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球
　　清末民初，社会处于重要变革时期。苏州的一批文化界有识之士，有感于沧桑变迁，史料散失严重，开始乡镇志的编纂工作，编就了《木渎小志》、《香山小志》、《黄埭志》等一批乡镇志书，抢救和保留了一大批珍贵史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这批同时期编就的乡镇志书中，《相城小志》堪称是其中的上乘之作，而作为该志采编主任，施兆麟的贡献是功不可没。
　　这此里曾经走出了姚广孝、沈周、都穆等历史名人。
　　相城，这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地名，也是一个有着文化丰富积淀的地方。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施兆麟及其《相城小志》，有必要先对"相城"地名及其建置区划做个介绍。
　　相城位于苏州古城东北约25公里处。据有关史料记载，阖闾元年（前514年），吴王阖闾采纳伍子胥"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建议，命令伍子胥规划建设都城，伍子胥于是来到阳澄湖地区"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后来，因测得地势低洼，土松地隙，又濒临阳澄湖，最终作罢。相城因此得名，沿用数千年。现今苏州市相城区，就直接借用了这个历史地名。
　　明清时，相城镇为苏州府长洲县四大镇之一。清宣统三年（1911），筹备自治，定名为湘城镇。民国元年（1912），并入吴县，称相城市。关于相城的写法，民国之前均作"相城"，民国期间，有写成"湘城"，也有仍写"相城"的。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写作"湘城"，先后称湘城公社、湘城乡、湘城镇。2001年1月吴县市撤市设区，湘城镇隶属于相城区。2008年，湘城镇与阳澄湖镇合并，至此湘（相）城作为建制乡镇不复存在。
　　民国初期，相城"地广南北二十馀里，东西十余里。东南襟带洋澄（阳澄湖）、西南挹盛泽（荡），南眺虎阜，北望虞山，湖山环映，天然清旷。辖区五，领图五十有二，制村七十有三。北界常熟，东接昆山，南连五潨泾，西毗陆墓南北桥。"（《相城小志·沿革》）其地域较广宽，包括解放后设建置的湘城、太平、沺泾三个乡镇，还含了渭塘镇一小部分。历史上，相城地区是苏州北部人口较集中、商业繁荣的地区，明清至民初时有相城、太平桥、沈店桥、陆巷、沺泾、消泾、蔃芜、车渡等集镇。
　　自古以来，相城地区也是苏州北部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出土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唐宋以降，有中原大族落户于此。如宋室南渡时，北宋名相王旦的后裔王皋（1081-1156，字子高，官开封知府、殿帅府太尉）护送高宗南渡驻跸平江（今苏州）时，便将家安置长洲县益地乡荻扁村（今属相城区太平街道）；辞官后，归隐荻扁，卒后葬于此。随着王氏族人繁衍，荻扁后来改名王巷村（今称旺巷村），代有人出。元朝，正议大夫、平江路总管张伯颜，致仕后归隐相城谢泽。明清两朝，相城地区走出了姚广孝、沈周、都穆、王锜、钱棨、李恒嵩等一批名人。姚广孝是一代名僧，后来成为燕王朱棣的"军师"，永乐皇帝夺得王位，姚广孝是"功推第一"。沈周为"明四家"之首，"吴门画派"领袖，独领风骚数十年。相城文化的影响，由此足以窥见一斑。

　　大族出身的笃学士，当地文化的热心人

　　施氏是相城当地的大姓，其祖先或说是明代正统四年(1439)已未科状元施槃之弟施杲，或说其祖先来自崇明，主要居住在杨家浜和施家兜一带。施氏后来成为相城儒户望族，人称"自明至清五百年，列乡举登仕籍者代有其人"（吴荫培《相城小志序》）。施兆麟五世祖施锡朋，清朝乾隆年间岁贡，早年受业著名诗人沈德潜，深通理学，应试不第；在家务农，身体力行，亲自教授子孙。作为《相城小志》功臣的施兆麟是一个出身大族的文化热心人。
