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缘起
      国学大师王国维1927年于北京昆明湖投水自沉后，众名家对其评价蠭起，赞誉甚高。今特就其郭沫若先生对王氏之文化成就评价，作一择要论述，以便广大读者加深对王氏之认识。亦可从中得知郭氏对于王氏之论可谓高屋建瓴，持论公允。
     郭沫若《历史人物•鲁迅与王维国》中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关于王国维的著作，我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读过他的《宋元戏曲史》……读后，认为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真正认识了王国维，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时候。那是1928年的下半年，我开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甲骨文、金文发生了接角。就在这时候，我在东京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东洋文库里面，才读到了《观堂集林》，王国维自己编订的第一个全集（《王国维全集》一共有三种）。他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然而这已经是王国维去世后一年多的事。
      两位的履历，就这样，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而两位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他们两位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旧学都在幼年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积蓄，而又同受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望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的力量后来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大抵两位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承断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他们受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集，严格的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但王国维初年也同样是对于文学感觉兴趣的人。他曾经介绍过歌德的《浮士德》，根据督本华的美学思想写过《红楼梦评论》，尽力赞美《元曲》，而在词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的理论。（“不隔”是直观自然，不假修饰）自己对于诗词的写作，尤其词，很有自信，而且曾经有过这样的志愿，想写戏曲。据这些看来，三十岁以前，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假如这个志趣不中断，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建树必然更有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前驱者的……。
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在这儿我倒可以负责推荐，并补充一项两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们都有很好的《全集》传世。《王国维遗书全集》（商务版，其中包括《观堂集林》）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光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呵！”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又说到：“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如上甲之次为匸乙、匸丙、匸丁，而非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作示壬、示癸；中宗乃祖乙而非大戊；庚丁乃康丁之讹；大丁以文丁为是。均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郭沫若又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说道：“在中国的文化织锦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自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
