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宋朝到民国，《清明上河图》历经颠沛流离
 何以《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天下第一奇画”，充满扑朔迷离的谜题？她自问世以来，历经改朝换代，却神奇地躲过烽火人祸，辗转成为北京故宫至宝，甚至被称为“中国的蒙娜丽莎”。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野岛刚在其最新著作《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中，诉说了鲜为人知的名画流转故事。
 
 在本书序言中，曾经用“五度入宫、四度出宫”这句话来形容《清明上河图》的历史。
 
  1127年北宋灭亡，《清明上河图》在开封很可能落入金人之手。这是首次“出宫”。金朝从北宋把人、物、钱等能带的都带到北方去，中国人称此为“靖康之变”。《清明上河图》及其他财宝大概全都运到了金的首都燕京（现在的北京）。
 
  写下跋文的张著，也是官员，但并不是位阶很高的官员。在金朝，张著拥有了这幅描写北宋繁华的《清明上河图》，评价或许并不高。
 
   忽必烈灭金，建立元朝，金人从北宋夺取的文物也由元朝接收。不清楚是在哪个时间点，元朝在建国初期就把《清明上河图》收藏至宫内。此画第一次入宫是张择端呈给宋徽宗，这是第二次“入宫”。
 
   元代时，没机会看到人们欣赏《清明上河图》的样子。这幅画收在宫廷的仓库里，过了一段谁也没看过的日子。
 
   在当时，元朝内务府的“装裱匠”看过这幅沉睡在仓库的《清明上河图》， 这位装裱匠曾经听闻对《清明上河图》的好评，思索着怎么把画夹带出宫，准备了一张假画置换真画，卖掉真迹赚钱。这是第二次“出宫”。
 
   之后，几位元朝人陆续成为这幅画的所有者，包括杭州的陈彦廉、蜀的杨准、静山的周氏。到了明代，画仍在民间流传。历经朱鹤坡、徐溥，在一五一五年左右被李东阳收藏。
 
   在李东阳之后，《清明上河图》转到兵部尚书陆完手上，后才转卖给江苏的顾鼎臣，他曾任礼部尚书，是位重量级的政治家。这个时期，明朝有位名叫严嵩的官员，通过道教的祭典取得热衷道教的嘉靖皇帝的信任，展开政治贿赂，握有了权势。他爱好收藏艺术品，也对《清明上河图》很有兴趣。虽然派出“搜索队”到处找，但是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清明上河图》在陆完手上。兵部尚书是国防部部长，职位不低，但却敌不过以皇帝为靠山的严嵩。陆完被罗织罪名，降职发配到福建，最后离奇 死亡。
 
   陆完的妻子王氏，知道丈夫深爱这幅《清明上河图》，将这幅画藏在枕头中，每晚睡在这枕上。
 
   王氏有位外甥知道她握有《清明上河图》，使计希望其能将画让渡给他。外甥一边讨她开心，一边拜托她“让我看一眼就好”。王氏行事谨慎，开出条件说“只能在室内看一下，不准带笔进来”。
 
   但是外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请求看画许多次，把画的内容都记下，完成了仿本。
 
   当时，都御史王忬知道严嵩正在找寻《清明上河图》，为了巴结他，花费白银五百两购入这幅仿本，但他以为是真迹，还献给了严嵩。但是严嵩的装裱匠看出这是假画，反而向王忬勒索，但王忬不相信，拒绝了装裱匠的索求。
 
   心中大悦的严嵩开席宴客，并向宾客展示“《清明上河图》”。但是装裱匠却在宾客面前爆料说这幅是赝品，泼水在图画上，洗掉伪装古色的药剂。他指着王忬说，他“把假画当真画送，自己却把真画藏起来”。
 
   王忬后来因为打仗战败而被处死，严嵩终于从顾鼎臣手上拿到真迹。严嵩失势以后，财产遭没收，造就了《清明上河图》的第三度“入宫”。
 
   收藏在宫内的《清明上河图》，流到一位叫做冯保的宦官手上。冯保怎么到手的经过不详。如果是皇帝的恩赐，冯保应该会在跋文上大肆炫耀，但是都没有提到。应该是偷窃自宫廷的内务府仓库，这在元朝也曾发生过。
 
   这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一种民间传说、一段插曲：话说《清明上河图》进入明朝皇宫后，有个小官员要偷出来高价卖出。从仓库盗取出来时，正好有人经过，因此慌慌张张地塞进石头的缝隙中。这时候，不巧遇到倾盆大雨，小官员再把画取出时已经完全湿透，无法修复。后来被发现了，小官员被处以刑罚。
 
