缑山文化荟萃·追古篇（二）

2014-12-18 16:01:37来源：世界王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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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缘何幸缑山
康为民

在女皇武则天晚年的政治生活中，幸缑山、谒升仙太子庙、撰书升仙太子碑文，是重要的一页。探讨武则天在缑山的活动，可以窥见这位女皇晚年政治观念的一个侧面。

福地书山话缑山

缑山，位于偃师市府店镇中部的山前坡地上，山体为石质，形似倒扣的铁锅，故又名“覆釜堆”。缑山虽平地突兀而起，但海拔高仅308米，和东南方向的嵩岳诸峰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缑山因与传说中的两位神仙有关而名闻遐迩，声贯古今。一位是西王母，她曾在缑山修道。因她姓缑，该山因名缑氏山，后简称缑山。另一位是周灵王的太子晋，曾在山下的浮丘洞跟浮丘公学道，后在猴山之颠驾鹤升仙，因而猴山就与太子晋驾鹤升仙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汉刘向编纂的《列仙传》中说，王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游之于（缑）山上，见（好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近。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水经注•洛水》中还说，子晋驾鹤停在缑山上，“灵王望而不得近，举手谢而去。其家（人）得遗履，俗亦谓之‘抚父堆’，堆上有子晋词。”关于太子晋缑山驾鹤升仙的故事，《楚辞•天问》、鲁迅《古小说钩沉》等书也有记载，加上文人写诗著文的渲染，缑山因此更增加了灵气，被道家尊为圣地。清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英等辑成的《渊鉴类函》一书中说，天下有72福地，缑山被列在第60位。因此，缑山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汉武帝刘彻，曾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行幸缑氏⑴，”登缑山，寻仙人际。唐朝文宗大和二年科举时，考题为《夜闻子晋吹笙陚》，著名诗人杜牧，就是以这一考题进士及第的(2)。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幸嵩洛，九月三十日驻跸缑山，并写有《游缑山》诗，后勒石于山上。
缑山还是儒学的盛地，历代有许多名儒在缑山设帐开馆。隋末名儒包恺曾在缑山教读，李密、王世充等都曾就学其门下。李密曾“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乃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矧，一手翻卷读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于道，从后按辔蹑之既久，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3)”“挂角读书”的故事，就发生在缑山附近。这一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明清之际，河洛地区出了一位治理河道的能手，名叫黄守才，因襄助当局治理黄河水患的功绩卓著，殁后被清廷追封为“灵佑襄济王”。黄守才早年曾赴缑山，“初习洒扫应对之节，次尽格物致知之功，究正诚意之学，潜心深悟其理⑷。”成年后他能成为治理河道的专家，并有著述问世，还被封建皇帝封王，这与他在缑山苦读不无关系。

女皇在缑山上的活动

圣历二年（699年）二月，登基当了10年皇帝、年已76岁的武则天，再次游幸嵩山，过缑氏县，登缑山，谒升仙太子庙，缑山遂留下了这位女皇的踪迹。
有资料说明，武则天幸缑山，有三项活动：
一是拜谒升仙太子庙。据史籍记载，缑山上西汉时就有子晋祠，因岁月沧桑，“山扉半毁”，“硐牖全倾”，己破敗不堪。武则天于圣历元年派人重修，“为子晋重立庙焉，乃改号为升仙太子之庙(5)。”宋《重修升仙太子庙大殿碑记》也记录了这件事，说武则天重修升仙太子庙后，曾“设置守卫”。碑文还说：“宋之通天观，即武则天所修之升仙太子庙(6)。”可见，武则天对升仙太子庙，是重修在前，拜谒在后，早有筹谋的。缑山顶上北头有一座葬剑冢，传说埋的是太子晋当年佩带过的宝剑，名叫昆吾剑，是周穆王西征时西戎献给穆王而流传给太子晋的。在重修升仙太子庙开挖地基时，发现了这把宝剑。武则天还把这件事写进《升仙太子碑》文中，说：“开庙后之新基，获藏中之古剑，昆吾挺质，巨阙标名……。”关于太子晋和昆吾剑，《古小说钩沉》还有一种说法：“王子乔墓在茂陵，国乱时，有人盗发之。都无所见，唯存一剑，悬在空中，欲取之，剑便作龙鸣虎吼，遂不敢近。俄而飞上天(7)。”
二是赋诗。《升仙太子碑》的碑阴上载，刻有武则天的《杂言游仙篇》，共20句，全录如下：

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旆自凌霞。
碧落晨飘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
周旋宇宙殊非远，鸾望蓬壶停翠口。
千龄一曰未言口，亿岁婴孩谁为晚。

逶迤凤舞时相向，变转鸾歌引清唱。
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
驻迥游天域，排空口憩息。
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

