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不仅仅是一位成就斐然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学术成果丰富的学问家。其20岁出头就师从著名学者陈垣先生，“获闻学术流别及考订之学”（《启功丛稿•论文卷•前言》），具有严谨的学术规范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启功先生学术研究涉及范围较广，小学、诗文、古汉语等领域皆有成就，而于书画的考证之学也是其学问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敬读这类文章，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位学人的严谨和深入，其次才是其对书画研究的真知灼见。本文不揣浅陋，仅以书法考证类文章为据，梳理启功先生对书法史研究所重视和关注的重要方面，以就教于方家。

　　启功先生关于书法的考证类文章，题材皆为人们所熟悉、但又存有众多疑问的书法史公案，如《急就篇》、《平复帖》、《兰亭帖》、《书谱》、《自叙帖》等的真伪、传本等问题。启功先生皆以不屈不挠之精神和“无徵不信为立言行文之根本”（《启功丛稿•论文卷•前言》），耙梳文献，检索史料，以事实为据和综合分析之逻辑方法，澄清前人混淆之说，析解概念之定义，还原流变之始末，列举考索传本之真伪，皆深具现实之意义，为后人正确认识和研究书法史指点门径。

　　一

　　概念是学术文章之始，也是文章的基石。概念有误或不准确，将直接影响文章的立论和行文。所以，凡学人皆重视概念之准确与贴切。启功先生于概念极为重视，于书法考证类文章中尤然。在这类文章中，所涉概念虽非多，但也往往不吝笔墨，详为定义，务使准确。试举例说明。

　　在《〈急就篇〉传本考》一文中，启功先生对“篇”、“章”二字详作考索和解释。他首先跳脱书法之狭义束缚，检索史料，指出《汉志》记载为《急就篇》;夏侯湛《四库全书•抵疑》及《北齐书》则谓或有“篇”字，或无“篇”字;而《隋志》及《魏书》则称《急就章》。他进而指出：“指全篇者称篇，指裁割者称章。后世不知其别，误以章代称篇耳。”说明“篇”、“章”所指和时代名称使用之不同。启功先生还引用了字书《玉海•急就篇》罗愿的跋：

　　游当孝元时，去李斯等已远，独能取《仓颉篇》中正字，类而韵之，使操觚小童，不随俗迷误。自东汉杜度、张芝善稿法，始用以写此章，号为章草，说者因谓草书起于游，盖不察作书之意。

　　指出《急就篇》首先是字书，是汉时教蒙童的小学书，所以后世读者不能仅从书法角度理解，更不能仅以章草来理解。但此字书不随《爰历》、《凡将》诸篇而失传，则有赖“后世习草，为之传写”。所以，启功先生在此文篇末说：

　　《急就》者，古小学书也，见于《汉书•艺文志》。

　　他之所以专门强调《急就篇》为字书，旨在提醒书人不单以书法来认识《急就篇》。启功先生文中列举了《急就篇》的不同传本，其中包括隶书、真书、今草和章草等不同字体所写，都是基于人们传抄字书的目的，而今日流传则以章草写本为最多罢了。正是基于最基本的“篇”、“章”概念的厘定和对于其本为字书的判断，启功先生得出结论：

　　章草者，字体之名也。急就章者，书之篇章名也。章草得名之由，众说多歧。或谓由于书写《急就章》者，亦无确据。即使果然，字体名亦不足以代书篇名也。后世竟或有以章草二字代称《急就章》，则误矣。又《急就章》因历代书家传写，又几成法帖之名。

　　在《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一文中，启功先生首先就对原迹、真迹、真本、摹本诸概念加以说明，并因后世传本无法准确归于以上诸概念而使用了另一概念，即“墨迹大卷”，以防止表达不清，产生歧义。

　　二

　　传本是法书流传的版本形式，包括了真本、摹本、临本、拓本、珍本、善本等等不同情况。因为殊异的使用目的、媒介材质、历史情况、经历沿革等，造成上述不同的版本形式。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记录着不同的历史信息。同时，因为时间的久远、所经战火天灾等因素的影响，上述版本之于某种特定的法书又不再具有一一对应的意义，有的反而呈现出相互纠结的复杂情况。所以，考证版本的源流，梳理其流变就显得非常重要。启功先生的书法考证类文章就非常重视法书传本的沿革，从文献记载、前人论述、收藏印记、题跋言论等出发，分析梳理，相互验证，判断真伪，厘清脉络，还原史实，成为后人了解某些特定法书传本的重要依据。

