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水残山供一死·《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王国维 (南方周末资料图)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周言 著
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
1917年6月29日,王国维往访沈曾植,据沈氏家人说,他恰好赴苏州游玩去了。两人自1915年由罗振玉介绍相识之后,便保持着频繁的往来,不仅论学作诗,也常常讨论时事,月旦政局。这也正是清亡之后的遗老圈中所常见的生活状态:表面减少公开活动,以诗书自娱,暗地则始终互通声息,伺机复辟,而沈曾植恰是复辟派中的领袖人物。(P106)现在我们知道,沈氏家人的话当然不是真的。这一年的夏天,张勋在京拥立溥仪复辟,此时的沈曾植,正一路向北,进京参与这一遗老圈期盼已久的行动,而他在这“最为重要的一步上,没有将王国维带上”。(P112)
王国维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角色,恰恰象征着他在整个民国政治变局中的尴尬位置。一方面,“遗老”这一鲜明的政治身份伴随着他的一生,在这一身份下,他不仅与遗老圈保持着广泛的交往,参与社团(如淞社,P99),诗酒唱酬,更曾有入值南书房的经历,与溥仪也不乏交流。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在政治的边缘徘徊游走,不仅在复辟时被排除在外,在进入小朝廷后,也刻意躲避着小朝廷内部的复杂争斗,不愿被卷入其中。(P261)正如周言所说,王国维“虽然算是前清官僚,但是在真正的政治运动中毕竟属于边缘阶层”。(P57)
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王国维都以一个仿佛与政治无涉的书斋学者的形象出现在后世的历史之中。这一形象的最典型的表达,就是陈寅恪在挽词序言中所谓的“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如果说陈氏在之前的挽联中提到的“剩水残山”、“累臣”云云,多少透露出一点遗老政治的消息,那么在挽词序言中的“殉文化”这一表述,不仅遮蔽了王国维的自沉与北伐这一政治事件之间可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P300-302),更使得“殉清”这一激进的政治行为,被纯化为中立的“文化”事件,从而抹去了王国维在具体的历史变动与政治动荡中所遭遇的屈辱与恐惧,以及这些屈辱与恐惧背后所透出的,王国维本人的政治立场与关怀。
而这一点,恰恰是周言此著的独特追求。此书通过对王国维各类存世文献,包括著作、书信、诗文、奏折等材料的详细整理,不仅详尽地考订、还原了王国维本人在民国动荡政局中的出处进退,更系统地钩稽出王氏对其一生所身历的种种政治事件与人物所作的评论。如果说前者所包括的内容,如他与政界遗老的往还、在小朝廷中的表现等等,尚可在一般的王国维传记中见到一二,那么对后者的抉发,则为我们提供了王国维的一个鲜为人所知的侧面。然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的谨小慎微,不论是在书信还是文章中,但凡言论涉及政治,很少有明白如话的阐述与批评。因此,小到字号代称的实指,大到论说背后的时代思潮,要还原王氏政论的历史所指,不仅需要对清末民初政学各界人事的熟稔,亦需要对整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脉络有相当的把握。
本书的研究,也正由此而获得了它的价值。由于本书的努力,我们得以触摸并深入到一个“作为政治观察家的王国维”,在清亡之后,他一面在学问上保持精进,一面腾出手来,密切地观察、评论着民国不断动荡着的政治局势,从清帝逊位到袁世凯称帝,从十月革命到张勋复辟,从欧战到北伐,这位站在时局边缘的前清遗老,始终保持着敏锐而及时的回应。正如冯天瑜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此书“对王先生之于政治的关心加以系统性的研究,还原了王先生为人忽视的关心政治的一面,这或许是此书最大的贡献”。(P5)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指出王国维对民国政治的讨论,不仅是单向度的分析或批评,同时这些言论与表态本身也反过来促使王国维不断确认自身的遗老身份。换句话说,“遗老”这一身份,绝非“自然而然”地支配着王国维的思想与行止,相反,他是在对民国政治事件的思考与品评中,一步步地向这一身份靠拢,在对国内外时局的研判中将其逐渐固化,并最终内化为自己的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王国维对外在世界的政治讨论,同时也是他对内在自我身份的确认。在这一视角下,他的许多言论,都呈示出非常有趣的意味。举例而言,辛亥革命成功后,王国维写下《读史二绝句》,其中有“只怪常山赵延寿,赭袍龙凤向中原”一句,此中的赵延寿以兵败投敌的事迹为人所知,在这里显然指向那些投靠袁世凯的前清官吏。(P22)譬如清季时的国史馆总纂缪荃孙,在清亡后受聘出任了清史馆总纂,可谓“遥相呼应”,而王国维对此嗤之以鼻,谓其“可笑之至,世有此人,真读书者之羞也。”(P89)在这里,对缪氏的嘲讽未尝不是对自身行操的一次确认。
另一个精彩的例子来自他在张勋复辟事件期间的言论,他一方面着急于张勋“至今未见其一话一言”,一方面又担心复辟一事“黄粱未炊而先醒”,其中的纠结紧张,可见一斑。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复辟失败后,他不仅自己决定“以后便拟简出,恐招意外之辱也”,而且在谈到赴京参与复辟的康有为、沈曾植、劳乃宣、刘廷琛诸人时竟说:“北行诸老恐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之后,他听说有“陈、伊二师傅,一投缳,一赴水”之事,更表示“此等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均绝矣”。(P116)在王国维留下“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言投水而死之后,上述言论中的“意外之辱”、“一死谢国”、表彰“赴水”这些言辞,便不免显得更为触目惊心。在他对其他遗民的政治行为的评论中,是否早已预言了自身的悲剧?