王国维一生的学业结晶在他的，观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实还不及《观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
那遗书的外观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这儿正是矛盾。这个矛盾正是使王国维不能不跳水而死的原因。
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今海宁盐官居镇）双仁巷旧宅。幼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人间、礼堂、观堂、永欣、东海愚公等。及为书香世家，其先人有死于国难者，《宋史》有传。少年时即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由于他所处的年代是社会风云板荡之秋，故文化名人在思想政治文化上的矛盾，尤为突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沈曾植、严复、林纾、黄遵宪、辜鸿铭诸贤，莫不如此。当时新旧思想冲突，学术文化分裂皆是如此激烈，而王国维亦首当其中。有不少文章说王是政治上的落后人物；学术文化上的先进人物，对此我实不敢苟同，另有专文论之。（从《罗、王通讯论王国维之世界观》）
甲午战起，清军败绩，王极震惊，始知有“新学”。王氏学海生涯中大概分为四大阶段：A、完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其中包括科举括帖之学；B、开始学新学，包括东西方文学及哲学。C、受罗振玉及日本汉学影响（余有《论日本汉学对王国维学术文化思想之影响》拙文）转攻经学、小学、版本目录学、骨甲卜辟学、历史学、西夏学、地理学、蒙古学、突厥学、敦煌吐番学等举不胜举。学业大为精进，著作等身，公开讲学。他在文化上完全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并有至大之发扬光大，成为清近三百年学术思想文化的一位结束人，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不可断言后无来者，但至今仍没有任何人在哲社领域内能超过他）的。这是我一家之言，但在中华文化史上有哪一位学者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够超越王国维先生，如若不服者，请他们比一比、对一对、就可想而知了。
他在十五年中，将其融合贯通的乾嘉文化笔之于书，传诸后世，至今仍被文化界奉为圭臬。后被清华邀至大学上课授徒，（其被日本学人多次盛情邀赴东洋讲学，婉谢拒往），培养了学术继承人，其中有不少皎皎者。其在文化领域中又能独辟蹊径而所起的不能替代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罗振玉对王国维治学之影响
早年王氏沉耽于东西方文化之学习与研究。王氏为了生计和游学，先在陈汝桢、沈冠英家教私塾，以作为外出之资用。当时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韦廉臣等在上海办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专门介绍西方文化，同时又竭力赞助康梁的变法。梁启超曾为李之书记（秘书）。而张元济、黄遵宪、汪康年等，则在上海办《时务报》，鼓吹变法维新。罗振玉在上海办东文学社（宣扬日本明治维新之学）。翻译东西方关于农学等自然科学书报。当时的新学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而这些都是王氏所理想、追求的东西。
一八九八年王为农学社司书，晚上入文学社学日文。主持人为日本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此为王氏涉足日本学之始。罗振玉读王所作诗文后大力推许，遂让其免费入学，乃成莫逆之交。王后学英文，为翻译东西农学之用，继而又攻数理化。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农学社与东文学社均停办。王氏在《三十自序》中说道：“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方学社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矣。”王氏习新学遇阻，中除而废。
