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驭武”:宋代翰林学士与宰执的选任

宋代翰林学士号称帝王的“私人”,升迁宰执者大有人在。所谓宰执,即宰相和执政。据笔者统计,两宋共有翰林学士371人,其中,官至宰执者163人,占44%。可见,学士院堪称宰执诞生的摇篮。
大用其忠:翰林学士升任宰执的首要因素
在宋代,虽然翰林学士出任宰执的概率较大,但也并非每个翰林学士都能如其所愿。他们能否进入执政集团,与帝王、宰执重臣有很大关系。
人们常用君臣遇合来形容君臣合作的默契。为了主从相得,帝王必然要选择忠于自己的宰执大臣。那些经受过重大政治事件考验、立场坚定、支持过君主的翰林学士,便成为重用的对象。例如,仁宗即位后,刘太后垂帘,翰林学士宋绶对太后久不还政深表不满,仁宗亲政后,宋绶即用为执政。有功于帝王即位的翰林学士也得以用为宰执。英宗病重时,翰林学士张方平力主颖王(神宗)为太子。神宗即位后,张方平便出任参知政事。宁宗朝的翰林学士郑清之,与史弥远一同策划废济王,拥立赵昀(理宗),不到十年,即贵为宰相。在帝王早年为宗王或太子时担任过其属官的翰林学士,君臣之间相知甚深,擢用这些忠诚可靠的“旧人”进入宰执集团,自在情理之中,真宗朝的杨砺、仁宗朝的晏殊、孝宗朝的史浩、理宗朝的杨栋等人即是如此。
任用政治主张与帝王一致的翰林学士为宰执,有利于帝王旨意的贯彻执行。翰林学士曾布向哲宗建议重行新法,并主张改年号以示决心。翰林学士邓润甫也向哲宗力陈绍述先皇变法。他们的主张正合哲宗绍述父皇之意,因此均进入执政集团。翰林学士蔡卞不遗余力地斥逐元祐旧臣,也被哲宗用为尚书右丞。其兄翰林学士蔡京也打着绍述旗号,取得了徽宗的信任,用为尚书左丞,并进而独掌朝纲。
翰林学士最基本的职责是草拟诏令,若能很好地体现君主旨意,也是忠君的表现。翰林学士因“善代王言”而为“润笔执政”者不乏其人。太宗新逝,真宗答应西夏李继迁赐封的请求,封其为定难节度使。真宗希望居丧期间边境安宁,但又不想落得弱势之君的名声。翰林学士宋湜善揣其意图,在制文中说此事是太宗遗命。真宗对此很满意,宋湜因此“不数日参大政”。南宋时,翰林学士楼炤作特赦新复河南州县文,为高宗的求和政策大唱赞歌,不久,他即为签书枢密院事。皇帝甚至以用为宰执来引诱翰林学士草拟诏制,如高宗就曾以执政之位作诱饵,令直学士院曾开在起草与金的国书中体现其议和的旨意。
同秉大政:朝廷重臣对宰执任用的影响
宋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作为士大夫的代表,宰执重臣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皇帝要强化皇权,就必须与他们合作。在重大人事问题诸如新宰执的任命上,君主须听取现任宰执的建议或意见。君主如欲重用翰林学士,也需要取得现任宰执的支持,现任宰执甚至可以推荐人选。太宗时,翰林学士张洎与参知政事寇准交好,寇准极力援引,张洎最终得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吕惠卿对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多有助益,王氏力荐其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能否担任执政,权相的作用更是突出。秦桧独相时期,与其有旧或为其党羽的翰林学士,如翟汝文、孙近、楼炤、范同、程克俊、杨愿、段拂、秦熺、巫伋、汤思退等人,均担任了执政。再如韩侂胄专权时,翰林学士傅伯寿、李壁均因依附韩氏而被用为执政。
为权臣所不容的翰林学士,即使帝王有意大用,也有可能因此搁浅。翰林学士韩维是神宗为太子时的旧人,神宗想让其辅政,但因王安石的极力反对而作罢。高宗欲重用翰林学士綦崇礼,但因他得罪了秦桧,也未能用为执政。这说明,在翰林学士与权臣之间,皇帝似乎更信任后者,因为权臣与君主的关系更为密切。
君主一旦行事强势,宰执图谋干扰帝王的人事安排,当然是不能成功的,宰执也只能退让妥协,以维护君相一体、相互依存的格局。翰林学士李宗谔与宰相王旦关系很好,王旦提议用其为参知政事,真宗不允,王旦也无可奈何。神宗想用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宰相,重臣韩琦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王安石最终仍得以为相。即使在权相极盛之时,也未必能阻挠帝王任用翰林学士为执政重臣。陈贵谊曾两度得罪史弥远,但在宁宗、理宗朝仍为翰林学士,并于绍定五年除同签书枢密院事。
精于吏事:翰林学士用为宰执的必备条件
翰林学士是否可堪大任,还得看其处理朝中庶务的能力。为了考察、培养其吏干能力,朝廷经常让翰林学士兼领繁居之职。北宋时期,部分翰林学士兼知开封府、掌三司,知开封府者有36人,后来任宰执者20人,占55.6%;兼三司使者有14人,任宰执者有8人,占57.1%。个别人(如李谘、元绛)甚至在这两个部门都任过职。北宋时期,翰林学士还权任御史中丞、知通进银台封驳司、知审刑院、知审官院、判吏部流内铨、勾当三班院、兼郡牧使等职,这些兼职涉及监察、行政、司法、考课、马政等。此外,他们也承担了许多临时差遣工作,如视察水利,充任安抚使、宣抚使,审定国家财经政策(如盐法、茶法等)、官制等。这类差遣多与国计民生、行政体制的改革有关。翰林学士可据此了解国情,锻炼才干,为日后成为宰执积累宝贵经验。
当然,徒具吏干能力的翰林学士,如果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宰执的支持,也是难以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其才华的。
共治天下:翰林学士与宋代精英政治的崛起

两宋时,大量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表明新型士大夫集团的强势崛起,也体现了宋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较之传统的士族士大夫,这类政治精英的政治责任感更强,维护君主制政体的积极性也更高。由于翰林学士乃帝王的“私人”,因此他们担任宰执后极少对皇权构成威胁,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较之其他朝代并不太突出。即使人们习称的权相,也只有蔡京一人出身于翰林学士,他之所以能够专权,乃是缘于钦宗的宠信。即便蔡京也曾两度被罢相,一切都在皇权控制之中。其他权相,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人,均非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位居宰执者,确有一部分人并无干才,如仁宗朝的章得象,任内“无所建明”,高宗朝的王绹被称为“伴食”执政。但不容否认,翰林学士制度培养了一大批名臣,如做过宰执的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王淮、周必大、真德秀等人,均曾担任翰林学士。值得指出的是,担任执政的翰林学士中,共有84人执掌过枢密院,这是宋朝以文驭武基本国策的表现。在掌军机的翰林学士中,虽然也有虞允文、文天祥这些懂军事的杰出人才,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不通兵家谋略的文士,缺乏统兵作战的能力。翰林学士魏了翁被理宗用为同佥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等地军务,自知难以胜任,便主动请辞。宋代武将曾挖苦知枢密院的文臣:“赋一诗咏退敌骑?”有宋一朝,国防安全始终是个大问题,文臣主枢密,应是宋朝“积弱不振”的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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