加让人惊叹的是，26年间所派发的众多贸易船，居然无一失坠，均平安往返。这比之当时王审知“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12]显然要幸运得多。其实，它已经暗示着此时泉州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经有很大进步且臻于成熟，这无疑“泉州时代”到来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到了留从效治泉时，福建的局势已有很大变化。925年王审知去世后，子孙不肖，兄弟争位，内乱频仍，政治腐败，父辈所创基业被毁殆尽，20年后建、福二州相继被南唐与吴越攻占，闽国灭亡。幸亏留从效这个王氏旧日部将，牢牢控制住泉、漳全境，并为这一地区创造了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不难发现，这位精明的统治者在积极开展南海贸易方面，以及处理好与其他割据政权的关系方面，无一不是继续执行王审知“守境观变、进贡朝廷、结好邻道、养兵息民”的明智策略。[13]他甚至拓建了周长20里的罗城，并环植刺桐树，从而使“刺桐城”蜚声海外。他还“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货栈），间有土田不尽垦者，悉令耕种储积。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14]由于福州之乱，这一时期已意味着往日福、泉并兴局面的结束，而大量中外海舶由南海直接来泉州贸易，也自此开始。[15]及至陈洪进守泉，他向北宋朝廷频繁进贡了各种舶来品，其种类之多、数额之巨，已足以证明此时泉州的海外贸易依旧长盛不衰。 

                       三

当然，五代的重要性并不仅止于此。纵观泉州海交史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五代所发生的海上交通的重大转型，还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观念形态的新变化，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影响深远。

其一，军阀割据所导致的海外商品流通渠道的阻断，使昔日泉州作为广（州）扬（州）间转运港的角色再也无法维持，这反而促使地方统治者转而致力于开展对南海的直接贸易。这一变被动为主动的大转变，不仅使泉州汇集着大量来自南海的香药珍宝，也从此开拓了海外的广阔市场。

其二，王氏兄弟对海外贸易采取鼓励政策，与他们出身于社会下层有关。这一做法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也是造成日后泉州与中原传统文化有重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从此，重商主义逐渐成为这里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正是这种超越正统的文化观念，为后来泉州海外贸易的极盛奠定了基础。明代漳州文人周起元说：“自王审知招航海之商，而闽人泛粤以转市于夷”。[16]可见当年王氏所推行的这一鼓励政策，已经造成了闽人从事海外贸易的习性。[17]

其三，也许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场由官方鼓动起来的海外贸易热潮，终于催生了一个新兴的阶层——海商阶层。这对于逐渐形成以港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包括从中原引进养蚕、种茶、制陶、治炼等先进技术、泉州各行各业都被带动起来了，充满活力的地方经济使社会积累了巨大财富。尤其是，*它大大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一支日益庞大的善于航海的专业技术队伍，为宋元时中国商船“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18]准备了重要条件。

五代出现的其他一些新变化，也同样值得关注。

唐末五代王氏部队入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北人南迁，也是唯一一次建立了移民政权。人口的骤然增加，大大促进了福建的开发，从而增设了许多州县。泉州地区在这一时期就增设了德化县、同安县、桃林县（今永春县）、清溪县（今安溪县）。新设县经济的快速发展，终于使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有了较为发达的经济腹地。

唐末五代，由于大批北方移民的进入，出现了许多新的家族。而这正是中国家族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原来的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到这个时候已经彻底瓦解，它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祠堂、家谱和族田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家族制度，[19]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由于王氏兄弟从一开始便很重视招贤纳士，使大批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于此，还创办义学、书院等，[20]这对于彻底改变福建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宋时福建所以能成为文化发达之区，其基础正是五代奠定的。宋人吴子经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21]*以泉州为例，唐至五代泉州进士及弟者仅15人，而宋代320年间即有进士741人，泉州从“蛮荒海辙”发展成为“海滨邹鲁”。

有趣的是，大批南来的北方文化人中，也有一些演艺界人士。王延彬当政期间，这个多才多艺、风流倜傥的帅哥，为了“求伎，必图己形，而书其歌诗于图侧，题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见慕也”。果然他的“宅中声伎皆北人”。[22]这是中原乐伎来到泉州最早的文献记载。她们所带来的中原音乐必定会有所流传，并对后来的地方音乐与戏剧产生影响。因为在留从效任内，从詹敦仁的一首诗中，能够看到当时泉州的歌舞之盛：“当年巧匠制茅亭，台馆翚飞匝郡城。万灶貔貅戈甲散，千家罗绮管弦鸣。柳腰舞罢香风度，花脸妆匀酒晕生。试问庭前花与柳，几番衰谢几番荣。”[23]

谨以此短文纪念王氏兄弟入闽1130周年，并对祖先的伟大业绩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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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基朗《刺桐梦华录》，李润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2] 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编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
[3] 于競《琅琊王德政碑》。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2卷《隋唐五代》第2章“王审知治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4] （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五十三“文莅志”。
[5] 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6] 《资治通鉴》卷256，唐纪72。
[7] 王逢魁等《开闽始祖广武王墓志铭》，1973年泉州惠安出土。
[8] 徐寅《武肃王神道碑铭》，转引自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隋唐五代”。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9]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第八”。
[10]于競《琅琊王德政碑》。
[11] 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7.
[13] 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2卷第二章“王审知治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 《清源留氏族谱》卷5，《宋太师鄂国公传》，厦门大学图书馆抄本。 
[15] 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16] （明）张燮《东西洋考》“序”，周起元撰。中华书局，1981年。
[17] 上述观点主要参考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
[1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19]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0] 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傅懿等。
[21] （宋）吴子经《余干县学记》，见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商务印书馆据万有文库本排印。
[22]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见《五国故事》载。
[23]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7“古迹”，詹敦仁诗《郡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