口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术秘元猷。
口愿口丹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诗后署“御制奉宸大夫臣薛曜书”。这首诗《全唐诗》未录，清朝赵绍祖将其收入《金石文正续抄》（8）。从末句“方期久视御隆周”看，这首诗当写作于久视元年（700年），流露出这位女皇幸缑山一年之后，对缑山仍留恋不忘，对在缑山上升仙的王子乔长久缅怀的感情。这首诗中的“日、天、圣”及附注中的“臣”等字，均用武则天所制的新字书写。
还要附带说一说另一首诗。新编《偃师县志•艺文卷》中收入一首题为《缑山》、署名武则天的诗：“秋风寂寞秋云轻，缑氏山头月正明，帝子西飞仙驭远，不知何处夜吹笙(9)。”实际上这首诗不是武则天的作品。《古今图书集成》的“缑山部艺文”中收录有这首诗，署名为郑仲贤（唐朝人），标题为《前题（即缑山庙）》（10)。
三是撰写《升仙太子碑》文。现在矗立在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碑，因其具有历史及文学、书法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受到众多学者和书法家的重视，1963年被河南省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碑通高8米；碑首碑身一体，高6.70米，宽1.55米，厚0.55米；龟形座，高1.30米。碑首盘龙围绕着碑额，题飞白体“升仙太子之碑”6字。额下为碑文，共33行，满行66字，计2178字，书体行草相间，近章草体，笔画婉约，园转流畅，意态豪纵，雄茂秀润，是我国古代的书法精品。碑额及碑文，均为女皇武则天亲笔撰书。碑文内有武则天所造新字，是字形研究的珍贵资料。碑文内容，前半部分叙述太子晋的生平和得道升仙的故事；后半部分叙述在武周盛世重修升仙太子庙的原因，以及升仙太子庙巍蛾壮观的形制，借以宣扬武周女皇立国治世的功绩。关于升仙太子碑碑文的撰写时间及树碑年代，众多学者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武则天幸缑山，当时就写成了碑文；有的认为碑文于圣历二年六月写成。有的认为武则天幸缑山时就立碑；有的认为立碑在圣历二年六月；更有的认为碑阴有“安国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为记”等字，树碑当在神龙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意见所以如此纷纭，盖与碑阴的复杂现现象有关。
碑阴上下共分四截：第一截是碑首，上刻武则天撰写的《杂言游仙篇》，由当时的书法家薛曜书写。第二截主要8位大臣的题名，有另一位书法家薛稷书写。第三截刻写的是李旦的“奉制刊碑刻石记”。第四截是唐以后多代多人杂乱刻写上去的诗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二、第三两截。第j截约占碑身的一半，上空0.54米，下部居中靠下偏左竖刻两行文字，左边一行全被剁凿，痕迹明显；右边一行“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府内供奉骑都尉臣”下凿去3字，凿去的应是人名。这两行字将整截隔为两块。左边的一块为武三思、王及善、苏味道、魏元忠、狄仁杰、娄师德、杨再思、吉顼等8位大臣的官衔和姓名，每人一行，共8行，每行上一字排列整齐，下长短不一。刻文中的“国、臣、天、人,等字皆用武周字。右边的一块大部被磨后刻上署名金秉万、李重翊两人的拙诗；紧靠右边刻4行字，自左至右，第一行仅有一“题字”；第二行为“御制及□□并梁王三思已下名臣薛稷书”；第三行为“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臣□□”;第四行为“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这4行字中的“臣”字都用武周字刻写。这一截应该弄清楚的问题是：（1)居中的两行字，从遗留的字体和使用武周字刻写的“人、臣”等字中可以判定，这两行字和8位随行大臣提名，均出自薛稷之手。但被凿去的两个人名是谁，碑上己难看清。（2)靠右边钟绍京的“题诸王芳名”，碑上除梁王武三思、安国相王李旦两人外，未见有其它封号为王的人物，“诸王”何指，显为悬案。（3)金秉万、李重翊刻的诗文处，原来是什么内容等。第三截为《大唐神龙二年岁次景午水八月壬申金朔二十漆日戊戌木开府依同三司左千牛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为记》，上下仅占0.61米，每行13字，计26行，《记》后刻从官12人的职务和姓名，上款排列整齐，其中无武周字，也无题写人姓名。其中的第14行开头的“参军□”3字，叠刻在第二截居中左边被凿去的一行末尾上，压占长13公分，痕迹清楚，可以看出李旦的“刊碑石记”晚于第二截8位大臣的题名，是后来补刻上去的。
从以上叙述中人们不禁会问：碑文末的“圣历岁次己亥六月甲朔十九日壬寅建”，与碑阴的神龙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李旦的“奉制刊碑刻石”之间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升仙太子碑是何时树立的？碑阴上被磨削的都是些什么内容？什么时候被何人磨去的等。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搞清这通碑的来龙去脉，也有助于搞清楚这段唐史中的有关问题。

