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连万达大厦

 　　（陈军民 / 东方IC） 黄旻旻 梁君艳 汪再兴　特约撰稿 杨林 吕昊 程洁 王致远
 
　　中国新首富王健林对外是规则的挑战者，对内则追求不可抗逆的规则。他从林业工人、军队独行者到商业巨头，得益于他对各种边界的准确掌握和对政商规则的高度敏感。
 
　　1969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在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A
 
　　富贵败中求
 
　　起初万达付出很大代价，但王健林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今年已经60岁的陆民杰对王健林来说有着双重身份，在王健林的军旅时期，他是大连陆军学院的学员队长，是王健林的直属上级。从部队转业后，他投奔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成为王的下属。
 
　　陆民杰说，十几年来，像他这样陆续投奔王健林的战友至少有20人。王健林在万达集团总部的办公室里，依然摆放着很多和军事有关的书籍，包括《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以及模拟军事训练等书籍。
 
　　在军队中，因为要时刻面对残酷的环境，同生共死的战友关系就成为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曾帮助过王健林。陆民杰说，王健林创业之初，获得第一桶金就是得到昔日战友的帮助。
 
　　1988年，西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健林觉得自己可以走出机关，走出去试试。
 
　　西岗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成立没多长时间，老总就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公司负债好几百万，为了甩掉这个包袱，政府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贷款还了，这个公司就给谁。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决定接盘。这个公司成为万达的前身。
 
　　他凭借棚户区改造项目赚了第一笔钱。但项目开始前，公司受当时政策限制，拿不到国家计委下发的配额，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大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标。陆民杰了解到，王健林创业初期，缺乏资金，也是一位在某银行支行出任行长的老战友帮助了他。
 
　　陆民杰说，王健林的多位老战友都在万达集团担任过要职，但战友犯错，也同样会被严厉地责罚。“战友没有完成工作，或者效绩不好被王健林开除，这事发生过不是一次两次。”
 
　　在万达集团下面的大连市物业管理公司工作半年后，陆民杰被安排到万达商业地产物业公司做副总。
 
　　“在长春和沈阳的项目中，连续吃了两个大苍蝇，那种失败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都很恶心。”陆民杰说。
 
　　2002年初，总部在大连的万达集团首次携手沃尔玛和红星美凯龙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进驻长春，成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陆民杰说，之所以选择沃尔玛，是因为后者当时刚刚登陆中国大陆，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董事长想通过百姓对沃尔玛的期待和喜欢同时关注到万达。”
 
　　当时集团内部不乏反对的意见，很多集团元老甚至在董事会上和王健林争吵，认为商业地产已经没有发挥的余地了，认为王健林在给自己找苦吃，但王健林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人开发商业房地产，很多都是失败的，而万达如果想走出大连，发展全球连锁的大型企业，高端商业地产项目势在必行。
 
　　长春万达广场建好后，王健林将商铺每平方米定价两三万元。商铺很快都卖掉了，长春人都抢着买铺，很多政府机关人员也参与购买。
 
　　但是商铺卖出去之后，万达集团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算结账走人，结果引起了业主们不满。“按照商业地产的约定俗成，地产商在卖完铺面的同时也要负责帮助业主招商引资。”陆民杰说，因为当时不懂这些，所以导致万达广场正式开业时，上百个商铺中依然有一半都还是空荡荡的。
 
　　业主们纷纷围攻万达项目办公地点。陆民杰是那几次“维稳”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他记得当时现场乱成一团，万达的工作人员还被泼了开水。
 
　　这些场景让万达集团差点在一地鸡毛中结束自己的商业地产试水。陆民杰记得，还在大连的王健林赶忙召开董事会议，以及稳定军心的各种大小会议，“整个周末他基本就在会议室里没出来过，出来一批员工再进去另一批，反正就是不断开会研究策略。”
 
　　陆民杰说，因为王健林之前主要做住宅地产，加上当时的团队也没有现在这样专业，各种意见汇集在一起难以统一，全部由王健林一个人决定，难免出现问题。陆民杰自己之前是部队出身，对商业地产的运作，包括建筑行业本身都没有过专业学习，当时万达内部像他这样的管理者并不在少数。
 