第二年罗氏为武昌农学堂监督（校长），招王氏前往为教授，仅半年罗氏去职，后乃出资助王赴日本留学，习英文及自然科学。后年罗为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招王为赞襄校务兼编译《农学报》及《世界杂志》。为研探人生事，王始治东西方哲学。罗后举荐王氏调任通州师范学堂任心理学伦理学老师。罗后任苏州师范学堂监督，王转赴苏州任伦理学、心理学教员，此时之王一直在新学上求索。
一九O六年罗奉调北京学部任参事，王亦举家随往。至此，王氏学术途径为之一大变。王在京游宦多暇，从事于诗词曲律、金石碑版之说。当时甲骨、流沙简牍、敦煌遗书、内阁档案皆散出人间，京师亦有流传，遂开始搜访研求。日后又为董康、柯绍忞、缪荃荪、刘世衔、劳干、李盛铎、吴昌硕、傅增湘等名宿硕彦往还甚密，互为相榷，学业日渐精湛，但其中尤受罗氏影响甚巨。
辛亥国变，山河易帜。罗、王挂冠神武，避地东瀛。两公均以遗老居，不奉民国为正朔。罗氏携家人同赴东洋，成为寓公，王亦举家同行，生活政治上皆依于罗氏，文化上亦为之推波助澜，至此，学术文化又为之一大巨变。
王在日京都时，尽弃前学，而专攻经学、小学、金石、骨甲及文物考古之学，又与日铃木、狩野、箭内、内藤、白鸟、桑原等巨儒砥砺学术；又与沙畹、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通信探讨古物，这是中国近代学人与世界学者关于西域学之最早交流，这也是王氏对于世界文化之巨大贡献。
一九一六年王自日本归，任英籍犹太人哈同之《学术杂志》编辑，同时又继未竟之学。这时王氏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空前卓越贡献已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汉学顶峰；不仅前人无之颉顽者，今亦无能与之分庭抗礼其亦为当时治上古史之第一人，遂为文坛权威。自谓有科学精神之梁启超、胡适也为之揄扬，王氏执文史坛之牛耳。其声名北至苏俄；南到南洋；东起日本；西迄法国，文化界无不知有王氏之文名者。纵观王氏之学，其金石、甲骨、汉简、唐经之学术研究皆先独创，为前贤所闻所未闻，狥思子所未见，虽王念孙父子、段玉裁、汪中、戴东原、章学诚、王引之、程易畴、吴大澂复生、亦不能不对王氏避退三舍，让其出人头地，此决非虚言，我们可以从以下论述中得到证实。
                     沈曾植对王国维之影响
     王氏晚年，颇醉心于四夷（裔）碑铭及西北古代历史地理及蒙古学之研究，其引导人为沈曾植及柯绍忞，其中尤以沈氏为大。
     一九一五年王氏慕名前往沈府商兑古音韵，继而论古字母，相谈甚欢，大有恨晚之叹。王借沈府上藏江有诰《音学五书》读之，大有启发。后又向沈借宋本《水经注》校之。因受沈之影响，兴趣又转向西北史地之学，此为沈氏所独擅者，王氏后来乃得其沈氏学养真传。
王氏初见《九姓回鹃可汗碑》，先见伯希和及清李文田《和林金石录》本，但尚有俄拉特洛夫，《蒙古图志本》未见，特于沈处见阅此书。后又于沈处钞录沈氏和林三唐碑跋文。于此可知王氏转向于方志学矣。后王、沈彼此商榷义例范围常有研讨。这时王氏于敦煌学用力甚勤，作《西胡考》、《西域井渠考》；又核订《穆天子传》，沈说对王启发良多，其功不可没。
沈氏庋藏金石书画颇多，多招王氏前往赏悦。王氏每成一文，必先请沈厘订，故二人之交谊应在半师半友之间。
王氏与日本著名汉学家尽皆友善，故有不少文章发表于日本艺文杂志》、《东亚研究杂志》等。后又与西方汉学家伯希和斯坦因诸人常有书信往来，尽为商兑学问之道。在北京时与胡适、马衡、沈兼士等交往甚密；在清华与吴宓、梁任公、陈寅恪、李济、赵元任相得甚欢。王氏所教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成名者甚多。赵斐云随王氏攻目录学，后供职于北海图书馆善本部，亦名播海内外；徐中舒为得意门生，后为古文字学及上古史之一代殿军。
                        得天独厚的学习研究条件
王氏曾在《观堂集林•前序》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忆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王氏以上之说，不尚空言，均是有感而发的。他列举了上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与由此而引起的新学问。以昭示近现代史上学术上的大趋势；而王是最敏感、最能洞察新事物的第一学者，这可以从他治学方向，正是根据了这些新材料，运用了新材料，取得了全新的成就来作为我们研究王氏的文化生涯的依据。