王国维的政治论述不仅限于内政,事实上,他对包括欧战在内的世界局势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方面,他对战局给出了具体的判断,认为“此战将为国家主义及社会主义激争之结果,战后恐无胜利国,或暴民专制将覆国家主义而代之,或且波及中国”,(P127)又认为“战后纽约恐将取代伦敦而执天下之牛耳”。(P157)另一方面,他亦试图分析时局背后的动因,在他看来,“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扶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也。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P125)在东西文化论战的熙熙攘攘中,王国维的声音值得更进一步的重视。
此外,俄国革命也始终是王国维政论中的焦点。他将其比喻为中国古代的井田之制,并认为其“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意谓其必然失败。(P140)但同时,他又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在他看来,一旦无法迅速消灭“过激党”,中国迟早也将俄化,正是在这一认识脉络中,王国维作出了“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的著名预言。尽管王国维本人曾说,“始于共和,终于共产”云云,不过是“行文陪衬之笔”,不值得反复提及,但由于这一判断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简洁与精准,使其成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后世史家所再三致意的对象,这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讯息,怕亦未必能为王氏所想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虽然着力于王国维的政治关怀,却并未将其学术发展置之不理。相反,作者时时不忘呈现出政学两者的互动与渗透,尤其是政治对学术的影响。这一影响借由两条路径发生,其一是与其他遗老的交往所产生的影响,譬如与沈曾植在古音韵学上的切磋往还,成为王氏撰写《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的动因。(P59)其二是政局本身的直接触动,如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避地东渡,其学问倾向也为之一变,据其弟子徐中舒和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回忆,他不仅转向中国经学的研究,开始精读十三经与前四史,更“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P2)其姿态之决绝,于焉可见。
在张勋复辟失败后,王国维写下《殷周制度论》,自承“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在对殷周鼎革之际制度变迁的考索中,亦不难见出王氏对国家命运与理想政治的寄意与想象。此外,在本书作者看来,王国维的礼制研究与复辟浪潮(P81)、元史研究与苏俄政局(P169)、《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与清帝出宫之间(P284),都存在着彼此呼应的关系。不过,这些关联或许依旧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学术研究自有其脉络渊源,绝非对政治变动的镜像回应,若非对王氏的学术文本作足够充分的展开分析,以及对这些领域本身有足够扎实的了解,要坐实上述这些关联,恐怕并不容易。
这就要求作者具有王国维研究之外的政治/学术研究的视野与能力,如果说本书尚留下什么遗憾的话,也正在于此。作者醉心于对王国维政论材料的钩稽与说明,虽然细密地还原出王氏对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反应与评论,但却未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统贯性的思想框架,了解这个作为“边缘遗老”的王国维,在其留下的大量政治评论背后的理念,并以此建立起一个独特的、透视民国政局的新视角。换句话说,对这一研究的深化,不仅要进入遗老世界,更要跳出遗老世界,不然,我们很容易被遗老史观所束缚与裹挟,从而在对琐碎材料的复述与呈示中,成为一个单纯的注释者,失去了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而加以把握与分析的能力。
最新推荐
江西王家大祠堂:规模
祠堂,很多人都知道,在南方是很常见的,它主要用于祭祀祖先 [详细内容]
- · 江西王家大祠堂:规模之大在全国极为罕见,
- · 他是湖北“王姓”最长寿的开国将军,打仗不
-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王永志院士逝世,
- · 恭祝全世界王氏宗亲网友端午节安康
- · 金门第十一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散记
- · 浙江百姓家谱研究会考察梅溪状元故里
- · 太子晋·王子乔与中华王氏始祖寻根
- · 余王共脉:一段坚守与回归的传奇
- · 贺泰国海南王氏宗亲会四十五周年庆典
- · 新城王氏溯源·“诸城之初家庄”确有其村