   在明朝入宫的《清明上河图》，又流向民间，这是第三度“出宫”。
 
    明末清初，《清明上河图》去向不明，不知《清明上河图》落入何人手中。
 
    时间来到清朝的最盛时期乾隆皇帝时代，在历史舞台上暂时销声匿迹的《清明上河图》，又传出消息。这次拥有画的人是浙江桐乡的科举进士陆费墀。陆费墀是翰林院内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负责人，他在《清明上河图》上钤印题跋，临终前致赠给友人毕沅。
 
   毕沅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钻研金石学，在有关古代青铜器石刻上的铭文和画像方面，留下许多相关研究业绩，也是清朝的高官。
 
   毕沅有个弟弟名叫毕泷，他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毕沅得到《清明上河图》以后，曾多次和毕泷一同鉴赏。因此在《清明上河图》上留有这两人的印章，毕沅的印章字体是红色的（阳印），毕泷的印章印出来是用红色为底，字体是空的（阴印）。
 
    毕家一家都是读书人，风光一时，却也和过去其他拥有画的人一样，因为某个事件被抄家，家产都被清廷没收。《清明上河图》在这个时候收进宫廷的仓库，这是第四度“入宫”。
 
   这时候皇帝是嘉庆皇帝，他非常喜爱《清明上河图》，把它收藏在紫禁城内的延春阁，并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中。这是《清明上河图》首次登载在官方文件中，并被记录为张择端的真迹。
 
   历经颠沛流离的《清明上河图》，从此在清朝的太平盛世中，成为宫廷的收藏，安然度过一百年。然而这个幸运并不长久。1912年清廷倒台，《清明上河图》第四度“出宫”。
 
   溥仪偷偷把《清明上河图》运到东北
 
   1912年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避免增加情势的混乱，允许末代皇帝溥仪留在紫禁城宫内。旧宫廷的费用开销相当大，新政府采取限制预算的措施，如果不变卖清朝蓄积了二百七十年的文物，根本没办法维持生活。
 
   眼看前景惨淡，溥仪还是紫禁城主人的期间，就把手上中华文明精华的珍品带出宫外。他也用“恩赐”的名义交给弟弟溥杰，偷偷地一点一点拿到市面上卖。依据后来发现的《恩赏目录》，至少有一千件以上唐代到清代的贵重字画由溥杰运出去。《目录》中也包括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溥仪是否在知情的状况下将其交给溥杰，尚不得而知。宫中的确收藏了数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也交给溥杰几件，其中确实包含真迹。

   从北京紫禁城运出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先到了天津，后来溥仪到伪满洲国当皇帝，又运到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收藏在皇宫内。
 
   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携带大量文物想逃亡到日本，但被苏联军队拦下监禁，送到西伯利亚，再转到中国接受思想改造。从1945年直到杨仁恺1950年在沈阳发现真迹的这段时间，谁也不知道《清明上河图》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这也是这幅画的许多谜团之一。
 
   依据辽宁省博物馆的前研究员戴立强的说法，从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到1950年杨仁恺“发现”的这五年间，《清明上河图》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推测有以下三种可能性。
 
   第一，溥仪意图逃亡日本，从宫廷带出的好几个行李箱中装有古董和饰品，《清明上河图》也包括在内。溥仪在机场被苏联军队逮捕收押，苏联军队就把《清明上河图》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并入人民解放军），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第二，东北地方的人民解放军有位参谋长名叫张克威，他喜爱文物，在长春的市场上偶然买到《清明上河图》，后来寄赠给东北人民银行。
 
   第三，溥仪的随员带着《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后来和溥仪分开，自己逃亡，在大栗子沟这个地方被东北民主联军逮捕，文物被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戴立强说，这三种状况以第一种的可能性最高。但是没有苏联军队的资料，很难查证。他笑着说：“我现在没办法确定哪一种状况是真的，每种说法都缺乏关键性的证据，都有弱点，马上就会被反驳。”
 
   无论如何，在那样危险的时期，《清明上河图》被丢掉、烧掉，甚至不见等都有可能。《清明上河图》逃过一劫，在1950年时被杨仁恺找到，避开了永远的“消失”。
 
   前面曾经提到过，在辛亥革命以后，住在紫禁城的溥仪在20年代以“赏赐”名义，把大量的文物交给弟弟溥杰，再运到天津的避难地张园。其中也包括《清明上河图》。张园原本是山西商人所建的宅邸，被赶出紫禁城的溥杰，暂时滞留在此。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溥仪当皇帝，把《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带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的皇宫。严格说来，宫廷的文物都是皇帝的东西，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已退位的溥仪是否仍有文物的处分权，这个问题十分微妙，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来看，认定是“偷窃”。
 