他认为清末民初所发现的新学问可以分成五大类，这在文化学术上是王氏一个大发明。1、甲骨卜辞；2、西北出土之汉晋简牍；3、敦煌遗书；4、内阁档案文书；5、少数民族金石文字等。所以王氏有感而发：“今日之时代，可谓之新发现时代，自古以来，未有能与之比者也。”既有新料，那么新学问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王氏对于甲骨文字、西域文书、敦煌遗文，尽全力研究，发现颇多，解决了学术史上诸多问题，不愧为此领域之冠军，凡后来人文领域无出其右者。当时学人皆奉罗、王为治甲骨学者之泰斗，其余皆为弟子或私淑弟子。在这方面王氏是当之无愧的。王氏治甲骨学在研究历史，而不是像有些人是为了囤积居奇，附庸风雅。他研究殷商史，主要是依靠了甲骨文，其成就斐然者有：《古史新证》、《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殷都八迁考》等煌煌巨篇。关于《先公》二文，王氏用力甚勤，并在二文中力证司马迁之《殷本纪》、《三代世表》之正确可信。《尚书》中之《汤誓》、《盘庚》、《彤日》、《戡黎》、《微子》之可靠。又证明了《世本》及《竹书纪年》亦基本可靠。王氏作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为上古史研究独辟蹊径。
记载正确与否；又应用纸上材料来补足地下
王又据地下出土之文物来考证古籍上之文物之脱略。如殷商史，在王氏均得到了两重之证明，故所有关于上古史，对王而言均甚为宏大。
在民国初年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出现，对于中国上古史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怀疑之风。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屈子等大名人，无不一一加以怀疑，使人如入五都之市，坠入云雾之中。但自王氏一出，此风为之一大变。中国上古史基本可信，有地下所出文物可证，凡治国史者不应丧失信心。故西人谓地不爱宝，中国图书馆在地下，此言不虚。
用甲骨卜辞来考订历史，风气大开。后之学者有从事于三代礼制之研究者；亦有从事社会经济之研究者；也有从事地名、人名之研究者。于是相继得出了伊尹、巫咸、周、召、杞、虎、孟、微、井、土、羊、鬼方，均皆确有其人其事。有其国家，这都可以从经史中得到证明。故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五千年，这是一巨大贡献，其作用不亚于发现一大恒星。
迭经王、罗之力，甲骨卜辞可识者已逾千数，金文也在二千以上。这些文字可以考证原始文字之形体与方法；证明大篆即上古文字。证明了古之象形文字，以形示意，不拘笔划。又甲骨文是与金文相互发明的。并考订了许慎《说文解字》之讹误。另有中国文字之变迁，应首先影响到小学，再影响到经学，又影响到史学。故数典论祖，其功首在王氏。如无深厚学养和举一反三之力，焉能有此巨大贡献？
阐幽发微金石学
金石之出，已越千年，其数何止甲骨数百倍以上。最早治金石者莫若宋之欧阳修、赵明诚、王俅、吕大临、薛尚功、王黻、其著之书，已过千卷。至清出土金石尤多，治者更众。其中乃以阮元、王昶、钱大昕、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程易畴、孙诒让、罗振玉为著。而王氏治甲骨卜辞与金石者均同时，又皆在东渡日本后，时罗振玉之大云书库之物，尽暂存京都大学内（五十万余卷，有七千麻袋之多）。王氏每日前往整理，因深得欧阳、赵、吕、薛及三王、瞿、张之书中三昧，故而有《宋代金石著录表》问世。因而几尽中国当时已发现之所有金石拓片文字，尽皆胸有成竹。王氏尤其服膺程氏《通艺录》，先根据实物，再确立名义，量其重心，测其角度，借以考定古代的制度，更加权衡古今之经说。作了《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说环玦》、《说珏明》、《释觯觛卮    》诸文，皆有其实物可证，或根据三代刻辞上形象，以权衡《考古》、《博古》二图上之得失。古之先王凡制礼作乐，铸器之作用，在古器研究上，王氏可谓别开生面，超出了传统金石学之范畴，从而大有益于经史。这为今天上古之断代工程，奠定了丰富的理论根据。