　　施兆麟（1873-1938），字济从，又字则行，杨家浜（今阳澄湖镇洋沟溇村杨家浜）人。自幼丧父，家境清贫，自称"少愧失学，稍长略知自励"。13岁离家到苏州城里求学，拜访学者名师，学问渐长，一心想搏得科举功名，吴荫培称他是"笃学士也"。后来因科举落第、取消科举，担任塾师。他生平力学砥行，热心社会公益及文化事业，由此结识了当时苏州的一批文化名人，最终自己也成了地方文化名人，孔昭晋称他"衣冠朴素，性质淳厚，犹见老成典型"（《相城小志序》）。曾经担任相城市议员名誉董事、《江苏通志》协助采访员、民国《吴县志》）名誉采访员。民国7年（1918），曾参与重修杨家浜积善庵。民国11年，里人姚文澂募修西晋著名文人陆云祠庙，特请施兆麟撰写重修记。次年，曾募资为位于相城五十三图的采宝庙（祀宋朝蔡抗）勒碑。曾访获宋朝太尉王皋、元朝平江路总管张伯颜、明朝佥事刘珏、诗画家沈周等一批列朝古墓，施兆麟请吴中保墓会一一立碣保护，还亲自撰写《沈石田先生墓碑亭记》等碑文。与此同时，他还追随李根源、吴荫培、张一麐等社会名流，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虎丘男普济堂、吴中保墓会等机慈善机构担任职务；担任相城市参议员后，积极参与当地救助贫弱、地方文化保护等活动。
　　施兆麟还孜孜以求地关心其宗族事务。民国15年（1926）曾发起恢复苏州观前施相公庙（施镇海侯庙），并每年祭祀。家中曾藏有《杨家浜施氏家谱》，他以此为基础，广泛搜集苏州施氏家谱资料，与葑门外郭巷镇施宝楠等谋编《苏州施氏总谱》，资料搜集完毕，所集资料厚达一尺左右。可惜，尚未付印，即告去世。资料封存于家中阁楼，"文革"中被抄而销毁。
　　后来，施兆麟移居苏州城区，租赁房屋居住；晚年略有积蓄，60岁时购得仓街传芳巷后芳弄房屋一处，李根源先生题有"藏拙轩"匾额，张一麐先生题写"恒心堂"额，吴荫培先生为第三进房屋题写对联。

　　纲罗闻见，征之文献，著成良志佳作

　　施兆麟爱好文史，"夙以纲罗本市（指相城）掌故，撰成专志为己任"（孔昭晋《相城小志序》）。民国7年（1918）终于迎来了机会。是年春，吴县成立修志局，编纂《长元吴三邑合志》（即民国《吴县志》），被聘为名誉采访员。受聘后，时年45岁的施兆麟十分高兴，在《相城小志》"凡例"下曾有他的一段"题记"，自叙云：
　　兆麟少愧失学，稍长略知自励，每思为地方纲罗闻见，征之文献，成一市之掌故，而苦无其机会。民国戊午春，吴县修志局贸以兆麟承乏采访员，遂周历全市，专壹考订。又恐多遗漏，造请先进贤达，广博咨谋。采访册成，重录以上志局，留副以作手辑小志之根据。繁积十年，粗具大概，草稿甫成，谨志数语，将以就正有道，庶几指示疵缪，俾合轨辙云尔。
　　他是个文化有心人与热心人，态度十分认真而严谨，因而《相城小志》的资料丰富而翔实。
　　民国19年（1930），《相城小志》正式刊印出版，凡六卷，卷一：市镇、乡都图圩（村庄附）、川泽津梁（圩岸附）；卷二：古迹、坊匾、寺观、祠庙（第宅附）、冢墓、金石；卷三：学校、兵防（庄仓、局所、各种社附）、田赋、户口、物产、风俗（方言、占验附）；卷四：人物（流寓附）；卷五：人物（列女）、释道、选举、杂记、祥异；卷六：艺文（诗、词、序、记）。志前有序、纂志职员姓名表、湘城镇全图、相城区图、沿革、凡例，志后附收支报告。
　　与同期其他乡镇志比较，《相城小志》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志书。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首先是采访札实，"取材丰富，纪事翔实"（李根源语）。当年，施兆麟受聘担任《吴县志》采访员后，不辞辛苦，"实事求是，尝周游吴中山水，搜罗古迹，考证旧闻"，并广泛罗致谱牒，搜集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不忍一乡之故实听其散失，而无从稽考，于是博访周谘，详加考订，并集腋一乡之见闻之较确者，手摘成轶。"（曹宝书语）他"熟于其乡掌故……躬历村镇，博访周咨，日积月累，得采访稿数册。"（李根源语）他还邀请张继祖、徐洞天、施濂、吴荫芳等里人一起搜集采访。资料到手后，施兆麟又"互相考订，竭力精心，锲而不舍，阅时十年。" （曹宝书语）志书"不第表彰前哲，瘅扬贞烈已也，即琐至谚言占验，有关农事者亦搜罗无遗。"（李根源语）它与同期编就的《木渎小志》、《香山小志》、《黄埭志》相比较，其内容更加丰富、全面，记事要素更加齐全。虽然标明为"小志"，实则堪称是部"一方之全书"。