　　在启功先生的书法考证类文章中，关于传本考证的占大部分，如《〈急就篇〉传本考》、《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平复帖〉说并释文》、《〈兰亭帖〉考》、《孙过庭〈书谱〉考》等。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在《〈急就篇〉传本考》一文中，启功先生在《绪论》中对“篇”、“章”二字定义之后，即指出考证《急就篇》之传本的意义。他说：

　　今世所传，以章草写本为最多，故校订所资，自以章草本为用最巨。其本来源既古，居今视之，其用有二：一以考证汉人小学之书，一以研究书体沿革。

　　很显然，启功先生这里并非研究小学，其主要之目的就是要厘清版本流传，研究书体的沿革，还原书史之真面目。在后面的行文中，启功先生按“已佚古本”、“皇象本”、“伪刻古本”、“传世诸本”等不同层次逐一梳理，每种传本考证皆依史实，绝不主观臆断。

　　在“已佚古本”中，启功先生依据文献列举了十家，分别为崔瑗、张芝、钟繇、索靖、卫夫人、王羲之、萧子云、崔浩、陆柬之、宋太宗临本，时间跨度自汉至宋，所引文献包括《急就篇》颜注本、《魏书》、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宣和书谱》、《玉海》刊王应麟补注本、叶梦得《跋索靖章草急就篇》、释文莹《玉壶野史》、张丑《清河书画舫》、黄伯思《东观余论》和《跋章草急就补亡后》等十余种，其徵引之广博可见一斑。

　　在“皇象本”中，因其为唯一流传下来之古本，启功先生更是着墨甚多，从书法风格、版本纪年、文字缺佚、墨本装裱、翻刻移行等方面分析论证，并详录十一家跋语，以为确证，考索皇象本之流传与特征。

　　而在“传世诸本”中，启功先生再按书体分为“隶、真、今草写本”和“章草写本”两类加以列举。其中前者列举十一种，分别为汉人隶书本三种、魏刻古文残字、晋人隶书残纸、晋人隶草合写本残纸、高昌真书写本残字纸、颜师古注本、空海今草写本、赵孟頫真书本和俞和真书本。就《急就篇》而言，人们对这些传本比较陌生，启功先生的梳理则有助于全面认识《急就篇》。“章草写本”除古本松江本外，多为元明人临本、摹本，分别为玉烟堂帖本、徐铉本、赵孟頫本三种、邓文原写本、宋克写本四种、乾隆御笔本、独抱庐木刻松江本、泰和馆帖和《韬庐隶谱》本共十四种。同时，启功先生根据史料推断，元明时“盖有石刻本流传于世”，“元代流传古章草本，尚有他种完本”，只是未经亲见，只好付之阙如。

　　三

　　米芾曾有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这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到宋时，王羲之的真迹已经越来越少，唐钩摹的蜡纸本已经受到藏家的重视;二是米芾虽然讽刺收蜡纸的藏家是“痴儿”，但也隐含了一种无奈，并指出了王羲之书法在后世的一种倾向，即人们不得不将唐钩摹的蜡纸本当作和王羲之的真迹一样去收藏和学习。因为即使是米芾，也只不过见过王羲之《王略帖》等极少几件真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成为现实，即使在乾隆时的“三希”也不免将《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这样的摹拓本收入其中。至启功先生时，能亲睹唐钩摹的蜡纸本已经算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所以，重新认识唐钩摹的蜡纸本的现实意义就成为必然。在《〈唐摹万岁通天帖〉考》一文中，启功先生就提出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王羲之书法的唐钩摹的蜡纸本的问题。

　　当然，后世的各类摹拓本很多，所以就牵涉到精粗之别。那些历史久远而又钩摹精准的摹拓本，理应受到后世的重视。启功先生说：

　　这类摹拓本当然历代都可制作，总以唐代硬黄蜡纸所摹为最精。它们是从原迹直接钩出，称得起是第一手材料。

　　很显然，唐时的钩摹本不仅因为年代久远，更重要是因为直接从真迹上钩摹出来，其所用纸质和钩法皆与后代不同，有的直接由专业摹手或当时著名书法家完成，所以其下真迹一等的可信度非后世摹拓本所能比拟。《唐摹万岁通天帖》是武则天命人根据王氏后代王方庆家藏真迹摹出，所以摹拓精美。启功先生说：

