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查询中国文字改革活动家杜松寿(190 5-1991)简历，就是寥寥的几句话，只说他是陕西华县杜家堡人，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30年代在上海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50年代初期任西北人民出版社总编。先后任《中国语文》、《文字改革》杂志副主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处处长、研究员，《文字改革》杂志副总编云云。

等读到他身后家人所出的自印本《杜松寿回忆录》时，才知道在这些普通的文字背后，传主也曾有过不平凡的人生，他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经历过“三一八惨案”，参加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多次聆听过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革命先辈的讲课，耳提面命，受益颇深，大革命时期，成为陕西第一届农民协会秘书长，也曾是高擎战旗、一路雷霆、叱咤风云的人物。按照过去流行的一种说法，算是“革命的同路人”。杜松寿后来之所以走上文字改革的道路，与其家传有直接关联，他的祖父杜庚财就是当地有名的刻工，外号“八百黑”，意即从早到黑能刻八百个字、挣上八百个制钱。父亲刻字的手艺更是出众，为全县之冠，不但能直接把字反刻在雕版上，还会设色调墨，印刷成册。因为这个缘故，杜家与距家70里外的华阴县王山史的后人，成为几代人的通家之好。

说到王山史(1622-1702)这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是避不开当年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顾炎武晚年曾在家乡造了一栋楼阁“山来阁”，就是为了迎接他的北方友人王山史而修建的，而且还撰写《山来阁记》一文，流传至今。王山史又名王弘撰，字山史，陕西华阴人。明亡后，高隐不仕。顾炎武晚年远游四方，致力于寻找反清根据地，结交反清志士和地理的研究。据《顾炎武年谱》记载，谱主至华阴，则与王山史结交，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而王家也成了他常年留住，来往频繁的地方。几年前故去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年轻时有一部力作《王山史年谱》，详具此事。

杜松寿说，王山史的故居在距离华山约10里地的华阴县的庙前村。名字中的“山”字，可能就是指的华山。当年顾炎武骑着毛驴周游北方，与王山史一见如故，就在此地一住就是数年，两人朝夕相处，谈经论道，共商反清复明大计。这是17世纪中期的事情，等到了一百多年后，由于王山史留下的木刻版本已久磨损坏，汗漫不清，需要重刻第二版才能印刷清楚，于是就将原先印好的书籍作为底子再刻，由王山史的后人王凌霄在临近县华州(今天的华县)请来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刻板能手杜庚财，也就是杜寿松的祖父来镌刻。杜寿松说，其实当年各个县镇都有摆摊刻字的店铺，这是一个行业，但能找到胜任大型精美书籍的书版刻印手，那就不容易了，由此可见杜家祖父的刻工精湛与印制水平均属上乘。在王凌霄一生，其续刻祖上王山史遗著这等大事，全是由杜庚财一人承担完成的，两人之间也建立了深厚友情。及其身后，儿子王振奎子承父业，继续雕刻先人的遗著，以便流布后世，而所请的刻工也由杜寿松的祖父转到他父辈一代，两家还认了干亲。杜寿松记得，每年到王家走亲戚的时候，驴背上所托运的，都是给王家刻好的书版，其中有《周易筮辞》一部。

传主回忆，王家及其村民十分崇拜先人的文德文风，村子里随处可见顾炎武、王弘撰留下的手迹碑文，华山脚下玉泉院的石刻华山图碑和庙前村城门上的浮雕横额都是出自王弘撰之手。王家大门上方的“王山史家”几个大字以及对面的祠堂木刻对联、匾额则是顾炎武撰写的。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王家虽然在当地算是富裕户，但持家忠厚，生活节俭，一家大小都穿着粗布服，连门帘也是蓝粗布的，在那普遍缠足的社会里，他们家的女子都不缠足，饭菜也极其简单，招待客人也是普通的包谷面馍。主人王振奎去西安，有着250里的路程，硬是一步步地走过去的，而当时的交通工具，一般都是出门坐大车或是骑毛驴。更令人不解的是，王振奎还把自己儿子送到杜家，认杜寿松的父亲为干爹，专门学习刻字雕版，希望更能方便地传接家风。这样一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家庭，能让人看到“诗书继世”、绵绵瓜瓞的文化传承，很是发人深思。

钱穆说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的制度。究其原因，也就是有数不清的如王山史家族那样的耕读世家来支撑着这个社会体系，代代相继，百年不易。可是即便是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也经不起大革命与大动荡带来的天崩地坼与山川陵替。杜寿松回忆说，十年浩劫之后的1981年，他曾去此故地拜访旧友、凭吊先人，可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珍贵的历史遗迹荡然无存，毫无一点的痕迹了。1986年4月，时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赵俪生也曾来到华阴县城拜访王山史遗迹，见村中有王氏宗祠，并闻后裔辈手中尚存王山史夫妇画像一幅及《王氏族谱》等书，可惜托词不令外人观看。村中王氏后裔中有一老者叙述传闻，说弘撰爷书法甚好，康熙皇帝跟他学过字，有俚言“康熙学王一年半，只有一点像弘撰。”

想起来真是可惜啊，真实的史迹毁弃殆尽，所剩下来的，恐怕也只是不靠谱的谣谚俚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