　　几天后的董事会上，王健林当着几十个董事会成员的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前面发生的问题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由我自己承担。我还是不成熟，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还是这么做了。我的行为完全是饮鸩止渴。造成这样的结果，我要做出反省。”
 
　　陆民杰分析，王健林之所以这样做，应该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有关。一方面，项目尽快竣工，可以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早点卖出项目收回资金，对企业的循环发展也有好处。
 
　　信奉“富贵险中求”的王健林一直在强调速度，“万达必须再快一点，必须要快。”
 
　　长春事件之后，王健林开始着手组建部门，专门负责帮业主们招商引资，并且将这个部门的团队不断壮大。
 
　　但紧接着，王健林又吃了第二只“苍蝇”。2003年，万达再次试水的沈阳万达广场步行街和商铺，因为设计规划的问题，业主们对结构和建筑质量都不满意，纷纷要求万达做出赔偿。陆民杰记得，当时业主闹得比长春那一次还大，个别业主还闹到了北京。
 
　　陆民杰说，那次事件体现出了王健林的魄力。他将建好的商铺全部推倒重建，把之前卖商铺的钱还给业主，并做出了一定的补偿。“8个亿！王董整整还给商铺业主一共8亿元。”
 
　　沈阳事件之后，王健林又吸取了另一个教训：一定要组建一个非常专业且高端的设计团队。
 
　　2012年，陆民杰从万达离职。万达集团内部规定，为了实现员工年轻化，所有年满60岁的员工就要自动退休。“王健林也舍不得让我走，但是没有办法，公司规定，所以我离开的时候王健林觉得很抱歉。”
 
　　奖惩分明，体现了王健林重视制度化。很多和王健林接触过的员工都表示，他在奖励方面很少心疼钱，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喜欢讲究个大气和体面。王健林对集团员工的奖励非常慷慨。之前，一个售楼人员因为绩效突出，被王健林一次性奖励500万元。
 
　　陆民杰认为，这和王健林16年的军旅生涯有着很大关系。无论做什么都是制度优先，人情在某些时候要给制度让路。陆认为，王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特立独行，和中国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不同，“王不搞家庭式管理，更不喜欢小作坊式的经营，军队化的工作和生活痕迹在他身上很明显。”
 
　　B
 
　　足球队的学问
 
　　王健林与薄熙来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就在万达刚获得小小成功之际，王健林开始了另一个事业——后来让他曝光率极高，也制造不少话题的足球事业。
 
　　他在足球领域的运作算不上成功。当广州恒大足球队夺得亚冠冠军，获得一片称赞时，他卖掉自己心爱的球队已经整整13年。
 
　　这位中国首富认为，足球这个行业里边，用钱就可以决定胜负。在不久前播出的凤凰财经节目的专访中，从不轻易点评别人的王健林默认了主持人对两家企业财富比较后得到的结论：万达比恒大有钱。
 
　　在他刚刚有了自己的小产业时，他就懂得如何利用体育与政府进行对话，进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原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任举一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大连市西岗区体委领导打算在体育场附近建一个体育馆，就通过王健林此前在西岗区办公室的领导，找到王健林来开发，这也让王健林和体委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联系。
 
　　王健林在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做副主任的时候，他的妻子林宁就是西岗区体委的工作人员。　
 
　　王健林在大连陆军学院工作时的一位同事说，王健林的妻子林宁家境不错，其父亲之前是大连一家保险公司的领导，“但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优越和神秘”。
 
　　后来曾任万达足球俱乐部主任的任举一回忆，王健林与大连足球最初的渊源，来自于一项王健林计划良久的商业规划。
 
　　他记得，当年王健林先找到大连市体委，谈一项在体育场附近盖楼房的合作。为此，他专门和市体委签了一个协议，表示愿意赞助大连足球队400万元。那笔钱在当年算是巨款，所以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但是这件事后来因为时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反对而搁置。薄的理由是，国内外的体育场馆视野开阔，如果王健林在体育场附近盖房子可能会影响体育场的视线。
 