王氏又根据文物考古法，作《晋前尺跋》、《大唐尺跋》、《宋三司布帛尺跋》、《记现存历代尺度》等十余篇，皆为大有关于国计民生之事。后又作了《新莽两铜权跋》、《秦礼量跋》、《新莽嘉量跋》、《新莽量考》等。此非玩物丧志，均富有实用性，与民众生活大有关联。王氏研究金石，始终不忘金石与古代史之关系。他以金石来论证殷商史之主要论文有：《生霸死霸考》、《说商》、《说亳》、《说耿》、《说殷》、《鄘邶卫考》、《北伯鼎跋》、《殷三勾兵跋》、《鬼方、昆夷、猃狁考》等旷世精论。王氏由金石而考索两周文字的代表作有：《不蒆敦考释》、《毛公鼎考释》、《散氏盘考释》、《克鼎考答释》、《孟鼎考释》、《邾公钟跋》、《王子婴次卢跋》、《齐国差缶詹 跋》、《吴大夫差鉴跋》、《秦公敦跋》、《邵钟跋》、《铸公簠跋》、《夜雨楚公钟跋》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诸文之重要，首先在于原器物上的铭文甚多，有的达四五百字，有的百余字，足可抵得上一部《尚书》。而秦汉儒生所传《尚书》，师徒相授，代代相传，恐有得失，耗百千人之精力，方今保存仅二十八篇，今王氏所考诸器，均可与之相埒，实难能可贵。以上铭文皆有关计民生，非等闲小品可比，如古人数千年对于历朔之积误；经传载籍，错讹百出，无可究诘，而王氏之文对此条分缕析，使霸、魄、明、祀、年、吉、望等，疑团冰释。又如北方之匈奴，与夏商周秦汉相对峙，历二千年以上，此出彼入，东西流窜，而鬼方、昆夷、    狁一文。使彼此战争，华夷消长，了如指掌。其如毛公鼎，散氏盘诸文，亦能于周代的战争，经传所不载，或只言片语，王氏为之隶释至千百言，其语言文字，皆绘声绘色，如亲临其间。
又如二千余年前之君王、侯、邦、伯、师、尹、民族、国家、都邑、礼、乐、风俗；自战争、交聘等大多早已泯灭，不可究诘，王氏使之那些早已遗失了的东西，复活起来，又补充经史之不足。
对小学与经学之贡献
甲骨学是小学的一支，小学又叫文字学，主要分形义、音韵两大类，小学又是治经学的基础。由小学以通经术，这是清人治学的途径。
戴震在《戴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云：“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也，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其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戴氏对小学的作用一语中的，不同凡响。王氏对治小学的必读书《说文解字》可谓融会贯通，于是由此而上溯古文及籀文（今名钟鼎文），皆能迎刃而解，大有心得。后王治甲骨学，故能凿通神悟。后来王氏执教于清华研究院，先教诸生学《说文》；后才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并定为课本，先后序，次部首，然后全书，所以相得益彰，两全其美。
王氏关于籀文古文研究，有：《重辑苍颉篇》、《急就篇教正》、《史籀篇疏证》、《校松江木就急篇序》、《苍颉篇残简跋》、《蝌蚪文字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转写本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所谓古文说》、《说文所谓古文说》、《说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说》、《战国时秦用古文六国用籀文说》，得其结论，古文即籀文，而所说钟鼎文，尽皆有之。
王氏对于音韵学研究，则主攻王石臞、江永之学，以求统一。又由钱大昕、陈兰浦之书，以求古双声及古字母之学。有专文《韵学余说》、《五声说》、《两周金石文韵读》、《唐韵别考》、《韵学五书跋》、《江氏音学跋》、《唐写本唐韵校记》诸文，这些都是中国音韵学上划时代的文章。为音韵学别开一生面。沈兼士在《广韵声系》云：“古韵之学，创于宋人；古字母之学，依于嘉定钱氏，同时休宁戴氏，亦作转韵二十章。番禺陈氏，始作《切韵考》，始据《广韵》中反切，以求古字母中之系统，其所得与音韵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此问题不待说明，所当说者材料与方法耳。今举其要，文有五端：一、经传异文，如《尚书》古今文，《春秋》三传，实同名异文，如《尚书古今文》，《春秋》三传，某读为某，亦其类也。二、汉人音读，古注中某读为某，某读若某也。三、音韵，如仁人，义宜共类，《释名》一文，所用以相识者，十之八九皆用母字也。四、双声字，如玄黄，觱发、栗烈之类，皆用母字也。五、反切，孙也下，至于余，貇、孛、轨之音，见古书注及《经典释文》者，是也。敬以此数者，参互相求，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仿顾氏唐韵之例，勒为一书，庶几古字母、部目，或睹其全，不让古韵之学专美蔽之”。王氏这些议论，均是对音韵学的绝妙好辞。他正是用此种治学方法，“鸳鸯绣出为君看，更将金针度与人”的。
对于中国古代戏剧的贡献
王氏早年尤喜作诗，后又作〈人间词话〉；又作《曲录》，《辑唐五代二十家词》。其中尤以《人间词话》对后世中国文艺批评有巨大之影响。其中心思想为“境界”说，主要论述了关于文学艺术性和创作方法的许多问题。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作为“有境界”的“最上”之作。提倡“不隔”，要求言情必沁人心脾，写景必豁人耳目。至其所谓“真感情”，是指先验的“赤子之心”。王氏尤为欣赏李后主之词，认为最能体现这种“真感情”。其美学思想受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影响颇深，故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有所不同，所以对后世的文学有巨大影响。