　　至于《唐摹万岁通天帖》不但没有误摹之笔，即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这在《初月帖》中最为明显，如此忠实，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所以朱彝尊说它“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确是丝毫不夸张的。

　　现存的《唐摹万岁通天帖》包括了王羲之、王荟、王徽之、王献之、王僧虔、王慈、王志的共七人十帖。它在明清时不被重视，不是因为其钩摹不精妙，而可能只是因为它的上面明明写着“钩摹”二字而已。所以，启功先生考证它，重新认识和评价它，正是要人们看到它的价值。在《〈唐摹万岁通天帖〉考》一文中，启功先生认为，摹手忠实地再现了王系一门书法的衔接延续和他们精美的书法笔法和精神气度。启功先生说：

　　在这卷中，王荟、王慈、王志的行草，纵横挥洒，《世说新语》中所记王谢名流那些倜傥不群的风度，不啻一一跃然纸上。

　　这种精妙的钩摹本也让启功先生想到了清中叶以降阮元、包世臣倡碑抑帖的偏颇。所以，启功先生说：

　　近百余年来所论的“南”、“帖”的根据只不过是《淳化阁帖》，《阁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样子。批评《阁帖》因而牵连到轻视南朝和唐代书家作品的人，从阮元到叶昌炽、康有为，肯定都没见过这卷一类的精摹墨迹。

　　尖笔蜡纸加细钩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拓的间接材料要近真得多。

　　四

　　历史上的名帖因各种原因聚讼很多是常见的事，但既然有聚讼，就必然有正方和反方。在启功先生的考证类文章中，他总是扮演着正方的角色，对那些没有根据无端怀疑的言论和那些为了某些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的记录详加考证，判定真伪，还原史实。

　　仅以《〈兰亭帖〉考》一文为例。

　　《兰亭序》因真迹不存，明清以降多有怀疑。到李文田，更是连文字内容是否为王羲之所撰都加否定。在倡碑的清朝，它的怀疑论有很广泛的影响。因其所据非真，所以影响可谓恶劣。启功先生《〈兰亭帖〉考》一文中，对李文田的观点详加驳斥，以还原历史本真。

　　关于李文田所怀疑的篇题为《临河序》、文拟《金谷序》、文与王右军本集不相应等问题，启功先生一一析解。启功先生认为，篇题之不同，只是因为“（此文）乃王羲之的草稿，草稿未必先写题目，这是常事，也是常识。”关于文拟《金谷序》的问题，启功先生说：

　　《世说》曰“人”曰“方”是别人的品评比况。李跋改“方”为“拟”，以为右军撰文，本来即欲模拟《金谷序》，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而文与王右军本集不相应的问题，启功先生认为，其一《兰亭序》为草稿，几次改稿都有可能;其二是“古人文集中所载，与草稿不相应和墨迹或石刻不相应的极多。且注家有对于引文删节的，也有节取他文或自加按语补充说明的。”启功先生还另举旁证加以说明，如韩愈之文集本与石刻本、欧阳修《集古录》集本与墨迹本等均有诸多不同处。所以，启功先生认为：

　　序文草稿对于全部修禊盛会的文件，仅仅是一部分，今本文集又不是全豹，注家又常有删有补，在这三种情况下来比较它的异同，兰亭帖和《世说》注的不相应，自是必然的事。

　　关于李文田提出的定武石刻笔意不类晋碑，从而怀疑《兰亭帖》是南朝梁、陈以后的墨迹的问题，启功先生指出：“简札和碑版，各有其体。”二者不同，乃自然之事。况且现在出土了很多汉晋墨迹，多有行草，而其中不乏和《兰亭帖》一路很相近的，更能证明李文田臆测之谬。

　　启功先生书法考证类文章徵引详实，论证充分，所论丰富，绝非前文四部分内容所能概括。启功先生虽已仙去，但其学术之严谨规范和为文之实证探索精神，则将一直为后人学习和借鉴。

　　本文发表于《第三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