　　虽然盖房子的事情没有谈妥，王健林仍然愿意赞助400万元给足球队。任举一认为，这件事让他和大连市体委建立了良好关系，也为日后大连市体委找到王健林来成立万达足球俱乐部打下了基础。
 
　　“否则根本不会找王健林，因为那个时候万达只是西岗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放眼大连市肯定有比他更适合的。”
 
　　而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
 
　　作为一个传统港口城市，大连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足球的城市之一。而大连人喜欢足球，让当地市政府看到了通过足球提高政绩的可能。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大连人民喜欢足球，所以他自己就必须喜欢足球。
 
　　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到机场送行。1994年，王健林接手大连足球队后，任举一作为大连市体委副主任，被派到万达足球俱乐部担任俱乐部主任。王健林也迅速表明态度，将万达集团一个副总经理抽调出来，专门配合任举一管理足球俱乐部。时任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是著名的“足球市长”。任举一说，创办万达足球俱乐部时，时任国家体委（1998年，国家体委正式改名国家体育总局）主任伍绍祖要来大连访问，并将与薄熙来见面。王健林和任举一先去见了伍绍祖，聊了一会儿足球，给伍绍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经由伍绍祖引荐，王健林见到了薄熙来。
 
　　任举一记得，万达足球俱乐部成立的时候，伍绍祖专门从北京赶到大连来表示支持，还在俱乐部成立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万达也在那年夺得中国足球职业化后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在足球事业上，王健林的作风与他经营公司的方式相似。曾有媒体报道称，王健林会拎着装有上百万现金的皮箱到比赛现场。
 
　　但任举一告诉记者，王健林不会带现金过去，“这不是太俗了吗？”不过他确实会在比赛之前给队员们承诺各种奖赏，包括汽车、房子和现金。
 
　　王健林将比赛分成三个等级，奖金也随之划分为60万、40万和30万三个等级，“打赢了就拿全额，平了拿一半，输了没钱。进一个球追加10万，这个是他的态度。”
 
　　除了现金，王健林还给球员们发过纯金打造的金球，每个球都是300克的足量黄金打造，不过这种奖励在当年的万达队球员看来只能算是纪念。房子和奔驰级别以上的豪车才真正显现出王健林的管理方式。
 
　　1994年，万达还只是个小企业，王健林拿出几套万达自己开发的两室一厅的房子给球员作为奖励。到1996年，万达经营业绩猛增，他发的奖金也提到上百万元。王健林收回了之前分给球员的小房子，每个人又奖励一套三室一厅的高级住房。
 
　　“这些奖励都兑现得非常快，经常周末踢完比赛，周一休息一天，周二归队时现金、房屋或者车钥匙就能拿到手了。”
 
　　任举一说，1997年郝海东转会时，除了220万元的天价转会费，王健林还私下在北京为郝海东购买了一套住宅，郝来到大连后，又在当地拿到了一套房子和豪车。
 
　　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大连市的大力支持。市领导甚至帮助万达足球队引进球员。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王健林有意把时任八一足球队的主力球员郝海东转到万达来，但郝海东是部队编制，手续上很难办。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一些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郝海东招进队伍。
 
　　有了大连市领导的支持，万达足球队初期顺风顺水。
 
　　任举一记得，1998年郝海东因为对比赛不满向裁判吐痰泄愤，面临禁赛一年的处分。在现场观看比赛的王健林非常焦虑，他连夜召开协调会，很多大连市领导都过来了，王健林提出要和中国足协私下协调，最大程度降低对郝海东的处罚。
 
　　“第二天，大连市一个女副市长就亲自去找足协处理这件事了。”
 
　　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市长薄熙来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
 
　　任举一说，大连市那么多政府机关，薄熙来当年只写了不到30张贺年卡，其中有自己一张，“能看出来当时这位市长对足球发展的重视。”
 