唐宋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都十分重视“境”和“境界”的理论。这里的所说的境一般是指客观存在，所谓境界是指文学作品之中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也就是所说的“意境”。“境”和“境界”是我国先秦典籍之中常见到的文学与美学概念，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对于“境界”都作了更为详尽的理论阐发。佛教通常把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皆称之为境，境是包括了一切现象的总称。境界通常有两种意见，一是指六识所辨别的各自现象，如眼识以色尘（“境”）为其境界。唐圆晖有《俱舍论颂疏论本》云：“功能所托，各为境界。如眼能见色，识能了色，唤色为境界，以眼识于色有功能故也”。这是强调由主体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所接触的对象已被感知者，才可以被称为境界。这样的境界具有感情、直观性、可知性等特征。再是指造诣、成就。如《无量寿经》上有：“斯义宏深、非我境界”之说。而释氏的这种境界观与文学理论批评有相通和共同之处。因而为众多理论家所摄取和运用。唐商僧皎然之《诗式》中有《取境》一目，上谓“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见句”。强调了取境在文章中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曾作诗云：“诗情缘境发”，主张客观的感情和客观现境的统一。所以后世的许多文学都运用了“境”字来作诗词歌赋，书画艺术也脱离不了“意境”和“境界”之范畴。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才使得这一学说更上层楼。至今仍有不少文艺评论家以王之《人间词话》作为评论鉴赏的准绳。
王氏对于中国古代戏曲之研究有开拓之功。他认为宋代官剧本杂剧；金之院本；元明之杂剧传奇，大都不见于史志，其源流与变迁，似乎又无迹可寻，于是求其演变情况。又据各家书目所载及还有流传者，录其名目，以便后世研究。所以王氏作《曲录》一书的目的，我看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后王又作《优语录》、《宋大曲考》、《曲录余谈》等，均发表示《国粹学报》中。又作了《古剧角色考》、《清真先生遗事》，皆发表于《国学丛刊》上。
以上诸文，皆为宝贵的中国古代戏曲学资料，其具有戏曲史之规模者，《曲录》而外，还有《戏曲考源》、《曲调源流表》二书，惜后者己失传。由此可以推测，王氏论著，似失传者，不止一书也，为一大遗憾。
今流传之《人间词话》，亦与以上诸文同时撰写，为戏曲理论之副产物，非专论戏曲著作。王氏东渡日本后，专治小学、经学，于是将历年研究所得宋元戏曲史资料，写成《宋元戏曲史》一书。这在学术上是对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通俗文学艺术在古人看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王氏并没有歧视，而一视同仁，这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戏曲学上，前人罕有与异军突起俦者，王氏既又无依傍，又无铺垫，孤军奋斗，自成大家，卓识不凡。
对汉晋简牍及敦煌遗书研究之贡献
一九○○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遗匈牙利人斯坦因于新疆和田访古，自尼雅河流域下流之废墟中，得汉晋木牍数十枚，此为木牍学之始。又至一九○七年，斯氏于新疆楼兰故城及甘肃敦煌得两汉木简数十枚。同年法国伯希和与斯氏分别至千佛洞，从王道士手中骗走遗书数千卷，内有魏晋六朝及隋唐人所写经卷及梵文、波斯文、回鹘文、佉卢文等书。伯氏所得，尽载至法国；斯氏则携入北京后罗振王、王国维、董康、蒋斧等同往共观之，就其重要者则笔录之，是为敦煌学之始。今天之敦煌学成为国际上一门显学，这与王氏是密不可分的。
自此后，敦煌地方有识之士与甘肃学使叶昌炽等大力奔走相告，用尽了各种方法才从王道士手中获得敦煌各种遗书近万卷，辇至京师，存于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王氏之力，可谓功不可没也。