　　其次，严格参照志书体例，继承并创新。施兆麟办事认真务实，参考清乾隆《长洲县志》等旧志体例，又仿效当年修志局同事张郁文所编《木渎小志》体例，按类梳理，"搜之剔之，纂之录之，旌别而表扬之，其守先待后之功，不在常棠下"（王謇序）。（常棠，南宋海盐人，绍定时，纂成全国现存最早的镇志《澉水志》八卷，历来称为地方志书佳作）。"川源物产，名胜古迹，靡不分类" （孔昭晋语）。他对志书编纂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当年，施兆麟担任《（民国）吴县志》分纂时，"此前县志地图向无善本，施兆麟因就图外立体例，标疆界，创一都领图、图领圩、圩领村各表，发前人所未有。"（吴荫培语）这种方法同样也运用于《相城小志》。
　　再次，编纂认真负责，请专家名贤把关，确保志书质量。施兆麟为人谦虚，志书编成后，他特地聘请苏州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陶惟坻担任总纂、举人沈惟骥担任协纂；湘城市总董姚元桂（省议员）、湘城市议长张世璋担任主任，自己则任采访主任兼编辑、校对。陶惟坻、张世璋、姚元桂都是《（民国）吴县志》的采访员；沈惟骥是《（民国）吴县志》的协纂。最后，再请吴荫培、李根源、孔昭晋、王佩诤、曹宝书等名贤把关提升，吴、李、孔是《（民国）吴县志》的总纂，王、曹是《（民国）吴县志》的协纂，其中曹还是《（民国）吴县志》的采访主任。
　　第四，时代特色明显。《相城小志》记事下限至民国15年（1926）。当时正值清末民初，新事正多，志书对此都有相应的记述，例如卷三《局所》记述了市公所、阅报社、天主教堂，卷五《选举》记载自治选举及议长、议员等情况。而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同时期的《木渎小志》《香山小志》《黄埭志》都没有记述。
　　正因为如此，《相城小志》正式刊印之前，就得到吴荫培、李根源、孔昭晋、王佩诤、曹宝书等人的称许，分别撰序。"是志告成……足见君爱乡心切，故其言之深而意之匝也。是志之传又何疑焉？"（李根源语）"是志表敬之功，为不可没也"（孔昭晋语）。"是书告竣，当与张君壬士《木渎小志》并行不悖，更足征我志局人才辈出，文献皆信而有征。况近今政治改革、风俗移易，势必举先民所习惯、往代所流传者，变更不一，皆将湮没无闻。不有作者，谁诏来兹。然则，是书不独有裨于一乡，且于吾吴，毅然负世之责焉。爰弁数言于简端，以志钦佩"（曹宝书语）。
　　根据出版时的署名，《相城小志》总纂是陶惟坻，《江苏旧方志提要》　称他是"里人"。其实，陶惟坻（1855-1930，字小沚）不是相城人，而吴县周庄（今属昆山）人。他父陶煦，曾撰有《租核》，编纂过光绪《周庄镇志》。陶惟坻是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选任河南知县。民国12年（1923），参加柳亚子、叶楚伧在苏州发起的新南社。民国16年，应江苏省政府之聘，担任苏州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民国18年，聘为《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担任采访员，并主纂《职官志》。是年1月，应湘城市总董、《相城小志》编纂主任姚元桂（字仲舫）的邀请，担任《相城小志》总纂。陶惟坻在《相城小志》最后有则"题跋"，云：已己（1929年）夏历元旦后，感寒咳作，懒于出门，承姚仲芳（舫）君以《相城小志》诚恳委为重正，爰先取下册，率鄙臆而随读随绳之，一旬始毕，就心之觉其所不安者，略求其安，亦不自决以为果合否也，幸仲芳君还为鉴酌定之。
　　叙述十分清楚，姚仲舫送去志稿上下二册，陶惟坻当时身体原因，只留下了下册，"随读随绳之"，仅仅用了一旬时间，就完成交了差。由此，更进一步证明施兆麟对《相城小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