幸缑山是为了扬厉道教

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博览群书，耽习文史，对道教福地的缑山和在缑山上驾鹤升仙的太子晋，应当是早己熟知的。她从永徽六年（655年）当皇后、天授元年（690年）当皇帝，到圣历元年己经历40多年，其中她多次游祀嵩山，却没有一次幸缑山。为什么她在当了10年皇帝的圣历二年才幸缑山、谒升仙太子庙、撰书《升仙太子碑》文呢？考察她在幸缑山前后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这时的武则天对道教的政策己有改变，幸缑山是她对道教作出的扬厉姿态。
迎合高宗，镆崇道教。武则天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里。
父亲武士彟迷信佛教，在荆州大都督任上，曾亲临长沙寺向佛求雨。母亲杨氏信佛更笃，经常出入寺院对佛像顶礼膜拜。受家庭影响，武则天自幼信佛，曾说“朕幼从释教，夙慕归依(11)自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女。唐太宗殁后，她又在感业寺当了3年多尼姑，可以说她与佛教的缘份是很深的。她第二次步入唐宫，为了取得高宗的欢心，稳固自己的地位，就迎合高宗李治的信仰，转而崇信道教。上元元年(674年）她上表“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被）高宗“诏书褒美，皆行之(12)。’’次年四月十五日，太子李弘病死于合璧宫绮云殿，武则天为其子写《一切道经》36部及序永隆元年（680年）春正月，她和高宗游嵩山，“幸道士宗城潘师正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13)。”弘通元年（683年）她与高宗合撰《道藏经序碑》。这些都表明，高宗李治在世时，武则天出于政治的需要，对道教是表现尊崇的。
武周革命，崇佛抑道。唐初，道教被尊至诸教之上。唐高祖李渊尊道教教主李耳为皇祖，唐太宗李世民亦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高宗李治仍然崇道。道教在维护李唐统治方面有特殊的作用。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四日高宗病死，武则天要临朝称制，革唐为周，就不能容忍维护李唐统治的道教再高居诸教之上，来维护李唐宗室皇权。这时，东魏国寺僧法明等表上《大云经》四卷，宣扬“女身当王国土”，说武则天“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施主(14)，为武则天以女性为皇帝，在佛经里找到了根据，大造武周革命正统性的舆论。武则天理所当然地要支持和利用佛教，充当其改朝换代的思想统治工具，遂将《大云经》“制颁天下”，还颁布《释教在道法之上制》，强行规定“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应处黄冠之前(15），”利用政权的力量，抬高佛教，压抑道教，甚至对一些僧人“见道士则极意殴之，乃髡其发而去”的恶作剧，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他们欺压道士。长寿二年（693年）“罢习《老子》，”在明经策试中停止从《老子》中选命考题，关闭了146以学习《老子》为仕进的途径，使道教再次受到了打击。
巩固政权，佛道并重。道教在中国流传的时间长，教徒众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政治家的武则天，清醒地了解这种社会现状，不会和这么多的人长期对峙。随着武周政权的巩固，武则天逐步调整了她的宗教政策，改尊佛抑道为佛道并重，以进一步安定人心，稳固政局。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颁布《僧道并重敕》，主张“道佛一合并重”，要求僧人和道士互相尊重，凡“僧人观不礼拜天尊，道士入寺不瞻仰佛像（者），各勒还俗，仍科违敕之罪(16)。”还颁布了《禁僧道毁谤制》，说“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为一宗”。规定“僧及道士敢毁镑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17）。”就是在这时候，武则天派人赴缑山，重修了升仙太子庙。圣历二年二月，置“控鹤府”，亲赴缑山拜谒新修的升仙太子庙；五月，停用取之佛教经义的年号“金轮”，改用老子《道德经》中的“久视”为年号。六月，撰书成《升仙太子碑》文。把上述举措集中联系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则天已由崇佛抑道转向佛道并重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则天幸缑山、谒升仙太子庙，绝不同于一般道教信徒们对于虚无飘渺的神仙的膜拜，也不同于一般的香客或骚客文人对于名山福地的游览，而是借助这些活动，表现出尊重道教的姿态，以平衡广大道教徒众的心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武周政权。她撰写的《升仙太子碑》文，不仅表示她对太子晋的崇敬和向往，同时也对武周盛世进行了宣扬。道教福地缑山因武则天的游幸而添光增色；女皇武则天也因缑山之行，展露出她那政治家的风范，使她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璀璨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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