一九○九年，伯希和从巴黎寄与罗振玉敦煌所出写本若干；日本大汉学家藤田丰八又从东京寄与英国地理杂志，内有斯氏考古于中亚及西域文章。中有敦煌得书经过，及记西北水道甚详，与清人徐松之《西域水道记》各有千伙，真异曲同工之妙。罗、王及合力辑成《敦煌石室遗书》、《慧超往五天竺传》、《沙州图经》凡十余种，由董康捐资刊印之，这是中国近代西域学之肇始也。名曰罗、王，实王氏出力为多。王氏自壬子东渡后，有《简牍检署考》、《鸣沙石室古佚书》、《流沙坠简考释》、《坠简考释补正》等书二十种。返国后又影印《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卷跋》、《灵棋经残卷跋》、《佚名残卷跋》、《大云经疏跋》、《老子化胡经残卷跋》、《韦庄秦妇吟跋》、《云谣集杂曲子跋》、《残小说跋》、《敦煌户籍跋》、<</SPAN>字宝>残卷跋》、《新乡百姓谢司徒施麦恩牒跋》、《季布歌》、《孝子董永传跋》、《回文诗跋》，凡属敦煌遗书，有价值者，不放过一纸。后又翻译了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语言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英文）、《斯坦因流沙访古记》（日文）等论著，这是中国学者翻译和研究外国敦煌著作最早者。
王氏利用敦煌史料详细考索了中古时期西域及高昌回鹘的历史，并作出了《西胡考》、《西胡续考》、《西域井渠考》、《摩尼教入中国考》、《高昌宁朔将军麹斌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高昌王世勋碑后》、《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等。由此可见王氏治木筒学及敦煌学，均不但本源于历史，而皆与西北史地大有关联。王氏由此而转入了元史之研究。王氏注重新史料，利用新史料，以考索经史子集，纠其谬误，以补其不足。他在蒙（古）史的研究上所作的贡献，完全与洪钧和柯绍忞等不相伯仲，并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
对中国古代西北史地与蒙古史的研究
自清中叶乾嘉学派兴起后，中国学术界有一种新学风劲吹，即所谓的四裔（四夷）之学，考研变动蛮荒边徼之文史，邻国之史地。取用了新发现之石刻，西方有关西域的论著，敦煌文献，汉晋木牍竹简等物。著名学者有徐星伯、张穆、何秋涛、魏源、洪钧、袁昶、江建霞、屠寄、沈曾植、柯绍忞、丁谦等人，其中王氏尤其服膺沈、柯，此二公与王氏过从甚密，王受益匪浅。王氏对四裔学与蒙古学之代表作有：《刘平国治口谷域诵跋》、《魏毋丘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后又有高昌、于阗、九姓回鹘可汗诸碑跋等。这些都是有关西北地区古代史的著名资料，其对于阙遗部分，皆有补正。
王氏晚年尤耽心于西北史地及蒙元史之研究。他先从《资治通鉴》中析出《杜环经行记》一书，而又以《太平环宇记》所引者以校之。后又从《五代史》中抄出《高居海使于阗记》，从《宋史•外国传》中抄出了《王延德使高昌记》，并以王明清之《挥尘录》所引者校之。后又从范成大《吴船录》中抄出了《继业三藏行记》；又从《庶斋老学丛谈》中抄出了《耶律文正西游录》；从陶九成《游志续编》中抄出了刘祁《北使记》；又从《秋涧大全文集》中抄出《玉堂嘉话》中析出《刘郁西使记》；并均以四库全书本校之，先后得古游记七本。后又以《连籍筠丛书》中抄出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又从陶南邨《辍耕录》中补录了诏书及表章；均为之注释，俱笺识于眉端。在治《长春真人西游记》时，同时参考了杜环、刘郁、刘祁、王延德诸记及《圣武亲征录》等，互为校注，所得甚丰，有《古行记四种校注》问世。
同时又有《西辽者城虎思翰耳朵考》、《蒙文元朝乞讨史跋》、《蒙鞑备录跋》、《月支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鞑靼考》、《辽金蒙古考》、《黑鞑事略跋》。并依据《元史》、《元秘史》校注了《蒙古源流》，并作出了《元朝秘史地名索引》。在这方面，徐松、何秋涛、洪钧、柯绍忞等都是望洋兴叹，不能望其项背的。
王氏于次年再作《亲征录》之研究。以《说郛》本，明代了历抄本、汪鱼宁抄本，以校今本，撰出了《校注》本；整理出了《长春真人西游记》本。王氏原拟以其二书与《耶律文正公年谱》、《蒙古源流校注》合刊之，后以《耶律文正公年谱》、《蒙古源流校注》合刊印行。
王氏临死前，又著《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又翻译了日儒箭内亘之《鞑靼考》；日汉学家丰田博士《辽代鸟古敌烈考》后又作《萌古考》、《室韦考》、《蒙古札记》、《鞑靼后考》、《黑车子室韦考》等。正当王氏正当盛年，学术文章如日中天之时，不幸于民国十五年五月初三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鱼藻轩前之昆明湖中。一代绝学，不克抵于厥成，无不令人不胜欷歔，扼腕长叹
王国维文化创新之思考