　　但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熙来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有一次，在大连市政府在外地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参会的任举一亲眼见到王健林与薄熙来发生冲突，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
 
　　“我记得薄熙来就有点发火了，说怎么你还要，你这个盖房子我给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另一次两人的争吵发生在1998年，王健林想请徐根宝当主教练，万事俱备，就差开发布会。“这时薄熙来把王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原来的主教练迟尚斌是被市里重点表彰过的人物，怎能说换就换？”据《南方周末》报道称，被薄骂出办公室后，王健林只好宣布迟尚斌官复原职。
 
　　上有大连市领导强硬干预，下面还要面对足坛的“假赌黑”。在足球声望的顶点，王健林选择退出。1999年12月24日，王健林将足球俱乐部甚至足球基地等优良资产一起甩卖给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
 
　　转让合同书显示，大连实德集团只需掏5000万元现金，其余的7000万元“通过实德集团指定的承贷单位承担万达集团在建设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来支付”。
 
　　1999年，万达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为实德足球俱乐部之后，王健林曾对任举一袒露心声。任举一说：“正式改名的那一天，当时王健林准备去参加一个活动，临上车之前突然转过头和我说，‘真的不甘心’。”
 
　　一位大连体育界的内部人士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球队更名后，只有当薄熙来去现场看比赛时，接替万达管理俱乐部的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才会出现在看台上。
 
　　与徐明不同，在《大连日报》体育部主任姜末看来，王健林是“真球迷”。“他看球员的眼光挺准的，郝海东就是个例子。”作为跟队记者，姜末经常能遇到随队征战的王健林，“训练的时候也经常能看到他。”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任举一的证实：“王健林几乎没有落下过一场万达队参加的比赛，哪怕是客场，他也会在比赛前一晚赶到。”
 
　　喜欢大场面的王健林舍得为此花钱。原万达足球俱乐部副主任张家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96年赛季花13万元购买船票，率领1000多人的球迷助威团，包船去天津看客场比赛。
 
　　“他希望足球能给城市带来荣耀，自己的名气就自然而然有，所以不小家子气。”任举一说。1996年赛季，万达55场联赛未有败绩，这也是王健林最为自豪的事情之一。
 
　　离开足球13年后的王健林并不看好现在取得成功的恒大经验。在接受凤凰财经的采访中，他以一位过来人的口吻提醒说，靠外援取得成功的经验，放在孱弱的国家队身上可能并不奏效。
 
　　他将更大的赌注下在中国的少年甚至年龄更小的球童身上，他送这群孩子到海外去接受训练，并耐心等待他们成长。
 
　　C
 
　　生存于
 
　　政治丛林
 
　　每天王健林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
 
　　与柳传志“不讲政治”相比，王健林说，他处理官商关系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有些人说‘我从来不和政府打交道’，我觉得是虚伪的。但是把跟政府打交道定位在是和组织打交道，不是跟个人打交道。不要希望自己和某一个官员，甚至高管，成为铁哥们儿，结为利益联盟，这就是我讲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王健林这样说。   
 
　　而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王健林则对政治倾注关心。
 
　　2008年，万达集团将总部从大连搬至北京，位于大连市中心的万达大厦大部分楼层已经卖给当地企业，只保留了两层：28楼万达地产大连项目办公区，以及13楼的万达集团党建基地。
 
　　13楼整层楼面积有1300多平方米，共划出4个30平米左右的房间，陈列万达集团过去2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各种党政建设成果，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放映室，用来播放万达企业纪录片，其中包括王健林投资巨款发展党建活动的介绍。
 
　　按照其他楼层卖出去的价格来算，这层楼大概价值近4000万元。   
 
　　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集团总部之前投资7亿元成立了专门的万达学院，占地面积300亩左右。每年培训党员和员工80万人次，培训内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读等方面。“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一位已离职的万达总部员工透露，王健林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
 
　　在离开森林进入社会丛林之后，王健林始终以高度的敏感对待与政府相关的事务。林业工作者之子王健林离开森林后，仍然生活在一个新的丛林里。
 
　　（本文由《博客天下》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