   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清明上河图》一直放在皇宫的书库，这幅画的价值极高，但是并无书面文字记录溥仪对于这幅画的钟爱。伪满洲国垮台后皇宫陷入极度混乱，《清明上河图》也不知去向。
 
   谁也不知道《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何在，直到它出现在杨仁恺的面前。
 
   杨仁恺在博物馆的仓库里发现真迹
 
   1950年8月，沈阳。
 
   位于沈阳市中心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于1959年改名）的仓库，年轻的杨仁恺站在这里。此时杨仁恺的职衔是“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处研究室研究员”，他的工作就是把仓库中的文物一一鉴定，分出真品及赝品。
 
   在仓库内，摆在杨仁恺面前的有三张几乎相同的画卷，都叫做《清明上河图》，描绘古时候的街道市集，在中国对于绘画多少有点常识的人都听过这幅画的名字。
 
   这幅画的仿本和赝品极多，大家相信真迹已经散佚不见。包括杨仁恺在内，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顶多就是混杂了明代时画的品质比较好的仿本，回流到收藏品较少的博物馆中，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开始鉴定的杨仁恺，打开第一张《清明上河图》。一看就知道是赝品，完全没有价值。
 
   接着鉴定下一张，博物馆内其他同事曾说“说不定是真迹”，果然一眼瞄过就知 道是好东西，杨仁恺原本认为是“明代的作品”，但是品质相当好，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迹，先选到“收藏”这一边。
 
   到了最后一张画。之前已经听说“是赝品的可能性很高”，他没有多想就把画摊开，突然背脊感到一阵凉意，脸上露出笑容光彩，不假思索地大叫“就是这个！”
 
   各个时代的中国的绘画具备了各自特色，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偏好的笔法和颜色。很明显，眼前这张是宋代的绘画。在中国，对宋代的绘画评价极高。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数量稀少，宋代留下的高水准名作被称为中国绘画的最高峰。当时东北博物馆几乎没有宋代的画，了解宋代绘画的人很少。杨仁恺因为过去马衡让他鉴赏过许多宋代的画，又在北京的古董街培养了眼力，因此知道手边的作品就是宋代绘画。
 
   “这绝对不是仿本或摹本，这很可能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杨仁恺也避免骤下结论，先找到所有能搜寻到的资料，调查张择端所描绘的《清明上河图》。当时应该没有附照片的书籍图鉴，参考的是《东京梦华录》这类的文献资料。在这本《东京梦华录》里所描写的开封，有着仓库等和画里一致的地方，引起杨仁恺的注意，这幅画被判定为真迹。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史上，可称为“最大发现”的一瞬间。杨仁恺对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伟业”，不太在公开场合提起。他生前曾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直率地说：“溥仪带了三幅《清明上河图》，到底哪一幅是真迹，溥仪自己也不清楚，我不过是因为具备经验和知识，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迹。”杨仁恺的代表著作《国宝沉浮录》中，有关《清明上河图》的叙述很短，让读者有种避重就轻的感觉。
 
   在沈阳发现的《清明上河图》，1953年1月在东北博物馆开放对外展示。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清明上河图》向一般民众公开。
 
   展览会的主题是“伟大祖国的古代艺术特别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有这样的展览，也是因为杨仁恺认真搜集“东北货”的成果。
 
   同年十月，《清明上河图》从沈阳运到北京。《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陈列我国隋唐至明清的500件名画”，同时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正式开馆。报道中提到中国著名学者郑振铎说：“《清明上河图》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从郊外的村落到城市街道，陈列南北杂货，生活百态，是一幅最棒的风俗画。”
 
   进入21世纪以后，《清明上河图》活跃的舞台更加广大。2002年于上海博物馆展示，2004年为纪念辽宁省博物馆的新馆完成，从北京借过去展示。此时“事隔半世纪的衣锦还乡”，轰动一时。
 
   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也到香港展览。

   每一次进场看展的观众都破纪录，在外面排队等候五六个小时的人也成为热门的话题。这些热度更加巩固了这幅画代表中国的地位。这是近十年的《清明上河图》。
 
   解开《清明上河图》的历史，深深感受到一个“文物在移动”的事实。
 
   特别是王朝的衰退、战乱情势等带来的不安定，使得它的移动更有活力。
 
   光是有记录的，就看到开封（北宋）→北京（元）→苏州、杭州等江南地区（明）→北京（明）→厦门？（明）→北京（清）→长春（伪满洲国）→沈阳→北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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