王氏治学方法，先在乾嘉学诸上力追前贤，又后糅合了东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学人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
所倡导的科学方法，这是与他之前和同时代的学者的学术途径所大不同的，这也是王氏的不同凡响之处。
王氏治史学、经学、小学，首先讲求师承和家法，这是治学途径和方向中最重要的。还有目录用，以见其某种学问，或研究问题现丰材料多少或者有无，又要讲究版本学，以考订辞章，史实、文字上的得失，又要讲训诂、考据之学。以能其古人之原意、读法，才能纠谬正讹。只能有了这些学识，才能在治学上不走弯路，才可能直接进入人文科学的堂奥。
王氏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又运用了分析、比较、职责、互证、归纳诸方法，对于一字、一句、一事、一地、一物之微，也从不轻易放过，这决不是雕虫小技，更不是吹毛求疵，是文物与考古者必修之课。往往能从少引多，以小见大。首先要坚实基础，才能加以引伸发明。所考证的事物，才不至妄发空论。其中又有不少信条，为考索权衡之准绳，如无征不信，孤证不立，言之有据，据必有故。从源溯流，流必有源。用小以明经，诸经以通史。文献与文物相结合，得到了人时地的统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以上诸学，如甲骨卜辞、金石碑版、小学、经学、戏曲、竹简木牍，敦煌遗书、四裔诸学中，王氏都严格地遵守了以上治学方法。
在文艺方面，王氏对于宋元戏曲之研究，王氏先从元明而上至金宋，以求其嬗变演化之迹；一方面就各家书目所载及有传本者，录其名目及作者爵里，由此流溯源，而就目录学以定范围之法。此种方法，开戏曲研究先声。
王氏对于金文之研究，先综合各书，列为一表，器以类聚，各从主人。每比勘一器，检书至数十种，阅拓本至若干册。此楷较、联类、互证、归纳之法也。再进一步研究：由散氏盘之一微字，从而考知商周之际，在今陕西渭河地区，有微族一姓活动，即《尚书•牧誓》中逆即熊鄂，而以上六世皆居于武昌，这在考订上属以小见大之法，王氏对此别出心裁矣。
王氏对于甲骨学之研究，他认为：甲骨文中之亥，乃商先公先王，《世本》上作胲；屈子《天问》中作该；《史记》作振；《古今人表》中作垓。卜辞中之喾，《逸周书》作帝诰，《索隐》作诰，《帝王世纪》中称帝喾名俊，《山海经》作逡，即舜，古读音为信，信后转为俊。此为比较归类法，联类及互，由少引多之法，为王氏首创。
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自序》所言：“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一生的学术道路曲折多变，在对人生永恒意义和心灵慰藉之所的探索路途上，他不断地求索，又不断地否定；否定又是为了新的索探。早年的王国维大力介绍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和康德、席勒的游戏美学思想，但是他不忘记将西洋哲学和中国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老子、庄、列子及佛学的思想结合起来，以西洋哲学来阐发传统文化，对中国自己的思想作出全新的解释，掘发传统文化中尚隐而未彰的思想苗头。他也作传统的诗词，也运用“词话”这种传统的著述形式，但其中孕育的新思想、新识见，已远远超出传统思想的牢笼，无法将这纳入到传统文学和文论的系统中去。所以吴文祺说他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后期的王国维转入古史考辨，将文字材料与出土实物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是他的创造。特别是他的古史考辨超出了传统学者信古迷经的视域，“经书不当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实是“旧思想的破坏者”。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说：“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功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王国维的去世，对于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学界，不啻为巨大的损失。
                               四川省眉山市田锡研究会会长    王仿生
                               中国藤椒文化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